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史剧《重器》剧评 | 79刑法 “类推定罪”的”活化石”：寻衅滋事罪（法条版）|比较法刑辩—庄玉武律师

法律史剧《重器》剧评

79刑法 “类推定罪”的”活化石”：寻衅滋事罪（法条版）

比较法刑辩—庄玉武律师

——规范教义学、合宪性审查与刑事政策之视角

摘要

刑事法治的核心要义，在于通过罪刑法定原则（Principle of Legality）为国家刑罚权的行使划定不可逾越的边界。中国现行《刑法》第293条规定的"寻衅滋事罪"，作为1979年《刑法》"流氓罪"拆分后的产物，在司法实践中因构成要件的高度弹性与包容性，逐渐演变为社会治理中兜底管辖的"口袋罪"。该罪在弥补立法滞后与防卫社会治安的同时，也对罪刑法定的"法律明确性原则"（Principle of Legal Determinacy）与宪法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要求构成了剧烈冲击。

本文以法律明确性原则与合宪性审查（Constitutional Review）为双重审视透镜，对中国寻衅滋事罪的规范演进、司法扩张及行刑竞合进行了彻底的教义学解构。特别是对中国法与俄罗斯法的具体条文及其历史修律轨迹进行了严密核对。同时，本文深入考察了苏联及现代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213条"流氓罪"（Хулиганство）从意识形态工具向精细化客观罪名的转型，剖析了英美法系基于正当法律程序的"因明确性欠缺而无效原则"（Void-for-Vagueness Doctrine）与英国《公共秩序法》的分层技术，研究了德国刑法典§125破坏治安罪与《违反秩序法》§118的"行刑分立"机制，以及日本和台湾地区控制治安裁量权的司法实践。

研究表明：针对秩序型口袋罪的纠偏，是现代法治国家从纯粹"治安控制"走向"宪法控权"的共同规律。中国应当采取"司法解释合宪性限缩 — 备案审查清理 — 彻底废除并精细化拆分重构"的三阶路径，实现公共秩序治理的法治化与现代化。

关键词：寻衅滋事罪；流氓罪；俄联邦刑法典第213条；罪刑法定；法律明确性原则；因明确性欠缺而无效；合宪性审查；行刑分界

导论：公共秩序维系与罪刑法定的宪法张力

在国家权力的光谱中，刑事刑罚权（Ius Puniendi）无疑是对公民人身自由、财产乃至生命最具侵入性的强制力量。因此，现代法治国家普遍将罪刑法定原则（Nullum crimen, nulla poena sine lege）奉为刑事法治的基石。罪刑法定的灵魂不仅在于"法无明文规定不定罪"，更在于"法律规定必须清晰明确"（Lex certa）。如果立法文本充斥着高度抽象、内涵流变的概念，导致公民无法合理预见自己行为的后果，同时赋予了执法人员极大的自由裁量权，罪刑法定原则便会沦为一纸空文。

然而，任何社会体系都面临着社会治安维护与公共秩序（Public Order / Ordre Public）维持的现实需求。当面对未直接造成严重人身伤害或重大财产损失、但显著扰乱社会安宁的行为时，立法者往往倾向于创设具有弹性与包容性的概括性罪名。中国现行《刑法》第293条规定的"寻衅滋事罪"，正是这一治理逻辑的集中体现。

┌──────────────┐

│ 公共秩序犯罪的根本法治矛盾 │

└──────┬───────┘

┌──────┴─────────┐

▼ ▼

【国家治理需求：秩序防卫】|【宪法控制需求：罪刑法定】

要求刑法具有弹性与前瞻性，能够随时 | 要求刑法条文客观、明确、可预见，

兜底包容新型违法与社会扰乱行为。| 严格约束公权力，保障公民基本自由。

这种规范弹性在带来治理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严重的教义学危机与宪法危机：

1.规范边界失控，沦为治安行政处罚的"刑事扩大器"；

2.司法裁量拟制，将民事纠纷、劳资争议乃至合法维权行为拉入刑事控诉；

3.空间泛化，通过司法解释将物理公共场所扩张至网络信息空间，对表达自由产生"寒蝉效应"（Chilling Effect）。

此类现象并非中国独有。从苏联及东欧法系的"流氓罪"变迁，到英美法系的"扰乱治安罪"（Breach of the Peace / Disorderly Conduct），再到大陆法系德国的"破坏治安罪"（Landfriedensbruch）与"粗暴扰乱公共秩序罪"（Grober Unfug），各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均曾面临秩序罪名"口袋化"的考验。

本文旨在对全球代表性司法管辖区规制秩序犯罪的立法文本、司法判例与宪法审查机制进行精细考证，尤其对中国法与俄罗斯法的条文进行精确核对，揭示秩序型口袋罪的生成逻辑与化解方案。

一、中国寻衅滋事罪的规范演进、立法构造与实务困境

要深刻理解寻衅滋事罪的规范困境，必须回到中国刑法典的修律脉络，对其法定条文、司法解释以及行政法律衔接进行精细化的教义学解构。

1.1 历史沿革：从1979年《刑法》第160条"流氓罪"到1997年"口袋拆分"

中国寻衅滋事罪直接源于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60条规定的"流氓罪"：

1979年《刑法》第160条原条文：

"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破坏公共秩序，情节恶劣的，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流氓集团的首要分子，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1979年《刑法》中的流氓罪包含"其他流氓活动"这一典型的包罗万象条款（Catch-all Clause），在实务中甚至将奇装异服、聚众跳社交舞、轻微男女纠纷等均认定为流氓罪，成为极度泛化的口袋罪。

1997年《刑法》修律本着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推行"流氓罪拆分"，将其分解为四种具体犯罪：

1.聚众斗殴罪（第292条）

2.寻衅滋事罪（第293条）

3.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罪（第291条）

4.强制侮辱罪 / 强制猥亵罪（第237条）

[1979年 刑法第160条 流氓罪]

├─► 聚众斗殴罪（第292条）

├─► 寻衅滋事罪（第293条）

├─► 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罪（第291条）

└─► 强制侮辱/猥亵罪（第237条）

立法拆分的初衷在于实现犯罪构成的类型化与明确化，但拆分后的寻衅滋事罪由于保留了"随意"、"任意"、"起哄闹事"等弹性概念，迅速继承了原流氓罪的兜底功能，演变为新的"次级流氓罪"或"新口袋罪"。

1.2 现行《刑法》第293条的法定条文核对与结构剖析

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第42条对第293条进行了重要修订，增加了第二款加重法定刑，并在第一款第（二）项中增补了"恐吓"二字。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3条法定条文精确如下：

《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寻衅滋事罪】

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

（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

（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

（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

┌─────────────────┐

│ 《刑法》第293条规范构造图解 │

├─────────────────┤

│ 主观要件：寻求刺激、逞强耍横、肆意挑衅、无事生非等流氓动机（司法解释推演） │

├─────────────────┤

│ 客观行为（四种类型）： │

│ 1. 随意殴打他人（需"情节恶劣"） │

│ 2. 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需"情节恶劣"） │

│ 3. 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需"情节严重"） │

│ 4. 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需"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 │

├──────────────────┤

│ 刑罚阶梯： │

│ 基本刑：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

│ 加重刑（多次/纠集）：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

└────────────────────────────┘

条文中的四大核心评价词——"随意"、"任意"、"情节恶劣/严重"以及"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是决定本罪边界的关键，但也正是明确性欠缺的源头。

1.3 司法解释的扩张轨迹：法释〔2013〕18号与法释〔2013〕21号

由于立法文本本身的高度抽象，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多部司法解释试图予以明确，但在客观上却推动了该罪罪能的扩张。

1.3.1 《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18号，2013年7月22日施行）

该解释将"无事生非"明确为本罪的主观特征，同时规定"因日常生活中的偶发矛盾纠纷，借故生非，实施刑法第293条第一款规定的行为的"也应当认定为寻衅滋事。这一规定将大量原本属于民事纠纷或一般治安纠纷的"借故生非"纳入了刑事追诉，模糊了"无事生非"（纯粹流氓动机）与"事出有因"（民事争议）的界限。

1.3.2 《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侮辱、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21号，2013年9月9日施行）

该解释第5条规定：

"利用信息网络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破坏社会秩序的，依照刑法第293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定罪处罚。"

"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依照刑法第293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定罪处罚。"

这一解释实现了寻衅滋事罪从"物理空间"（Physical Public Space）向"信息网络空间"（Cyber Space）的重大跨越。通过将网络空间解释为第（四）项中的"公共场所"，使寻衅滋事罪从防卫物理治安暴力，转向治理网络言论与舆情秩序。

1.4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与《刑法》第293条的行刑竞合困境

中国法体系采用"行刑二元化"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对行政违法维度的寻衅滋事作出了规定：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一）结伙斗殴的；

（二）追逐、拦截他人的；

（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的；

（四）其他寻衅滋事行为。

行政法与刑法条文竞合分析：

比较维度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

《刑法》第293条

竞合困境剖析

行为模式

结伙斗殴；追逐拦截；强拿硬要/毁损财物；其他寻衅滋事

随意殴打；追逐拦截辱骂恐吓；强拿硬要/毁损财物；起哄闹事

两种法律在客观行为表现上高度重合，几乎无质的差异。

定量门槛

普通寻衅滋事行为/情节较重

情节恶劣/情节严重/造成严重混乱

区分界限完全依赖"情节"这一弹性修饰词。

裁量主导权

公安机关行政裁量

公安立案、检察公诉、法院裁判

执法机关可自由选择按行政拘留处理或按刑事案件立案。

这种"行为构造相同、仅凭情节划分"的行刑重叠，导致行政执法与刑事追诉之间缺乏客观、可量化的断裂线（Bright-line Rule）。在司法实践中，极易发生"行政裁量刑事化"现象。

二、苏联与俄罗斯联邦"流氓罪"（Хулиганство）的百年演进与规范改造

在比较法学上，俄罗斯刑法中"流氓罪"（Hooliganism / Хулиганство）的立法演变，是研究秩序口袋罪最极具启示性的样本。中国1979年流氓罪的立法构造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苏联刑法，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对该罪进行的多次宪法性改造，展示了"口袋罪"走向精细化的清晰路径。

┌───────────────────┐

│苏联/俄罗斯"流氓罪"（第213条）演变轨迹 │

└─────────┬─────────┘

【1960年《苏俄刑法典》第206条】 "粗暴破坏公共秩序，表现出对社会明显的不尊重"（纯主观拟制）

【1996年《俄联邦刑法典》第213条】 保留抽象定义，缺乏客观限制，实务中再次演变为治安口袋罪。

【2003年联邦法律第162-FZ号修正】大幅重构：强制要求必须具备"使用武器"或"政治/种族/宗教仇恨动机"。

2.1 1960年《苏俄刑法典》第206条：意识形态化的口袋罪

1960年《苏俄刑法典》（УК РСФСР 1960 г.）第206条将"流氓罪"（Хулиганство）定义为：

1960年《苏俄刑法典》第206条原条文（俄文与中文对照）：

«Хулиганство, то есть умышл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грубо нарушающие 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порядок и выражающие явное неуважение к обществу...»

（流氓罪，即故意实施的、粗暴破坏公共秩序并表现出对社会明显不尊重的行为……）

在该法典中，第206条分为普通流氓罪（第1部分）、加重流氓罪（第2部分）与特别加重流氓罪（第3部分）。由于主观要件"对社会明显不尊重"（Явная неуважение к обществу）高度抽象，在苏联司法实践中，该罪被极度泛化与政治化：

1.未经批准的艺术展览、宗教聚会；

2.在公共场合对官方政策发表讽刺言论；

3.青年群体偏离官方意识形态的生活方式（如听西方摇滚乐、街头闲逛）。

这些行为均被执法机关解释为"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明显不尊重"，使第206条成为打击异见与维持社会服从的威权治理工具。

2.2 1996年《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213条的初创与困境

苏联解体后，1996年制定的《俄罗斯联邦刑法典》（Уголовный кодекс РФ 1996 г.，简称УК РФ）保留了流氓罪，编入第213条。

1996年《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213条初始条文：

«Хулиганство, то есть грубое нарушение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порядка, выражающее явное неуважение к обществу, совершенное с применением оружия или предметов, используемых в качестве оружия...»

虽然1996年版条文在刑罚阶梯上作了调整，但由于保留了"粗暴破坏公共秩序，表现出对社会的明显不尊重"这一核心定义，在1990年代俄罗斯社会转型期，警察与检察机关依然习惯性地将各种公道纠纷、轻微街头争执、批评政府的示威行为套入第213条进行刑事追诉，引发了宪法学者与人权机构的剧烈批评。

2.3 2003年及后续修法对俄刑法第213条的客观化重构（精确条文核对）

为了彻底化解第213条的"口袋化"危机，俄罗斯国家杜马（State Duma）于2003年12月8日通过了第162-ФЗ号联邦法律（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т 08.12.2003 N 162-ФЗ），对第213条进行了根本性的规范重构。

随后，俄罗斯立法者又通过2007年第211-ФЗ号、2017年第44-ФЗ号以及2020/2021年修正案对该条进行了持续微调。

现行《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213条【流氓罪】法定条文对照如下：

《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213条（УК РФ Статья 213. Хулиганство）：

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213条 流氓行为

1.流氓行为，即严重违反公共秩序、明显不尊重社会的行为，具体包括：

a) 对公民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

（条款“a”经2020年12月30日第543-FZ号联邦法律修订）

b) 出于政治、意识形态、种族、民族或宗教仇恨或敌意，或出于对任何社会群体的仇恨或敌意；

（经2017年4月3日第60-FZ号联邦法律修订）

c) 在铁路、海运、内河航道或航空运输以及任何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上，-

（条款“c”由2017年4月3日第60-FZ号联邦法律引入）

可处以三十万至五十万卢布的罚款，或相当于罪犯两至三年工资或其他收入的罚款，或强制劳动不超过四百八十小时，或矫正劳动一年至两年，或强制劳动不超过五年，或监禁相同期限。

（经2011年12月7日联邦法律第420-FZ号修订）

（第一部分经2007年7月24日联邦法律第211-FZ号修订）

2.使用武器或用作武器的物品实施的相同行为，或由一群人、事先串谋的一群人或有组织的团体实施的相同行为，或与抵抗当局代表或履行维护公共秩序或防止违反公共秩序职责的其他人有关的相同行为，-

（经2020年12月30日第543-FZ号联邦法律修订）

可处以五十万至一百万卢布的罚款，或处以相当于被定罪者三至四年工资或其他收入的罚款，或处以五年以下强制劳动，或处以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经2011年12月7日联邦法律第420-FZ号修订）

3. 本条第一款或第二款所规定的，使用爆炸性物质或爆炸装置实施的行为，——

可处以五年至八年有期徒刑。

（第3部分由2014年11月24日颁布的第370-FZ号联邦法律引入）

┌─────────────────────────────┐

│ 俄罗斯刑法典第213条（Хулиганство）现行结构 │

├─────────────────────────────┤

│ 前置核心要件：粗暴破坏公共秩序 + 表现出对社会明显的不尊重│

├─────────────────────────────┤

│ 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法定限制要件之一（三选一，无此即不构成犯罪）：│

│ ┌────────────────────────────┐ │

│ │ (a) 客观手段要件：必须使用武器或作为武器使用的物品 │ │

│ │ (b) 主观动机要件：必须具备政治/思想/种族/民族/宗教仇恨或对特定群体的仇恨 │ │

│ │ (c) 特定空间要件：必须发生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公共安全高风险区）│

│ └─────────────────────────┘ │

└───────────────────────────┘

俄刑法第213条演变的教义学突破分析：

1.彻底剥离纯粹"言论/闹事"的定罪可能：2003年修法后，单纯的口头辱骂、非暴力的喧嚣、不涉及仇恨言论的街头起哄，由于不具备"使用武器"、"极端仇恨动机"或"公共交通工具"这三项法定客观条件，一律排除在刑事流氓罪之外。

2.将一般殴打与伤害归入具体人身犯罪：不涉及武器和极端仇恨动机的单人殴打行为，不再适用第213条，而是严格归入《俄刑法典》第115条（故意轻微伤害罪）、第116条（殴打罪）或第111/112条（重伤/中度伤害罪）。

3.消除司法裁量的口袋化：通过将"武器使用"与"仇恨动机"设定为刚性门槛，俄罗斯立法者将执法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压缩至最小。

2.4 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ый Суд РФ）的审查逻辑

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通过多起判例（如2004年第140-О号裁定、2011年第1682-О-О号裁定），确立了对第213条的合宪性解释原则：

俄宪法法院裁定要旨：

《刑法典》第213条中的"对社会的明显不尊重"不能仅凭办案人员的主观印象来认定，而必须结合行为人是否公开挑战社会公德、是否使用了武器或表现出宪法所禁止的仇恨动机来综合评估。任何将公民合法表达诉求、进行批评监督的行为认定为流氓罪的做法，均违反《俄罗斯联邦宪法》第29条（表达自由）与第55条（权利限制比例原则）。

三、英美法系秩序犯罪的类型化限缩与违宪审查机制

英美法系在传统普通法（Common Law）时期也曾存在模糊的"破坏治安罪"（Breach of the Peace）。但在20世纪后半叶，英国通过立法法典化与罪名阶梯化，美国则通过宪法正当程序与"因明确性欠缺而无效原则"，实现了对秩序犯罪的严格控制。

3.1 英国《1986年公共秩序法》（Public Order Act 1986）的罪名阶梯

英国国会于1986年通过《公共秩序法》（Public Order Act 1986），将传统普通法中模糊的治安犯罪进行了彻底的分类与类型化，构建了极具参考价值的治安犯罪阶梯（Hierarchy of Public Order Offences）：

[英国《1986年公共秩序法》罪名阶梯与门槛构造]

Section 1: 暴乱罪 (Riot)

└── 门槛：12人以上 + 使用/威胁非法暴力 + 达重大恐怖程度 ──► 重罪（最高10年）

Section 2: 暴动罪 (Violent Disorder)

└── 门槛：3人以上 + 使用/威胁非法暴力 ──────────────────► 重罪（最高5年）

Section 3: 恐吓罪 (Affray)

└── 门槛：1人或多人 + 向他人使用/威胁暴力 + 使理性人恐惧 ──► 重罪（最高3年）

Section 4: 恐吓行为罪 (Fear or provocation of violence)

└── 门槛：使用言语/行为意图使人相信将遭受即时暴力 ────────► 总结程序（最高6个月）

Section 4A: 故意骚扰/困扰罪 (Intentional harassment, alarm or distress)

└── 门槛：故意使用侮辱言语/行为使他人困扰 ────────────────► 总结程序（罚金/短期拘留）

Section 5: 骚扰/困扰罪 (Harassment, alarm or distress)

└── 门槛：无故意，但客观造成骚扰/困扰 ────────────────────► 纯行政性罚款（非监禁）

英国立法经验的精髓在于：

1.人数与暴力程度的客观硬性化：将暴乱（S.1）、暴动（S.2）、恐吓（S.3）严格限制在有物理暴力（Unlawful Violence）发生的场合；

2.非暴力骚扰的非刑事化/轻罪化：对于仅涉及口头辱骂、冒犯性言语的行为（S.4A, S.5），归入低刑期的总结程序罪行（Summary Offences），S.5甚至仅处以罚款（Fine），绝不滥用重刑。

3.2 美国法系："因明确性欠缺而无效原则"（Void-for-Vagueness）

在美国宪法审查体系中，联邦最高法院基于《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Due Process Clause），建立了审查治安秩序罪名的核心工具——"因明确性欠缺而无效原则"（Void-for-Vagueness Doctrine）。

3.2.1 违宪审查的双支柱标准

根据 Kolender v. Lawson, 461 U.S. 352 (1983) 案等地标判例，一项刑事法律若要通过正当法律程序的合宪性审查，必须同时满足两个独立支柱：

┌───────────────────────┐

│ 美国"因明确性欠缺而无效原则"的双重审查支柱 │

└────────────┬──────────┘

┌───────────┴───────────┐

▼ ▼

【第一支柱：充分通知原则（Fair Notice）】 【第二支柱：防止随意执法（Arbitrary Enforcement）】

法律必须向普通人提供足够清晰的标准，使其能够 法律必须设立具体的客观准则，禁止将定罪裁量权

合理预见何种行为被禁止并据此调整行为。 无限制地让渡给巡警、检察官与陪审团。

3.2.2 治安秩序违宪审查地标判例精解

1. Papachristou v. City of Jacksonville, 405 U.S. 156 (1972)

·案情：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市颁布《防范流浪罪条例》，禁止"游手好闲者、夜间无目的闲逛者、不工作者、夜宿街头者"。

·最高法院裁决：道格拉斯（William O. Douglas）大法官代表最高法院一致裁定该条例违宪无效。

·判词核心："该条例未向普通人提供关于何为禁止行为的公正通知，它将大量的无害活动（如漫步、闲逛）认定为违法。更重要的是，它赋予了警察绝对的自由裁量权，使其可以依据主观偏好随意逮捕任何被其视为'可疑'的人。"

2. Coates v. City of Cincinnati, 402 U.S. 611 (1971)

·案情：辛辛那提市条文规定，三人以上在公共人行道上聚集并实施"冒犯或困扰通行者"（Conducting themselves in a manner annoying to persons passing by）的行为构成违法。

·最高法院裁决：法院裁定该条文因过于模糊且侵犯表达自由而违宪。

·判词核心："什么是'困扰'（Annoying）？一个人的冒犯可能是另一个人的日常。法律不能将行为的可罚性建立在旁观者不可预测的主观敏感度之上。"

3. City of Chicago v. Morales, 527 U.S. 41 (1999)

·案情：芝加哥市颁布《帮派反游荡条例》，授权警察对任何被"合理怀疑"为帮派成员且"无显而易见目的留在公共场所"（Loitering with no apparent purpose）的人发出解散令，不遵从者即被逮捕。

·最高法院裁决：史蒂文斯（John Paul Stevens）大法官执笔裁定该条例违宪。

·判词核心："'无显而易见的目的'这一概念极具主观性。普通公民无法预判自己的停留是否在警察眼中具有'显而易见的目的'，这赋予了警察过度的逮捕自由权。"

3.3 第一修正案与"过广侵犯原则"（Overbreadth Doctrine）

在处理秩序罪名时，美国法院经常将明确性欠缺审查与过广侵犯原则（Overbreadth Doctrine）结合使用。如果一项治安法律虽然意在禁止无保护的暴力，但其文本外延过宽，顺带包裹并惩罚了受第一修正案保护的合法抗议、批评言论或和平集会，该法律即属违宪。这一原则极大地遏制了利用公共秩序罪名打压公民言论自由的可能。

四、大陆法系（德、日、台）秩序犯罪的限缩技术与违宪审查实践

大陆法系国家在处理公共秩序纠纷时，普遍建立在法益保护理论（Rechtsgutslehre）与行政违法/刑事犯罪二分法之上，通过教义学与宪法法院双重发力控制秩序口袋罪。

4.1 德国法系：确定性原则、破坏治安罪与《违反秩序法》

德国刑事法治的最高准则是《德国基本法》（Grundgesetz, GG）第103条第2款：

《德国基本法》第103条第2款（Art. 103 Abs. 2 GG）：

«Eine Tat kann nur bestraft werden, wenn die Strafbarkeit gesetzlich bestimmt war, bevor die Tat begangen wurde.»

（行为仅在实施前法律已明确规定可罚时，始得受惩罚。）

4.1.1 《德国刑法典》（StGB）§125 破坏治安罪（Landfriedensbruch）的精细要件

在德国刑法中，不存在概括性的"寻衅滋事罪"。规制公共治安的核心条文是《德国刑法典》第125条（Landfriedensbruch）：

《德国刑法典》第125条第1款（StGB §125 Abs. 1）：

行为人必须以聚众方式（aus einer Menschenmenge heraus），采取显露暴力（Gewalttätigkeiten）之方式，或者对他人的人身、财物施加暴力胁迫，参与破坏公共安宁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罚金。

德国法§125的定罪限制：

1.否定单人定罪：单个人无论如何喧闹、辱骂或耍横，由于不具备"从人群聚众中实施"的要素，绝不构成第125条；

2.否定无物理暴力的犯罪：非暴力的言论抗议、静坐，即使造成交通不便，也不构成破坏治安罪；

3.单人行为回归具体罪名：单人的殴打归入§223（伤害罪），单人的毁损财物归入§303（损毁财物罪），单人的辱骂归入§185（侮辱罪）。其中§185与§303大多属于亲告罪（Antragsdelikt），公权力无权随意主动干预。

4.1.2 旧"粗暴扰乱公共秩序罪"（Grober Unfug）彻底降格为行政违法

1871年《德国帝国刑法典》第360条第11款曾规定过"Grober Unfug"（粗暴扰乱公共秩序罪）。但在1968年法治国改革中，德国立法者认识到该罪违背了明确性原则且缺乏具体侵害法益，因此将其彻底划出刑法典，降格为《德国违反秩序法》（OWiG）第118条：

《德国违反秩序法》第118条第1款（OWiG §118 Abs. 1）：

故意或过失实施不当行为（Handlung），该行为足以直接妨害公众，或者扰乱公共秩序，并损害公共利益者，构成行政违反秩序（Ordnungswidrigkeit），处以行政罚金（Geldbuße）「注意：无权行政拘留」。

这种彻底的"行刑剥离"，使纯粹的轻微扰乱行为永远失去了被判处刑事监禁的可能性。

4.2 日本法系：《轻犯罪法》防滥用条款与"业务妨害罪"

日本规制秩序纷争体系，采取"精细特别法 + 行政轻犯罪法 + 法益明确之刑法条文"的分层模式。

┌───────────────┐

│ 日本公共秩序治理的三层构造 │

├───┬───────────┤

│ 层级 │ 规范依据与适用门槛 │

├───┼───────────┤

│ 1. 物理暴力/群体性威胁 │ 《暴力行为等处罚法》（大正15年法律第60号） │

│ │ 门槛：共同展示威势、携带凶器、强行要求 │

├──────┼─────────────┤

│ 2. 干扰具体业务/名誉 │ 《日本刑法典》第233条/234条（威力业务妨害罪） │

││ 门槛：必须侵害了具体个人/法人的客观业务活动 │

├────┼──────────────┤

│ 3. 轻微公共场所闹事 │ 《轻犯罪法》（昭和23年法律第39号）第1条

││ 门槛：穷尽列举33种行为；受第3条防滥用条款羁束 │

└───┴────────────────────────┘

4.2.1 《轻犯罪法》第3条的防滥用（补充性）原则

日本《轻犯罪法》第1条以穷尽列举（Exhaustive List）的方式规定了33种轻微违法行为。更为重要的是该法第3条的限制性规定：

日本《轻犯罪法》第3条（防滥用条款）：

«本法の適用に当つては、国民の権利を不当に侵害しないように留意し、本来の目的を逸脱して別の目的のためにこれを濫用するようなことがあつてはならない。」

（适用本法时，应当注意不得不当侵害国民之权利，严禁偏离原本目的而将其滥用于其他目的。）

这一条文直接赋予了法院司法审查的依据。如果警察利用《轻犯罪法》去逮捕进行和平游行或表达政治诉求的公民，法院可以以违反第3条为由直接判决无罪或撤销逮捕。

4.2.2 德岛市公安条例案（最高裁昭和50年9月10日大法庭判決）

在日本宪法审查实践中，最高裁判所确立了明确性原则在治安规范中的判断标准：

裁判要旨：

治安规范是否违反《日本国宪法》第31条（正当法律程序），取决于具备通常判断能力的普通人，能否从中理解许可与禁止的边界。若条文词语虽然具有开放性，但经由通常的教义学补充解释能够形成统一客观的标准，则属合宪；若该条文将罪与非罪的决定权完全交由警察随意判定，则违宪无效。

4.3 我国台湾地区："司法院"大法官会议对治安罪名的合宪性控制

我国台湾地区"司法院"大法官会议通过多份宪法解释（大法官释字），对《社会秩序维护法》与警察裁量权进行了深刻的明确性控制。

1.释字第535号解释（2001年）：针对警察随意临检盘查的行为，大法官认定警察临检必须符合"已发生相当人身危险或客观可疑"的明确要件，禁止警察凭主观怀疑随意盘查公民，进而引发后续"妨害公务"或"临检冲突"的控诉。

2.释字第689号解释（2011年）：针对《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9条第2款（无正当理由跟追他人），大法官确立了"法律明确性原则不仅要求字面清晰，更要求其意义为受规范者所能预见，且得经由司法审查确认"的标准，并对记者采访跟追行为给予了宪法新闻自由的保护。

五、全球比较下的核心法理维度对比

将上述各主要司法管辖区规制秩序犯罪的制度设计进行横向逻辑对比，可以总结出四大核心法理维度：

┌──────────────────┐

│ 全球秩序犯罪治理四大法理维度矩阵│

└───────┬──────────┘

┌───────┼────────┬───────┐

▼ ▼ ▼ ▼

【1. 规范确定性维度】 【2. 法益明确性维度】 【3. 谦抑性与行刑分界】 【4. 宪法基本权利保护】

Lex Certa vs. Open Universal Order vs. Subsidiarity vs. Constitutional Rights

Texture Individual Rechtsgut Over-criminalization vs. Police Power

全球公共秩序犯罪规制模式综合比较矩阵

比较维度

中国 (PRC)

俄罗斯 (Russia)

英国 (UK)

美国 (USA)

德国 (Germany)

日本 (Japan)

代表性法律条文

《刑法》第293条（寻衅滋事罪）

《俄刑法典》第213条（流氓罪）

Public Order Act 1986 Sections 1-5

各州 Disorderly Conduct / Loitering

《德国刑法典》§125 / 《违反秩序法》§118

《轻犯罪法》/《刑法典》第234条

客观行为门槛

包含"随意殴打"、"起哄闹事"等弹性概念

刚性门槛：必须使用武器，或具仇恨动机，或在交通工具上

刚性阶梯：按人数（12人/3人）与物理暴力（Violence）严格分层

极高：禁止将"游荡""令人困扰"等抽象感受定罪

刚性门槛：必须是"聚众"且施加物理暴力

穷尽式列举33种行为；单人非暴力排除刑事责任

明确性控制机制

依赖最高法/最高检司法解释（但存在扩张倾向）

2003年联邦法律第162-FZ号修法与宪法法院裁定

国会立法严格分类 + 总结程序（Summary）限制

联邦最高法院"因明确性欠缺而无效原则"审查

宪法法院基于《基本法》第103(2)条审查 + 法益理论

《轻犯罪法》第3条防滥用条款 + 最高裁判所判例

行刑划分模式

治安处罚（第26条）与刑法（第293条）重叠，仅凭"情节"区分

刑事流氓罪门槛高，普通喧闹归入《行政违法法典》（КоАП РФ）

划分总结程序轻罪（S.4/5）与公诉重罪（S.1-3）

轻罪（Misdemeanor）与违法行为（Violation）严格分流

彻底行刑分立：非暴力秩序扰乱纯属行政违法（OWiG）

轻犯罪处以科料/拘留，不轻易动用刑法重刑

网络空间延伸

司法解释明确延伸至网络（法释〔2013〕21号）

归入极端主义法或网信行政法规，不适用流氓罪

适用《通信法》（Communications Act 2003），不适用秩序罪

受到第一修正案严格保护，网络言论极难入治安罪

适用§130（煽动仇恨罪），不适用破坏治安罪

适用业务妨害罪或网络侮辱罪（需要具体受害者）

六、中国寻衅滋事罪的解构、合宪性重构与三阶纠偏路径

基于前述对中国法条文的精确剖析与全球比较法经验，解决中国寻衅滋事罪"口袋化"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实现从纯粹"治安管理思维"向"合宪性控制与法益精确化"的范式转变。

建议采取"司法解释合宪性限缩 — 备案审查清理 — 彻底废除并精细化拆分重构"的三阶递进纠偏路径。

┌───────────────────┐

│ 中国寻衅滋事罪纠偏三阶递进方案图解 │

└─────────┬─────────┘

┌─────────┼──────────────┐

▼ ▼ ▼

【短期路径：司法教义学合宪限缩】 【中期路径：备案审查与行刑划界】 【长期路径：立法废除与精细重构】

严格限制主观动机拟制；重新将"起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清理违宪解释；彻底废除第293条，恢复罪刑精细化

哄闹事"限缩于物理实体空间。 在《治安处罚法》中建立客观量化线。 分立，将行为归入具体独立罪名。

6.1 第一阶段（短期）：司法教义学下的合宪性限制解释

在刑法典未修改之前，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应当出台修正性指导意见，恪守合宪性解释原则，对第293条进行严格的限定：

1. 废除主观动机拟制，建立"事出有因"豁免规则：

·1.a. 明确将"寻衅滋事"的主观动机限定为纯粹的"无事生非、肆意挑衅"。

·1.b. 建立排除条款：凡因婚姻家庭纠纷、邻里争执、劳资争议、合法维权、申诉信访、对公权力履职提出批评监督引发的过激行为，一律排除在本罪主观动机之外，不得认定为"随意"或"任意"。

2. 恢复"公共场所"的物理实体性：

·2.a. 鉴于将网络空间解释为"公共场所"超出了普通公民的文义预测范围，司法机关应当停止适用法释〔2013〕21号第5条关于网络寻衅滋事的规定。

·2.b. 网络辱骂、诽谤行为，应当严格回归刑法第246条的侮辱罪、诽谤罪（自诉罪名）；网络散布虚假信息破坏商业信誉的，回归第221条（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或第234条之一（业务妨害罪提案）。

3. 客观行为的"物理暴力与实害"门槛化：

·3.a. 第（一）项"随意殴打"必须以造成他人人体损伤（即便未达轻伤，也需有轻微伤证明）为前提；

·3.b. 第（三）项"损毁财物"必须达到数额较大的客观标准；

·3.c. 第（四）项"起哄闹事"必须造成了物理公共场所（如机场、火车站）交通与服务的实质性瘫痪。

6.2 第二阶段（中期）：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与行刑划界

充分发挥中国宪法监督机制的作用，利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的备案审查（Constitutional & Legal Review of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职能：

1. 清理违宪/越权的司法解释：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应当对法释〔2013〕21号等扩大寻衅滋事罪外延的司法解释进行合宪性与合法性审查，认定其超越了刑法第293条的文义射程，命令制定机关予以修正或废止。

2. 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之间设立客观断裂线：

修改《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取消"其他寻衅滋事行为"这一兜底条款。在行政处罚与刑事定罪之间设立客观量化指标（如具体金额、具体伤情、具体停业时间），禁止仅仅依赖"情节恶劣/严重"这一主观修饰词作为入罪门槛。

6.3 第三阶段（长期）：终极立法方案——废除第293条与罪名精细化拟定草案

从全球比较法历史来看，保留任何概括性的秩序口袋罪，都会在实务中形成"司法依恋"。最彻底的法治化方案，是彻底废除《刑法》第293条，并将其拆分重构为具体的精细化罪名。

拟定《刑法修正案》废除与重构立法草案建议：

一、 废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3条【寻衅滋事罪】。

二、 在《刑法》第234条【故意伤害罪】后增加一条，作为第234条之二【暴力骚扰罪】：

"公然以暴力威胁、持续追逐、拦截、恐吓他人，严重影响他人正常生活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犯前款罪，携带凶器实施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注：吸收原第293条第（二）项中具有实质人身危险性的行为，并设立极低的最高刑，防止重刑滥用)

三、 将原第293条第（一）项"随意殴打"、第（三）项"损毁财物"分别归入第234条【故意伤害罪】（未达轻伤者按治安管理处罚）与第275条【故意毁坏财物罪】（未达数额者按治安管理处罚）。

四、 修改《刑法》第291条【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

"聚众在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商场、公园、影剧院或者其他公共场所起哄闹事，使用物理暴力堵塞交通、破坏公共设施，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对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注：强制要求"聚众"与"物理暴力"双重门槛，彻底排除单人非暴力起哄闹事的入罪可能)

通过这一立法重构草案：

1.真正实现了行为构成要件的类型化与客体明确化；

2.彻底剥离了针对言论、维权、申诉等非暴力行为的刑事控诉路径；

3.将轻微治安纠纷彻底退还给行政治安处罚，恢复了刑法作为"社会治理最后防线"（Ultima Ratio）的谦抑本色。

结语

刑法不仅是惩治犯罪的工具，更是保障公民自由对抗公权滥用的"公民自由大宪章"（Magna Carta of the Citizen）。

纵观全球法治演进轨迹，无论是美国最高法院通过"因明确性欠缺而无效原则"对治安流浪条文的斩断，还是俄罗斯联邦对苏联式"流氓罪"实施的客观暴力与仇恨动机限制，亦或是德国将非暴力秩序扰乱彻底"去刑事化"降格为行政违法，都彰显了一个深刻的宪法真理：社会的真正安宁，决不能建立在模糊、弹性、随时可被套用的刑事口袋罪之上；相反，它建立在明确、可预期、严格受宪法约束的理性司法之上。

中国寻衅滋事罪的规范重构，是走向全面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通过司法解释的合宪限缩、备案审查的合宪控制，并最终实现立法上的彻底拆分与精细重构，中国刑事法治必将迈向规范更加明确、法益更加精确、人权保障更加坚实的新纪元。

参考文献与权威法律文书

1. 中国法律与司法解释文本：

·1.a.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79年版第160条；1997年版第293条；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第42条）.

·1.b.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

·1.c.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18号，2013年7月22日施行）.

·1.d.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侮辱、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21号，2013年9月9日施行）.

2. 苏联及俄罗斯联邦法律与司法判例文本：

·2.a. Уголовный кодекс РСФСР 1960 г., Статья 206. Хулиганство.

·2.b. Уголовный кодекс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УК РФ) 1996 г., Статья 213. Хулиганство.

·2.c.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т 08.12.2003 N 162-ФЗ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и дополнений в Уголовный кодекс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d. Определение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го Суда РФ от 19.02.2004 N 140-О.

3. 英美法系文本与判例：

·3.a. United Kingdom: Public Order Act 1986 (c. 64), Sections 1, 2, 3, 4, 4A, 5.

·3.b. US Supreme Court: Papachristou v. City of Jacksonville, 405 U.S. 156 (1972).

·3.c. US Supreme Court: Coates v. City of Cincinnati, 402 U.S. 611 (1971).

·3.d. US Supreme Court: City of Chicago v. Morales, 527 U.S. 41 (1999).

·3.e. US Supreme Court: Kolender v. Lawson, 461 U.S. 352 (1983).

4. 大陆法系文本与判例：

·4.a. Germany: Strafgesetzbuch (StGB) §125 (Landfriedensbruch), §185, §223, §303; Ordnungswidrigkeitengesetz (OWiG) §118.

·4.b. Japan: 日本《刑法典》（明治40年法律第45号）第233、234条；《轻犯罪法》（昭和23年法律第39号）第1、3条；最高裁判所昭和50年9月10日大法庭判決（徳島市公安条例事件）.

·4.c. Taiwan: "司法院"大法官释字第535号解释、第689号解释.

作者：庄玉武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