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6任首相——英国政坛重走百年前老路？

安迪·伯纳姆于2026年7月20日就任英国首相。至此，英国政坛在过去10年间经历了极为罕见的政治动荡，先后更换了6位首相（特蕾莎·梅、鲍里斯·约翰逊、莉兹·特拉斯、里希·苏纳克、基尔·斯塔默、安迪·伯纳姆）。而1979年至2007年，英国先后有玛格丽特·撒切尔、约翰·梅杰和托尼·布莱尔三位首相——28年才换了3位首相。英国走马灯似的换帅，让人不禁思考为什么？脱欧？两党制失灵？民粹主义的崛起？英国的政治是不是无药可救？

但这种现象其实“史有前例”。1827年-1830年，英国3年更换4位首相；1852年-1859年，在短短7年时间里，英国更换了4位首相（5次内阁）；1922-1929年期间，英国在短短7年内更换了6次内阁（4位首相分别是大卫·劳合·乔治、安德鲁·博纳·劳、斯坦利·鲍德温、拉姆齐·麦克唐纳，其中鲍德温和麦克唐纳都曾两次出任首相，两次组阁），并在两年内举行了3次大选。维多利亚时代政局混乱主要是由于党争和个人原因，但英国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与今天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对比这两个时期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下英国的现实。

经济压力

当下，英国经济面临极大的通胀压力。造成这一后果的主要原因是脱欧，还有新冠疫情、乌克兰战争、美以伊战争以及更广泛意义上动荡的全球地缘政治格局。2016年脱欧宣传最引人注目的是红色大巴上的标语——“脱欧每周可省下3.5亿英镑，用来支持NHS”。事实是，扣除欧盟给英国的返还款（Rebates）以及给英国农民、大学的补助后，英国实际交给欧盟的净资产每周约为1.1亿英镑，不足大巴标语的1/3。此外，脱欧本身让英国付出了约305亿英镑的“分手费”,使经济萎缩，抵消了潜在的红利。在脱欧十年后，“英国预算监督机构”（OBR）评估，脱欧导致英国的进出口贸易额下降了约15%，长期的生产率和GDP均受到严重削弱（该研究已扣除了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冲突产生的影响）。脱欧后，英国虽然与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签署了贸易协议并与印度、美国开展谈判，但这些根本无法弥补退出欧盟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带来的巨大损失。因此脱欧留下的是一个贫困、混乱、充满幻灭感且极度分裂的社会。投票脱欧的人不会责怪自己的选择，而是责备政客，认为他们没有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因此通过手中的选票或民意调查表表达不满，无力改变局面的首相不得不辞职。

这与20世纪20年代的情况类似。当时，英国正在努力走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影。这场战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英国付出的代价却十分巨大。这场战争不仅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也摧毁了经济，1914年至1919年间，英国政府的直接战争支出高达约32.5亿英镑（按当时实际面值计算）。动荡时期往往伴随着巨额公共债务。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国债约为6.5亿英镑，而战争结束时，其公共债务已接近80亿英镑。这意味着政府不得不提高税收，使其达到历史新高，但却无力提供足够的公共服务。而这一切都发生在英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选民扩充时期。自1918年起，21岁以上的男性获得选举权；自1928年起，21岁的女性也获得了选举权。各党派都在竭力争取这些新选票，政党分裂，多数席位消失。战后英国经历的工业动荡、全国大罢工，以及随后的大萧条，这一切都使得治理国家变得异常艰难。无法扭转局面的领导人也很快下台。

“新媒体”的冲击

今天，在英国，社交媒体（Instagram、Twitter、YouTube和X）已成为公众获取新闻的主要渠道。过去十年间，纸质报纸的销量大幅下降，电视观众人数也在减少，而通过社交媒体获取新闻的人数则有所增加。根据“英国通讯管理局”（Ofcom）官方报告，2024年有71%的英国成年人通过网络获取新闻，历史上首次超越通过电视（70%）看新闻的人数。超过半数（52%）的英国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获取新闻；在16-24岁群体中，这一比例高达82%。根据“英国出版物发行量稽核局”（ABC）与《新闻公报》（Press Gazette）的数据，截至2025年3月，英国报纸印数与销量保持年均10%–16%的大幅下滑，全英已没有任何一家地方性日报的纸质发行量能达到2万份以上。随着埃隆·马斯克和马克·扎克伯格等科技巨头掌控着一些全球最大的社交平台，人们对政治和新闻的信任度一直在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善用社交媒体的政客不断更新自己的发布，从而吸引大批追随者。但因为缺乏监管、审查，也导致一些虚假消息传播。这也造成了社会的极化，因为算法会精准投喂浏览社交媒体的人，导致社会越发分裂、极化。

20世纪20年代，报纸、广播、电视作为“新媒体”出现，《每日邮报》《每日快报》和《每日镜报》等全国性日报兴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它们每天销量300万份。但20年后，销量飙升至1000万份。这些影响力巨大的新型日报价格低廉，人手可得。它们正在左右舆论走向。1922年英国广播公司（BBC）成立，广播也随之出现。突然之间，每个人都听到了同样的消息。这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稳定。但这同时也意味着政治家们必须制定新的策略，学习新的技能，他们必须学习如何对着镜头、麦克风讲话。政治家与公众互动的方式从此彻底改变。今天的局面与彼时类似。

民主制面临的挑战

今天，英国频繁换帅让人们对民主制充满疑惑，受到最大冲击的是两党制。脱欧加剧了政党体系内部的各种矛盾。如在与欧盟的马拉松式的谈判中，特蕾莎·梅试图在保留欧洲共同市场利益与限制移民之间寻找妥协（即软脱欧派），但这遭到了党内强硬派的抵制（即硬脱欧派），这导致了特蕾莎·梅内阁的瘫痪与倒台。2019年鲍里斯·约翰逊上台后，为了强行通过脱欧协议，开除了包括丘吉尔孙子在内的21名资深保守党温和派议员的党籍。这一举动破坏了保守党一百多年来包容的政治传统，使保守党急剧向右翼民粹化转向，丧失了大量的温和中产选民。工党的境况也不容乐观，在杰里米·科尔宾领导工党期间，工党在脱欧问题上采取了极其模糊和摇摆的策略，既想争取留欧派选民，又不敢得罪脱欧派选民。这种战略摇摆导致工党在2019年大选中遭遇惨败。选民不再认为自己是“保守党选民”或“工党选民”，而是自称留欧派或脱欧派。这种身份政治极其情绪化，使得两党为了迎合选民的极化情绪，不得不抛弃温和妥协的中间路线，转而走向对抗。

更为糟糕的是，选民们对两大政党的表现极度失望。工党与保守党的总支持率从2017年的80%跌至如今各自仅剩20%左右，取而代之的是更加激进、对立的绿党与改革党（Reform UK）。这对两党造成威胁，如威尔士民族主义党控制了威尔士的议会，终结了工党在该地长达一个世纪的统治地位；绿党在伦敦获得大量选民支持；由奈杰尔·法拉奇领导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改革党控制了全国各地的议会（Council）。

百年前，类似的局面曾经上演。20世纪初，英国主要政党是保守党和自由党。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自由党内部造成了严重分裂，而这种分裂导致了工党的崛起。虽然工党在一战后从未赢得过多数席位，但他们进入了政府，并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不断挤压自由党的势力。1924年工党首次组阁执政时（并不是议会中的多数党），场面极其动荡。时人认为工党是一个具有破坏性的政党，如殖民地事务大臣吉米·托马斯之前是铁路工，担任首相的拉姆齐·麦克唐纳是一位农场劳工的私生子。反对派口中的“野蛮人”遍布政府各部门。这对传统保守的英国人来说难以接受。因此，20年代的评论家和理论家声称，人们对民主的失望情绪普遍而深刻。1929年BBC一篇文章的题目是《民主正在消亡吗？》。加之，当时法西斯领袖贝尼托·墨索里尼曾进军罗马，共产主义在苏联取得胜利。看到欧洲各地的议会制度崩溃，英国民众不禁会问：这样的事情会不会也发生在英国？人们强烈地感觉到，这是一个承受着巨大压力、随时可能崩溃的政治体系。英国也的确出现了法西斯组织。奥斯瓦尔德·莫斯利1931年辞去工党议员职务，组建了一个政党，该党后来发展成为“英国法西斯联盟”。他曾利用刚兴起的广播对英国民众说：“这个国家投票支持重大变革和果断行动。然而，他们的意愿却一次又一次地遭到阻挠。”因此，当时的局面是自由党衰落，工党尚未完全站稳脚跟，法西斯联盟出来“搅局”。两党制，甚至民主制度都在经受考验。

何去何从？

目前，英国的民主制面临危机，其政治也正经历着新媒体带来的冲击，这些新媒体已经颠覆了传统政治运作的方式，甚至对民主政治造成挑战（这不仅是英国独有之现象，而是整个西方都面临的挑战）。英国以及整个西方的民主制遇到的挑战之一是政治的短视。政治总是不断地迎合最新的舆论、民调。民意调查或者“焦点小组访谈”（Focus Group）会让政治家关注民众需要什么样的政治举措，而不是思考对国家愿景而言什么才是最好的，但过度依赖这些数据无疑也是危险的。这使得传统的政党执政策略不能长期贯彻执行。一个明显的悖论是，民主的选举制度也助长了这一倾向，政党（政客）为了上台也在助长这种短视主义。此外，还有政治冷漠，如投票比例过低；以及选举制度本身的问题，如“最高票者当选”（first-past-the-post）的规则。

将今天英国的情况与20世纪20年代对比，两个时期有极大的相似性。这种混乱的政局是由于重大的冲击造成的：今天是英国脱欧后正在经历的局面，20世纪20年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余波。这些危机都对民主的韧性提出挑战，但拥有适应和调试的能力本身也是民主制度的重要防御机制。英国渡过了20世纪20年代的危机，有理由相信，英国也可以渡过这次危机。历史虽然有规律可循，但并不是简单的重复，一些偶然因素也会影响历史的进程（如金融危机、COVID）。身处其中的人们无法找到预测未来的水晶球。

无论如何，考虑到自乔治·坎宁1827年就任首相以来（他本人1827年4月上台，8月病逝），英国首相的平均任期为1275天，几乎正好是3年半——如此看来撒切尔、布莱尔时代反而是“异常”时期。这样看来，也许英国没有处于至暗时刻，但肯定处于查尔斯·狄更斯描述的：“这是最好的时期，这是最坏的时期；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这是绝望的冬天……”

赵秀荣（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