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拒绝给妹妹捐骨髓,全家当我是仇人,3周后妹妹走了,她病床下的日记让我脊背发凉:姐,我一直都知道那件事,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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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赶回县城那天,天阴得厉害,像要下雨又落不下来。

医院走廊里挤满了人,小姨一看见我就扑上来,拉着我的手不放:“雨涵,你可算回来了,你妹妹她……”我没等她说完,目光越过人群,落在病房门口。

母亲站在那里,老了很多,头发白了大半。

她看见我,嘴唇抖了抖,半天只从喉咙里挤出一句话:“你去看看她吧。”

我进了病房。

雨沫躺在病床上,人瘦得脱了相,颧骨高高凸起,眼窝深深凹陷。

她看见我,嘴角扯出一个虚弱的笑,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木板:“姐,你来了。”我站在原地,手插在外套口袋里,没有靠近她,也没有说话。

她脸上的笑慢慢僵住,像退潮时搁浅在滩涂上的贝壳,一点一点失去光泽。

母亲跟在后面,把一张纸塞进我手里:“配型报告,你们姐妹俩,相合率百分之九十九,医生说成功率很高。”我低头看了一眼,那张纸被母亲攥了一路,边上已经起了毛。

纸上的字很清晰:亲姐妹,人类白细胞抗原相合率,百分之九十九。

我捏着那张纸,指尖冰凉,忽然很想笑。

亲姐妹,相合率百分之九十九。

那十年前,没有一个人跟我说过我们是亲姐妹。

我攥着报告,指甲掐进纸里,指节泛白。

半晌,我把它一撕两半,叠起来,又撕成四片,碎片撒落一地。

母亲愣住了。

病房里所有声音都像被吸走了,只剩下雨沫急促的呼吸声。

我转身走出病房,身后传来母亲压抑的哭声:“雨涵,那是你妹妹啊……”我没有回头。

走廊尽头,苏瑞站在墙角,六岁的孩子,手里攥着一个旧旧的奥特曼玩具,仰头看着我。

他没说话,眼里全是惶恐。

他大概不明白,为什么阿姨要把妈妈救命的报告撕了。

我的脚步顿了那么一顿,又继续往前走。

当天晚上,我住进了医院对面的小旅馆。

房间不大,窗帘拉不严实,外面路灯漏进来,在墙皮发黄的墙壁上映出一道窄窄的亮痕。

我躺在硬板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雨沫那张瘦脱了相的脸。

十年前我离开家那天,她也是这个样子,站在院子里喊我,哭得满脸是泪。

我头也没回,拉着行李箱上了大巴车。



那时我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回这个家了。

没想到十年后,我还是回来了。

回来做什么呢?

那个女人躺在床上,快要死了。

她是我妹妹,哪怕我们之间有隔着一条命的仇,她还是我妹妹。

我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恨恨地想:肖雨涵,你心软什么?

她欠你一条人命。

十年前那个晚上,下了很大的雨。

罗英奕跟我说,他第二天有惊喜告诉我。

我问他什么惊喜,他不肯说,只嘿嘿地笑,隔着电话声音有点模糊:“说了就不叫惊喜了。”我那时躺在厂里女工宿舍的床上,心里甜滋滋的,穿着他送我的那条碎花睡裙,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等他回县城,想着明天他一定会来找我。

没想到第二天一早,等来的是他出车祸的消息。

那天下了一整夜的雨,他开着摩托车,在进县的国道拐弯处,撞上了一辆逆行的农用三轮。

交警说,他当时车速很快,像是急着赶路。

我冲到医院太平间的时候,他已经浑身冰凉,脸上盖着白布。

我掀开,看了一眼,又盖上。

那一刻,世界像被抽空了所有声音。

我蹲在太平间门口,哭到嗓子发不出声音。

他兜里的手机摔碎了屏,通话记录显示,他死前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我妹妹肖雨沫的。

通话时长,十一分钟。

十一年。

我恨了整整十一年。

我恨她为什么要在那个时间给英奕打电话,恨她为什么不拦着他,恨她为什么活得好好的,而英奕躺进了土里。

我甚至恨她那天晚上到底跟英奕说了什么,让他那么着急赶路。

没有人告诉我答案。

母亲说:“你妹妹她也不想的,你别怪她。”舅舅说:“人都没了,你追究这些有什么用?”小姨说:“雨沫都哭了好几天了,你就别再添乱了。”我成了一个不懂事的、不体谅家里人的人。

只有我一个人站在英奕的坟前,像一座孤零零的碑。

葬礼第三天,我就收拾行李走了。

走的时候,雨沫跑出来追我,赤着脚站在院子里的泥地上,哭喊着:“姐,姐你别走。姐,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有回头。

那声对不起,在我耳朵里扎了十年,像一根拔不掉的刺。

我以为她是对不起我,对不起英奕。

原来那句对不起,她说了十年,说的从来都不是那件事。

第二天一早,母亲提着保温桶来旅馆找我。

她敲了三次门,我才去开。

我站在门框边,她不进来,也不把桶递给我,就那么站在门口,弯着腰,像一株被风吹弯了腰的老树。

她说:“雨沫吃不下东西,说想吃你小时候那口糖醋排骨。我做了,你给她端过去吧。”我看着她的脸,那张脸比十年前老了太多,眼角的皱纹像刀刻的,鬓角的白发泛着灰黄的光。

我看着她手里的保温桶,没有接。

母亲的手悬在半空中,指节粗大,手背上爬满了青筋和老年斑,像枯了皮的树枝。

“我还没想好,”我说,“这个饭,你先拿回去。”母亲的嘴唇动了动,声音哑了:“她是你亲妹妹。”我扯了一下嘴角,那股想笑的冲动又上来了:“她是我亲妹妹。那十年前,你们怎么不这么说?”母亲的眼圈刷地红了,她张了张嘴,终究没说出话来,提着保温桶,转身一步一步往楼下走。

我站在门口,看她走到楼梯拐角处,身体晃了一下,赶紧伸手扶住墙。

那个背影让我想起小时候,她背着雨沫去镇上打针,也是这样微微驼着背,走得很快,像怕走慢了雨沫就会疼。

我关上门,在床边坐了很久。

十年了,我以为我已经不在乎了,可看见母亲弯腰驼背的背影,心口还是会一抽一抽地疼。

我恨她。

可我好像也没办法完全恨她。

她是我妈。

她从小背着我下地干活,把唯一一块红烧肉夹到我碗里,说:“雨涵吃,吃了长个子。”她为了给我交高中学费,去镇上砖厂搬了一个暑假的砖,手腕上磨出一层厚厚的茧。

这些东西,我都记得。

可我还记得,英奕死后,我去求她:“妈,你去问问雨沫,那天晚上英奕到底跟她说了什么。”她坐在灶台边,低着头添柴火,半天没有接话。

我追问了三次,她才抬起头,眼睛红红的:“雨沫说你妹妹她不想再提那件事了。”不想再提。

她不想再提,所以我连问他一句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权利都没有。

从那一刻起,我就知道,在这个家里,我的情绪不重要,我的委屈不重要,连我男人死前打的那通电话,都不重要。

重要的只有雨沫。

永远只有雨沫。

下午,亲戚们轮番来旅馆找我。

先是舅舅肖永平,一进门就拍桌子:“雨涵,你还有没有良心?那是你亲妹妹!躺在医院里等着你救命!你倒好,窝在旅馆里不见人!”我没说话,坐在床沿上,盯着窗外看。

他的脾气还是这么急,一句话说不对就想动手。

小时候我和雨沫抢东西,他总是一把拉开我,把东西塞给雨沫:“你是姐姐,你让让妹妹。”我让了整整二十多年。

让到后来,连我男人死了,我都不能在妹妹面前掉一滴眼泪。

“你聋了还是哑了?”舅舅的声音更大了,唾沫星子溅到桌子上。

我这才把目光从窗外收回来,看着他:“舅舅,我这十年在省城,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病,一个人过年。你们谁来看过我一眼?”他张了张嘴,被噎住了。

小姨见气氛僵了,又换了软话:“雨涵,你小时候,不是雨沫天天跟着你屁股后面跑,给你递书包、削铅笔?这一家人过日子,哪有解不开的仇?”我听到这里,总算忍不住了。

我转过头,看着小姨的脸:“小姨,你还记不记得,那年英奕死后,你们谁替我说过一句话?”屋里一下子安静了。

舅舅想说什么,被小姨拉住了袖子。

我没有再看他们,站起来,把窗帘拉了一半:“你们走吧。捐不捐,我会想清楚的。”

他们走后,我在窗边站了很久。

楼下马路上车来车往,有辆白色的车按着喇叭从巷子口开过去,声音刺得人耳朵发麻。

十年前,那辆白色的车,也是这样开过去的。

只是再也没回来。

我掏出手机,翻到相册里那张照片。

那是罗英奕蹲在厂门口,手里举着两个烤红薯,冲镜头笑得像一个偷到糖的小孩。

照片已经有点糊了,可他的笑还是那么亮,亮得我眼眶一热。

晚上,母亲又来了。

她这次没带保温桶,就一个人,空着手站在门外。

我让她进来,她不肯,在门框边站着,两只手交握在身前,手指绞来绞去。

我看着她的手,又抬头看她的脸,她哭过,眼睛肿着,眼角有没擦干净的泪痕。

“妈求你了,”她说,声音很低,像怕被隔壁听见,“妈这辈子没求过你什么,就这一回,行不行?”我没有接话。

“雨沫她还年轻,她还有个孩子,她要是走了,苏瑞才六岁,你让他以后怎么过?”母亲说着说着,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索性膝盖一弯,在我面前跪了下来。

我愣住了。

那双膝盖砸在地上的声响很闷,却像锤子一样砸在我心口上。

我伸手去拉她,她拽着我的胳膊不肯起来,抬起头看我,眼神里全是哀求:“雨涵,是妈不好,妈当年没有护着你,可这次你救救你妹妹,救救她。”我看着跪在地上的母亲,喉咙里像堵了一团棉花,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心脏在胸腔里咚咚地跳,跳得我几乎听不见自己说话的声音:“妈,当年英奕出事,你们让我忍,说为了这个家。我忍了。十年了。你现在让我捐骨髓,你让我拿什么去捐?”母亲垂下了头,肩膀一耸一耸的,没有再说出一个字。

我蹲下来,把她从地上扶起来,扶她坐在床沿上。

她忽然抓住我的手,抓得很紧:“雨涵,妈知道你委屈,妈都记在心里的,可……”她没说完,眼泪又落了下来。

我抽回手,走到窗边,背对着她,声音很轻:“妈,你先回去吧,让我想想。”

母亲走后,我在窗前站到很晚,直到窗外那盏路灯也熄了。

我翻出手机,通讯录里留着罗英奕的名字。

那个号码早就停了,可我一直没舍得删。

我盯着那个名字看了很久,想起他笑起来的样子,想起他那天晚上给我打电话时说的最后一句话:“雨涵,等我,明天我有个惊喜告诉你。”然后他就再也没有回来。

接他电话的雨沫,成了我这十年里最恨的人。

可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

梦里雨沫还是七八岁的样子,扎着两个小辫子,蹲在槐树下捡槐花。

她仰头看我,忽然说了一句:“姐,姐,有些事,你以后就知道了。

第三天上午,我去了县医院。

先做了抽血,又做了配型复核和全面的身体检查,折腾了整整两个多小时。

做检查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我到底在做什么。

我是真的想通了要救她,还是只是被母亲的跪求逼得没办法了?

也许,我也不知道答案。

只知道每次闭上眼,雨沫那张瘦脱了相的脸就浮在眼前,还有苏瑞那句“阿姨,你救救我妈妈好不好”在耳边一遍一遍地响。

我逃不掉。

下午,苏瑾瑜带着苏瑞来旅馆找我。

苏瑞手里抱着一幅画,画纸边上有些卷了。

他怯生生地站在门口,仰头看我,喊了一声“阿姨”。

我弯下腰,伸手摸了摸他的头。

他像只受惊的小猫,缩了一下,又忍住了没躲开。

苏瑾瑜说:“这是雨沫画的,她说这幅画一定要给你看。”我接过那幅画,展开。

画上是两棵槐树,树下一大一小两个女孩,手拉着手,穿着碎花裙子。

大的那个扎着两个羊角辫,小的那个跟在她身后。

画的下方,有雨沫一行小字:“姐姐带我去摘槐花,那年我八岁,姐姐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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