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法庭上，法官问出那个让人心头发紧的问题：“两个孩子，跟谁？”
女儿吓得直往我怀里钻。
四岁半的儿子却忽然抬起头，奶声奶气地说了一句：“我知道爸爸一个秘密，妈妈都不知道。爸爸有个小本本，他说我要说出去，妈妈就不要我了。”
大厅里所有的声音一瞬间消失了。
朱立辉猛地站起来，椅子“哐当”一声撞在地砖上。
他的脸一片惨白，像是被人泼了一桶凉水。
我看着他，手在发抖。
那个同床共枕五年的男人，忽然间变得陌生得可怕。
休庭的法槌敲响时，我听见儿子小声地问：“妈妈，我说错话了吗？”
01
那年春天，镇上油菜花开得正盛。
我从学校下班回来，推开家门就听见一阵窸窸窣窣的响动。
儿子朱子睿趴在电视柜前，半个身子探进最底下的抽屉里，两只小脚悬空蹬着地。
女儿朱子萱坐在沙发上，手里捏着一块饼干，嘴里含含糊糊地喊：“哥哥翻东西，哥哥不乖。”
我放下包，走过去，看到儿子手里攥着一个铁皮饼干盒。
那盒子我认得，过年时装徐福记糖果用的，红底金字，边缘生了一圈锈。
他看见我，手一抖，盒子“哐”地掉在地上。
“你翻什么呢？”我问他。
儿子低着头，两只小手绞在一起。半天才吭出一句：“没……没翻什么。”
我蹲下来捡起盒子，里面空荡荡的，只有几颗化掉的水果糖黏在底上，发出一股腻人的甜味。
我翻过来看了看底下，什么东西都没有。
这盒子在抽屉里放了快一年，平时谁也没碰过，今儿个怎么忽然翻出来了？
正想着，儿子忽然拉着我的衣角，仰头说了句：“妈妈，爸爸的东西，不能看。”
“什么爸爸的东西？”
他嘴巴张了张，又把话咽了回去。
四岁半的孩子，平时话多得跟个小喇叭似的，今儿却像个闷葫芦。
我正要问到底，门口传来钥匙转动的声音，朱立辉回来了。
他进门先换鞋，然后弯腰把掉在地上的铁皮盒子捡起来，随手塞回抽屉里。
动作很自然，像是顺手帮了个忙。
我注意到他塞盒子的时候，食指轻轻拨了一下盒子的暗扣，确认它扣上了。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我问他。
“店里有批水泥送到，卸完就回来了。”他踢掉鞋，走进卧室换衣服。
晚饭桌上，我做了他爱吃的红烧肉。
朱立辉吃了两口，说了句“咸了”，就去盛汤了。
我尝了一口，跟平时一样的做法，不咸不淡。
坐在旁边的女儿忽然抬起头，奶声奶气地问：“爸爸，你是不是不要我们了？”
他和我的筷子同时停住。
“谁跟你说的？”朱立辉放下碗，语气重了。
女儿嘴巴一瘪，眼里蓄出泪花。我赶紧搂住她：“小孩子乱讲的，你凶什么？”
朱立辉没再说话，闷头扒了几口饭就放下碗筷。
他走进书房，把门关上了。
我隔着门听见他压低声音打电话，听不清说了什么，只断断续续听到几个字：“……明天再说……不行……说了别往家里打。”
我端着一碗汤站在门外，犹豫了半天，还是没有抬手敲门。
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朱立辉背对着我，呼吸声均匀，也不知道是真睡还是装睡。
月光透过窗帘缝照进来，我看到他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屏幕朝下扣着。
结婚五年，他从来没有这个习惯。
第二天上午没课，我送完孩子，鬼使神差地拐去了银行。
柜台打出来的流水单清清楚楚，共同账户里只剩两千零三十六块七毛。
半年前存的六万定期，早就被取了个干干净净。
“这钱是什么时候取的？”我问柜员。
柜员查了一下：“三个月前，柜台取的，持卡人是你爱人的名字。”
三个月前。
那时候我还在攒钱，寻思着秋天换台空调。
朱立辉晚上回来，我把流水单摊在茶几上问他。
他看了一眼，语气淡淡的：“做生意周转了，过阵子就填回来。”
“十几万周转，连个招呼都不打？”
“跟你说了你能拿得出钱来？说了也是干着急。”
他丢下这句话，进了卧室，手机又是屏幕朝下扣在床头柜上。
我坐在客厅里，盯着那张流水单，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老话说，枕边人最知枕边心。
可我躺在他身边五年，忽然好像从来没认识过这个人。
那之后的日子，朱立辉越来越晚回家。
有时候到夜里十一点才进门，浑身烟味。
以前他是不抽烟的。
我问他忙什么，他就说店里的事，再多问就要不耐烦。
有一次从外婆家吃完饭往回走的路上，女儿走累了要我抱。我弯腰抱起她，另一只手去牵儿子，儿子却站在路灯底下没动。
“子睿，走了。”
他还是没动，愣愣地看着远处的路口。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路灯下空荡荡的，只有几片叶子被风卷起来，又落下去。
“爸爸的摩托车，”他开口，“刚才是不是从这里过去的？”
我愣了一下：“你看错了。”
“我看到了。”儿子小声说，“后座上坐着个阿姨。”
他的话像一颗小石子，在我心上砸了一个坑。风一直吹，路灯的光晃了晃，我抱着女儿牵着儿子站在那里，觉得自己像个傻子。
02
日子在猜疑和沉默里过了半个月。
三月下旬，朱立辉忽然没有回家。
电话打过去关机，店里的座机也没人接。
我坐在客厅里等到半夜快十二点，门锁才传来响动。
他进门时，身上带着一股陌生的香水味儿，淡得若有若无。
我鼻子好使，一下子就嗅出来了。
“你去哪了？”
“跟朋友吃饭。”
他踢掉鞋，直直走进卧室，扔给我一个后脑勺。
我站在客厅，手里的电话还没放下。
刚才他进门之前，我翻了一下他的手机，他手机正好放在茶几上，屏幕亮了一下。
我一直不知道密码，可那天他就那么随手放在那里，好像已经懒得防我了。
我鬼使神差地拿起来，输了几个数字。
我的生日，不对。
儿子的生日，不对。
最后我试了他的生日，手机锁一下子弹开了。
我翻了相册，最新的几张照片拍的全是建材店里堆着的钢筋水泥。
滑到相册最后，我看到一张合影，像是聚餐时拍的。
朱立辉站在最中间，笑得露出一口白牙。
他旁边坐着一个女人，烫着卷发，穿着件红毛衣，正侧过头跟他说什么。
女人的手指头搭在他的肩头，自然而然的，像是搭了千百回一样。
我把手机放回去，心口像被人攥住了一样喘不上气。我又一次想到儿子在路灯下说过的话。
那个女人的脸，我记下了。
第二天一早，女儿突发高烧，我请了假带她去医院。
回到家时已经中午，儿子一个人在客厅看电视，朱立辉的鞋不在门口，他又出去了。
我把女儿安顿好，拿着那罐铁皮饼干盒坐下来。
盒子里空空的，只有几粒化掉的糖。
我伸手进去掏了掏底部，指尖碰到一个凹槽，像是个暗格。
我费了好大劲才打开，里面露出一把小钥匙，铜色的，很旧，上面磨得发亮。
我刚拿起来，儿子忽然从沙发后面探出头来，脸色白白的：“妈妈，那个东西不能拿。”
“这是什么钥匙？”我问他。
他摇头，拽着我的衣角，声音带着哭腔：“爸爸说了，谁也不能说。说了妈妈就不要我们了。”
我愣住了。朱立辉到底跟孩子说了什么？我蹲下来抱住他，轻轻拍他的背：“不怕，妈妈在呢。爸爸说的话不对，妈妈不会不要你们的。”
儿子伏在我肩膀上，抖得像一只惊了的小兽。
晚上朱立辉回来，我没问那把钥匙的事。
我把铁盒原样放回去，假装什么都没发生。
夜里他睡着之后，我暗暗在手机上记下了那个暗格的构造。
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磨人。
我白天上课，下班接娃做饭，晚上关在房间改作业。
朱立辉依旧不爱说话，倒是有一回主动开了一瓶啤酒，放了一碟花生米在茶几上，说有话跟我讲。
他端起酒杯喝了一口：“美琳，咱们离了吧。”
我端着水杯的手停在半空。
“你说什么？”
“我过得没意思了。”他说这话的语气平淡得很，“咱们好聚好散，两个孩子，你一个我一个。”
水杯里的水晃了晃，洒在我的手背上。
我看着他的脸，想找到一丝开玩笑的表情。
没有。
他那张脸平静得可怕，像早就打好草稿，把这句话练了一百遍。
“你把话说清楚。”我把水杯放下，“什么叫我一个你一个？”
朱立辉沉默了一会儿：“子萱跟你，子睿跟我。”
“朱立辉，我们结婚五年，我哪里对不起你了？”我的声音开始发抖，“你说过不下去，总得有个理由吧，你说啊。”
他站起来，把啤酒瓶往桌上一磕：“没什么理由，就是过不下去了，好聚好散行不行？”
那一晚，他抱起枕头去了书房。
我在卧室里坐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起来，他留下一张纸条压在茶几上，字写得歪歪扭扭：周末我去法院起诉，你找个律师。
我看着那张纸条，撕成两半，叠好放进抽屉里。
当晚我打了个电话给母亲邓秀芬。
老太太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美琳，你嫁他的时候，妈就不怎么看好。可你自己选的，妈认了。如今他提离婚，你只管张嘴谈条件，别的什么都别多想了。”
我抬着头，抿着嘴，憋住眼泪。
朱立辉说到做到。
周末他真的去法院提交了起诉材料。
街道司法所的人给我打了电话，问我愿不愿意调解。
我说不用了。
没过几天，我收到法院的传票，打开那一刻，手还是抖的。
儿子站在旁边，仰着脸问我：“妈妈，爸爸真的要跟我们分开吗？”
我蹲下去，努力翘起嘴角：“不是你们。不管怎么样，妈妈都会跟你们在一起。”
他点点头，小脸绷得紧紧的，像一个小大人。
我看着他的侧脸，恍惚间觉得儿子哪里变了，话变少了，也不怎么笑了。
放学回来就坐在窗边玩玩具车，从前他可最喜欢黏着朱立辉学走路。
这份感觉说不清楚，像一根刺扎在肉里，看不见，却时时作疼。
03
四月初，我去了朱立辉的建材店。
店门半开着，卷帘门拉到一半。
我从底下弯腰钻进去，里面堆着一袋袋水泥，西边靠墙立着几个架子，摆满了五金件。
办公室在里间，门虚掩着，我推门进去，看到桌上摆着一只奶瓶，还有一条小孩的围嘴搭在椅子背儿上。
我站在那里，看着那只奶瓶，心里一阵阵发凉。
“谁让你进办公室的？”身后传来声音，我回头，朱立辉站在门口，手里拖着一个大货箱。
他的眼神有些不自在，来回闪了几秒钟，才说：“你来了。”
“桌上的奶瓶是谁的？”
“店里新招的会计陈姐的，她儿子刚满一岁，有时候没人带娃就抱店里来。”他说得头头是道，把货箱放下，走过来，顺手把奶瓶收进柜子里。
“陈姐？”
“嗯，你就见过一次，来的时候你不在。”
我没有追问。
回头看了一眼办公桌，桌角压着一沓送货单，最上面一张写着“朱海燕”的名字。
朱海燕是朱立辉的妹妹，在县城做服装生意。
我心里忽然“咯噔”一下，那天在银行打流水单，好像见过这个名字。
但当时没在意。
我没多停留，出了店门，转身去了县城。
找到表姐开的美容院，借她的电脑上网查了朱海燕的注册信息，确实有一家服装店，法人代表是朱海燕。
可奇怪的是，注册地址写的是邻省。
我的手指停在键盘上。
邻省，我们结婚五年，最远就去过市里两次。
朱立辉平时说的出差，确实有几趟去了邻省，说是谈代理。
我没有多想，现在看来，事情没那么简单。
回到家，女儿的高烧已经退了，正坐在沙发上看动画片。儿子不在家，我问他去哪了，女儿说：“奶奶接走了。”
韩玉嫔来了？我赶紧给婆婆打了电话。电话响了很久才接，婆婆在那头声音沙哑：“美琳，子睿在我这儿，你甭担心，我让他住两天。”
“妈，您怎么突然过来也不说一声？”
婆婆沉默了一会儿，说：“美琳，我听说你们的事……我骂过立辉了。这孩子混账，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我坐在沙发上，握着电话，心里五味杂陈。
婆婆待我一直不错。
虽然有时观念老旧，嘴碎，但从来不苛责我。
可今天她忽然跑来把孩子接走，总觉得不太对劲。
第二天上午，我去接儿子，婆婆家门口停着一辆电动车，车座垫上放着个头盔，粉红色的，女式款。
我轻轻推开门，听见婆婆在厨房里跟人说话：“……这事我管不了，你跟他好好说，别老躲着。”
“那他要是不肯呢？”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婆婆叹了口气：“他不肯，我也没法子。你总逼我，我能怎么办？”
我站在门口，脚步像生了根一样定在原地。那个女人是谁？
我后退一步，故意把门推得很响，扬声喊了句：“妈，我来接子睿了。”
厨房里的声音霎时停了。片刻后，婆婆从里面走出来，神色有些慌张：“来得还挺早。”
我朝她身后看了一眼，厨房门半掩着，看不清里面的人影。我压住忐忑，笑了笑：“子睿呢？”
“楼上跟妹妹玩呢。”
我上楼接了儿子，跟婆婆道了别。
下了楼，我回头看了一眼那辆电动车，记住了车牌号。
回到家，儿子一直闷闷不乐。
晚上给他洗澡时，他忽然冒出一句：“那个阿姨给了我一颗糖。”
“哪个阿姨？”
“奶奶家的那个阿姨。”他想了想，“她烫头发，穿着红裙子，跟我说，以后她会跟爸爸一起住。”
我的手一停，热水浇在孩子背上，他打了个激灵。
“那个阿姨还说了什么？”
儿子歪着头想了半天：“她说让我乖一点，等她跟爸爸结了婚，她给我买新玩具。”
我的耳朵里嗡嗡作响，像有什么东西在撞击我的脑子。“红裙子，烫头发”，跟聚餐照片里那个女人重合在一起。
我没有哭，也没有闹。我坐在浴缸边沿，手里握着毛巾，微微发着抖。儿子看到我的模样，伸手摸了摸我的脸：“妈妈，你怎么了？”
我吸了一下鼻子：“没事。妈妈只是今天有点累。”
那天夜里，我没有睡。等朱立辉回来，我坐在沙发上，平静地看着他：“那个女人是谁？”
他换鞋的动作顿住了。“什么女人？”
“穿红裙子，烫头发的女人。你妈带孩子去她那儿，她给了子睿糖，还说要跟你结婚。”
朱立辉的脸变了，变了很久，最终吐出一句：“你瞎说什么？”
“我有没有瞎说，你自己心里清楚。”我站起身，“朱立辉，咱们夫妻一场，你别让我把话说得太难看。”
他别过脸，没有再看我。我走进卧室，把门反锁了。那一夜，他睡在沙发上。
第二天早上，我听见一阵熟悉的“哐当”声。
朱立辉站在电视柜前，手里握着那个铁皮饼干盒。
他从里面摸出那把铜钥匙，愣了一下，抬头看见我，脸上露出一种难以形容的表情。
“这钥匙，你见过？”
我看着他，没有回答。
他捏着钥匙，沉默了一会儿，最终说的话却是：“这盒子里的东西……跟你没关系。”然后他把钥匙揣进口袋，拎起外套出了门。
我看着关上的门，心跳得怦怦的响，那里面，分明藏着什么。
04
律师姓杨，是我高中同学的表姐，五十多岁，办离婚案子办了二十年。
她看了我的材料，又调了朱立辉的银行流水和税务记录，说了一句让我心惊肉跳的话：“他这笔账，做得很干净。看起来是亏了十几万，但进货的渠道根本对不上，这里面有大问题。”
她从柜子里抽出一份复印件：“这些进货单，有一部分是真实存在的，但价格被放大了将近一倍。剩下的这家供货公司，我查过了，注册地址是假的。”
我听完了，心里又冷又寒。
原来他从半年前就开始准备这场离婚了。
把账做亏，把存款转走，把所有的财产算计得干干净净，然后等着我乖乖签离婚协议。
“你丈夫在外面，应该有别的女人。”杨律师说得很直接，“这种情况我见得太多了。账做得越干净，说明那边的女人催得越急。”
我坐在律师所里，听到这句话，手指不自觉地攥紧了包带。
我想起那把铜钥匙，想起儿子半夜哭喊的“小红本”，想起婆婆话里的欲言又止，一切都有了解释，真相就在眼前，可我还差一步才能抓到它。
韩玉嫔主动来我家里，提着一袋鸡蛋和一箱牛奶，坐在沙发上，沉默了很长时间，才开口：“美琳，妈知道委屈你了。可是夫妻之间有个磕磕绊绊，也是常事。你要是实在不想离，妈去劝他，他不听，妈跟他闹。”
我看着婆婆，看着她发白的鬓角，心里不是滋味。
她这辈子也挺不容易，公公走得早，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长大。
可她此刻眼里的犹豫闪躲，实在太过扎眼。
“妈，您是不是知道些什么？”我轻声问，“您每次来看我，眼神都在躲。”
韩玉嫔的脸色一僵，嘴唇发抖，声音也变了调：“我不知道。我一个老婆子，知道什么？”
“那您告诉我，上回在您家带子睿的那个女人是谁？”
她手里的鸡蛋袋子掉在地上，几颗鸡蛋摔碎了，黄澄澄的蛋液从袋子里渗出来，流到地砖上。她没有弯腰去捡，一直望着我，眼眶忽然红了。
“美琳，”她的声音颤得厉害，“你……你给立辉留条活路吧。”
我蹲下来，把碎掉的鸡蛋一颗一颗捡起来放进垃圾袋里，没有接她的话。婆婆走后，我在厨房里站了很久。
晚上儿子吃完饭，看着电视上的动画片，忽然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妈妈，那把钥匙，我见过。”
“你见过？在哪儿见过？”
“在爸爸的柜子里。”儿子比画着，“爸爸的衣柜最上面有个小箱子，锁着锁。他用那把钥匙开过。”
我愣了一下，抬头看了一眼衣柜。那是我们卧室里的大衣柜，上面有几层隔板，我平时收衣服会踩凳子够到。可我没见过什么小箱子。
“你什么时候见到的？”
儿子想了想：“他打我的那次。”
朱立辉打过他？我猛地抓住儿子的手：“爸爸为什么打你？”
儿子低下头，半天才说：“我不小心在柜子里翻到一个红本子，上面有个阿姨的名字。爸爸看到了，就特别凶，让我别说出去。他说要是说了，妈妈就不要我了。”
他抬起小脸，眼睛里浮着一层水光：“妈妈，你会不要我吗？”
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把他紧紧搂在怀里：“不会，妈妈永远不会不要你。”
那一夜，我等朱立辉睡着，轻手轻脚踩上凳子打开衣柜最上面那层。
里面只有几床旧棉被和两件冬天的厚外套，干干净净，什么小箱子都没有。
他转移了。
我站在凳子上，手指擦过积灰的隔板，指尖碰到一点冰凉的金属。
我低头细看，是一片薄薄的铝片，像是某个小箱子的铭牌，上面刻着一行模糊的数字：LY-0742。
我把它攥在手心里跳下凳子。
开庭前的第四天，杨律师打电话来，说对方请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律师，看来朱立辉是下了血本。
我咬着嘴唇，低声说：“杨姐，麻烦您帮我把那把钥匙和这串数字查一查。”挂掉电话，我看着窗外，雨滴顺着玻璃窗蜿蜒滑落。
快开庭的前一天，韩玉嫔又来了。
她坐在门口的台阶上，手里拎着一个布包，进门时没有换鞋，裤脚沾着湿泥。
她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从未有过的疲惫。
“美琳，”她说，“娘对不住你。你嫁进来这些年，没亏过朱家一分一毫，是立辉对不起你。”她说着，从布包里掏出一个信封，“这个你收着，开庭那天可能用得上。”
我接过信封，揭开一看，里面是两张照片。
一张是朱立辉跟一个女人在公园里散步的远景，另一张是那女人抱着孩子站在医院门口，身后挂着的横幅写着“某某妇产医院”。
“她叫宋雅琴。”婆婆的声音低得像蚊子叫，“生了个儿子……已经一岁多了。”
我攥着那两张照片，指尖微微颤抖。
原来那些我不愿去想的猜测，全都成了事实。
屋里很静，只听见窗外的风呜呜地刮着。
我把照片收好，最后说：“妈，谢谢您。”
韩玉嫔摇摇头，转过身，慢慢地走进楼道，背影矮了许多。我看着她走远，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说不出的滋味。
05
开庭那天，天气闷得厉害。
灰蒙蒙的云压得很低，风里带着一股潮气。
法院门口挤着不少来办事的人，排着长队。
我一手牵着儿子，一手抱着女儿，站在台阶下面等。
没过一会儿，朱立辉从一辆白色轿车里下来，西装革履，头发梳得整整齐齐。
他身后跟着两个男人，一个提着公文包，看起来是他的律师。
他看到我，愣了一下，然后朝我点了点头。我没有回礼，转过头牵着孩子往里走。
法庭不大，几排长椅，旁听席上零星坐着几个人。韩玉嫔坐在最后一排，穿着件灰扑扑的夹克，头发绾得齐整，目光落在我身上，又迅速移开。
审判长是个四十多岁的女法官，戴着眼镜，声音和缓，先从婚姻状况开始问起。
问到我从事什么工作，月收入多少，孩子平时谁带大。
我一一回答，声音尽力平稳。
问到财产分割时，朱立辉的律师站起来，抛出两沓文件：一份建材店的亏损报表，一份家里的共同债务记录。
“被告及其代理人认为，夫妻名下并无共同存款，且男方因生意亏损背负外债，请求法院酌情处理财产分配。”
我坐在原告席上，听着这些话从对面律师嘴里说出来，手心发凉。
朱立辉坐在律师旁边，低着头，没有看我。
杨律师开始反击，提出银行流水存在异常，申请法院调取原始凭证。
法官没有当庭表态，说休庭后再补充调查。
眼看第一轮就要过去，审判长忽然问了一个问题：“两个孩子，目前跟谁生活？”
“跟我。”我说。
朱立辉抬起头：“我希望争取儿子的抚养权。我目前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可以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条件。”
他的律师递上一份收入证明和房产信息。杨律师正要反驳，一直安安静静坐在我身边的儿子忽然开口：“妈妈，我想说话。”
我低声对他说：“现在不能说话，等法官阿姨问你再说。”
可他已经站起来，小小的身子绕过桌子，朝审判长的方向走了两步。
朱立辉的脸色变了，他看了一眼儿子，张了张嘴，又硬生生闭上了。
审判长微微俯身，语气温和：“小朋友，你想说什么？”
儿子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朱立辉，小声说了一句话，那句话像一块石头丢进平静的湖面，炸得满场无声。
“阿姨，我知道爸爸一个秘密。妈妈都不知道。”
寂静，死一般的寂静。我感觉到朱立辉的目光像钉子一样扎过来。
“他有一个红本子，上面写着一个阿姨的名字。”儿子的声音在空旷的法庭里响起，奶声奶气的，却又清晰得像一把刀，“他藏在柜子顶上的小箱子里，用一把铜钥匙锁着。爸爸说，我要说出去，妈妈就不要我了。可是妈妈说了，她不会不要我的。”
我愣住了。
朱立辉的反应比我想象的更激烈。
他猛地站起来，椅子“哐当”一声撞在地砖上，脸上血色尽褪，像被人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衣裳扒了个精光。
他嘴唇哆嗦着：“子睿，别胡说八道——”
审判长敲了敲法槌：“不得打断。”然后她看向朱立辉，目光定了定，又转向法警，“先把孩子带出去。”
我蹲下来抱住儿子，他紧紧地搂着我的脖子，小声问：“妈妈，我说错话了？”
“你没有说错话。”我贴着他的耳朵说，“你说得很对。”
法警走过来，带我和两个孩子先到隔壁的休息室。
我抱着女儿，牵着儿子，走出法庭大门时回头看了一眼。
朱立辉站在被告席上，双手撑着桌沿，低着头，阳光从窗外照进来，落在他发抖的肩膀上，他整个人像一棵被雷劈过的老树，站都站不稳当。
我的心里翻腾着说不清的情绪，痛快有，愤怒有，更多的是一种无法言说的荒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