湖南
1935年1月，贵州遵义，一栋灰白相间的二层小楼里，一盏油灯亮了三天三夜。外面天寒地冻，屋里炭火忽明忽暗，十几个人的影子映在墙上，或站或坐，争论声隔着墙都听得见。谁也没想到，这间不过二十多平米的客厅里，正在发生的事情，会在一百年后依然被人反复提起、反复琢磨。
这三天，叫遵义会议。教科书上那行字——“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每个字都沉甸甸的。可这九个字背后，到底藏着什么？一支从八万多人打到只剩三万的队伍，一个被“洋顾问”和“外来和尚”带到沟里的政权，怎么就在这三天里，从悬崖边上给拽回来了？
咱们今儿不背书，不念经，就实打实地把这三天的事，往前倒倒，往后捋捋，掰开揉碎了说。8000字，把里头那点惊心动魄、那点九死一生，全给你翻出来。
一、湘江的水都红了，八万多人打成了三万
要说遵义会议，得先说说之前那场让人后脊梁发凉的仗——湘江战役。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于都出发，号称八万六千人。那时候谁也不知道这是一条什么路，只知道国民党军队在后头追，前面堵，咬着不放。蒋介石在湘江两岸布置了三十万重兵，四道封锁线，飞机大炮全摆上了。
红军拼了命地往西突，湘江一战，那是真真正正的“血染湘江”。浮桥炸断了又架，架好了又炸。殿后的部队成连成营地倒下，红五军团三十四师，五千多人，打到最后一个都没能过江。等主力部队终于甩开追兵回头看的时候，八万六千人，只剩了三万多点。
老兵后来提起这仗，都是抹眼泪的。
可最要命的不是死了多少人，是死了这么多之后，大家发现——走错路了。
当时中央的决策权掌握在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手里。博古是总书记，可他不懂军事；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顾问，懂打仗，可他懂的是欧洲那一套。用中国老兵的话说：这是“没本钱还打洋仗”。
红军一路从苏区撤出来，李德坚持要去湘西和贺龙、萧克的部队会合。可蒋介石早就布好了口袋阵，就等着红军往里钻。通道会议上，毛泽东拍桌子说不能去湘西，那是自投罗网。这才临时改道去了贵州。
可到了贵州，问题还没解决——往哪走？下一步怎么办？李德还是在那按地图指挥，地图上画得挺顺的路，走着走着就是死胡同。毛泽东那会儿身体不好，疟疾刚好，躺在担架上跟王稼祥、张闻天一路走一路聊。三个人躺在一副担架边上，把这段时间的仗一仗一仗地捋，越捋越清楚——问题不在敌人太强，在自己人指挥上出了大毛病。
不满的情绪像野火一样在队伍里烧。彭德怀脾气暴，当面就骂李德是“崽卖爷田心不痛”。红军战士虽然不懂什么战略战术，可仗打成这样，大家心里都憋着一口气。
正是在这种“再不改就全完了”的气氛里，遵义会议被推上了台面。
二、三天三夜，二十个人，把天捅了个窟窿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下了黔北重镇遵义。这是长征以来打下的第一座像样的城市，部队终于能喘口气了。更关键的是，在这里，红军摆脱了国民党追兵，赢得了难得的休整时间。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个人一合计——不能再拖了。王稼祥主动向中央提议，在遵义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把账算清楚。博古那边虽然不情愿，可形势比人强，同意了。
1月15日到17日，这栋柏辉章公馆二楼的小客厅里，坐了一圈人。名单拉出来，都是后来响当当的名字：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陈云、刘少奇、彭德怀、刘伯承、聂荣臻……加上李德和翻译伍修权，拢共二十个人。这二十个人，在接下来的三天里，要把整个中国革命的航向拧过来。
第一天，博古先作主报告。他讲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失败，主要归了三条：敌人太强，苏区太小，红军太弱。总之，客观原因占了八成，自己这边问题不大。
这套说辞，在场的人谁信？谁也不信。
紧接着周恩来站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