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1962   黄黑妮

张乐平、黄永玉和黄黑妮（自左至右），摄于1962年。张乐平纪念馆提供

养个孩子真不易：婚后的年轻夫妇决定要孩子，先得做预算，备产，未来的祖父母义不容辞地参与设计蓝图，一个孩子从孕育到大学毕业，满打满算二十几年，独生子女的独生子女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乐呵呵地伺候着这些小祖宗，他们不仅提高嗓门儿不吃这个吃那个，或是不愿意吃饭，那还得哄着追着喂。难怪不少年轻人改成养猫狗了。

现今孩子的活法跟计划生育之前的孩子有所不同，那时候当小孩虽然没什么零花钱但玩得开心，绝大多数都有兄弟姐妹。做完功课就在院子甚至胡同里扎堆，叫上伙伴一块儿爬树，跳间，拽包，跳皮筋儿，游泳扑腾几次就会了，除了一日两至三顿饭，只盼春天哪棵杏树结了果，还是青的就被我们全摘了，咔咔几下子吞进肚里，这期间还要仰望桑树上的果子和槐树花儿，槐树花的芯儿是甜的，能蒸窝头。我们住的美院里头有多少棵果树，孩子们都一清二楚的，他们大学生上体育课的双杠，浪木下头有沙土堆，更成了我们小孩的天地，糟糕的是家长们大多在美院上班，他们虽然一点也不担心这些淘气包儿的安危（协和医院就在50米远的右前方），但进出都能看见我们叫唤着疯奔。那时我五岁多，因老请假，美院幼儿园已把我劝退。

1961年，家里来的新阿姨是怀柔的，由她在北京工厂当钳工的姨兄引荐到家里。姨兄本不该由我叫，这么着就乱了辈分，但又找不到更合适我的称呼，姨兄就说算啦算啦。姨兄姨嫂没孩子，星期天姨兄过来用自行车驮着我接到他们家玩。他们住朝阳门外大杂院的两间房，姨嫂给姨兄炒个玻璃肉下酒，给我蒸棒子面菜团子、懒龙。姨兄用小酒盅喝点白酒，给我夹几筷子玻璃肉，就开讲了，从隋唐的罗成到飞檐走壁的燕子李三。院子里也有小孩跟我玩，其中一个孩子穿的棉袄开了花，我说他穿的是花衣服。姨兄带我回家时当玩笑提及。爸爸听了没说什么，晚上把我叫到他跟前，抓住我两个胳膊正色道：你的家里情况好些，不等于可以笑话别人，人家想跟你玩，是看得起你，当你朋友。

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的老师要带学生下乡体验生活了，1962年初春。爸爸联系曾经上过他夜校版画课的张家瑞，安排好体验生活的渔村，大连金县的渔村。我正无所事事，在美院操场滚铁圈，放养得野。爸爸决定带着我去。

先坐火车到天津，再坐轮船，要过一夜。轮船上有图书馆，爸爸去了图书馆，我被摇晃得难熬，挣扎着到了图书馆门口，看到爸爸，一松气就吐了。到大连张家瑞叔叔家搭铺，他特别留了碗玉米掺杂粮的饭给我们吃。次日坐上长途公共汽车到终点，再步行，那帮二十岁左右的学生清一色男生，我称他们为叔叔。叔叔们背着行囊在沙石上行走，我越走越慢，赶不上了。于是他们想出个主意：采了两根野花草，让我拿着走在前头，美其名曰由我领队，后来，好像为了节约赶路时间，还轮流背着我。

据当年版画系三年级的学生、现今的广老（广军）回忆，他们班是和尚班，共20人。

体验生活得跟着渔船出海，和尚班的第一次出海归来，都摇摇晃晃地站在船头，只等着跳到岸上。当地真正的叔叔伯伯都笑，他们力气很大，一下子就能扛起一筐鱼走很远，他们也喜欢听话匣子。在驻地的沙滩往远望过去，海中有个岛，火柴盒那么大，我问伯伯，那上面有什么。伯伯说：“海鸥啊，它们在岩壁上做窝下蛋，我们上那个岛去，给你弄几个海鸥蛋，你给伯伯唱俩歌。”我说好。有天下午，就当真坐船去了。岛小，没什么岸，直上直下的，爸爸沿着只能下一只脚的岩壁边往上爬，一位伯伯把我夹在胳膊上，蹭蹭地沿着岩壁急行。我悬在空中，眼看载我们的船越来越小。岛顶是平的，长了些矮草毛，但风大，为了不让风刮走，我差不多趴着，动也不敢动。爸爸坐我旁边，不像是怕的样子，眼看几位叔叔伯伯各自下去不见了，不一会儿，一位伯伯笑眯眯地爬上来，把手突然摊开：每个手掌心一个海鸥蛋。之后另一个叔叔出现了，我大声喊：看，我有两个海鸥蛋啦，叔叔笑着从裤兜里掏出两个海鸥蛋，说：我这里也有呢。爸爸都先把这些蛋放进他的荷包里，别磕坏了。回程风大，伯伯在船舱里用海水煮海螺给我吃，不用搁盐。回到岸上，下大雨，上岛的伯伯叔叔都跑进我们住的屋里，围着炕桌坐，要我唱歌。我站在炕上大声唱，不记得是哪首，只记得最后一句歌词：红花献给毛主席。

朱家屯是个大渔村，有食堂，蒸表皮有点透明的黑面馒头，个头小，但很实在，不用吃很多个就饱了，多半是用棒子面和白薯面儿掺和揉出来的，白薯面儿搁得多，因而略显透明。除了这种馒头，就是煮带鱼了，刚捞上来的带鱼，每人一大碗，就着黑面馒头吃，没绿菜。沿着海滩再往里都是大岩石，各种形状，圆溜的，表面粗糙。爸爸带着学生出海，或在海滩画画，我跟着七八个孩子在岩石上爬来爬去，他们只要看到有绿苗儿从岩缝冒出头，就知道哪些能吃，拔出来就往嘴里送，也递给我说：“逮。”跟我玩的孩子没我高，但都比我大上个两三岁，也比我壮实，爸爸告诉我，因为他们身体里缺少一种维生素，得靠吃蔬菜来补充，我们在北京有大白菜，这边没有。

海边的沙地是咸的，长不了菜，一眼望过去也没什么树木。天气好出太阳，渔网就拉开长长的一片，渔网上挂着玻璃球，球是空心的，隔一段就有一个，在阳光下闪来闪去，很多不一样的色儿，像看万花筒。我在一排排渔网之间蹿来蹦去。沙滩上，渔网旁有七八个小姐姐用梭子补渔网。她们看着我笑，有个小姐姐老拽住我，问我几岁，去没去过天安门。我说天安门离王府井不远，除了去过天安门，我还上过幼儿园，唱个歌给你听吧，说完就扯着嗓子大唱。听完歌，姐姐特别开心，第二天又叫来几个差不多大的姐姐，让我再来几段。

有一天，小姐姐把我拉到一边说：我要给你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东西在我家存着，你跟我回家拿。

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爸爸。爸爸决定跟我们同往。不是沿着海边走了，是往海相反的方向，春天雨没下来，地旱，得一脚高一脚低地在田埂上走。走的时间不短，看到些房子，姐姐打开个门，右手边的屋里有个炕，炕上坐着她娘，眼睛看不太见了。姐姐告诉我，炕的另一头育着白薯秧。姐姐把炕旮旯的布包袱解开，再层层铺平，里面现出一个泛黄的白面馒头，上面盖了个蓝色的花。姐姐把馒头捧在手心，看着我说：“过完年一直留着呢，给你。”年已经过了三个多月了，馒头又干又硬。我用手绢包好馒头抱着，爸爸拉着我，沿着田埂又一脚高一脚低地回到朱家屯。之后的每一天我都打开手绢瞧一瞧，把馒头掉出的渣用手指蘸着放嘴里。回北京时，手绢包着的馒头还有半个。

金县天翻地覆地变了模样，金州区旅游海滨城市人人皆知，上网一搜，仍能看到朱家屯的坐标。补渔网的小姐姐和那些叔叔伯伯又在哪儿呢？

原标题：《大连1962 黄黑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