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与匪】杜培武&杨天勇案 第3章 第一票

本文依据公开媒体报道、官方文件及当事人公开发言整理而成，目的在于呈现该事件的时间线和公开记录，文中不涉及对个人或者机构的法律定性，案件事实以权威机关正式文件为准。

前史：1997年4月—11月。

1997年春天,五个人凑齐了装备:一辆北京吉普、两副假牌照、两套J服和一副手！铐，东西不多，但杨天勇觉得已经足够。

几年来，昆明城郊治安变差。城里人搬出到城外的工地、自建房、批发市场等，夜间的管理跟不上，盗窃案很多，劫案也多，但破案率低。联防队员是那时期的特殊人员，属于街道和单位出资雇请人员，没有执法权，却干着巡夜的工作。他们白天是工人，晚上拿着胶皮棍巡逻，出了事冲在最前面的是他们，承担责任的时候背锅的也是他们。

杨天勇很清楚，这个城市处在一种松动之中，他以前站在秩序这边，现在却要去到另一边。

第一单练手，他租住的出租屋里的几个人，先找软柿子捏。

软柿子锁定了一辆吉普。杨天勇在街上观察了三天，看中了那辆绿色的北京吉普，车主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每天傍晚把车停在小区门口，下车去买菜，车里有没有值钱的东西他们不知道，但车本身很贵重。

1997年4月6日傍晚，男人把车停在老位置，锁好车后就去菜市场，他刚走出十几步，后面有人喊：“师傅你的车被蹭了！”

他回头看见高个子男人站在自己的车旁，指著车尾，他走过去，俯身看车尾，后保险杠上有白色的蹭痕，是新蹭的。

“你看，就是这儿，”高个子说，刚看到一辆三轮车蹭了一下。

男人蹲下去看那道印子，看得非常仔细，他没注意身后来人多了两个，也没有注意到高个子的手已经插进衣袋了。

一根尼龙绳从后面套上他的脖子。

他猛然坐起，想要呼喊，可是绳子已经勒紧了，伸手去抓，指甲刮在绳子上发出刺耳的声音，两人将他拽到吉普车旁的绿化带里，按在地上，他挣扎着蹬腿，皮鞋在水泥地上划出几道白痕。

别喊，蹲在旁边高个子声音轻声说道，“喊了就要多挨一刀，”

男人不敢再挣扎，他气喘吁吁地看着蹲在他面前的人，高个子从口袋里掏出绳子把他的手绑起来，又用一块布堵住他的嘴。

"车钥匙。"高个子说。

男人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随后弯腰看向挂在腰间车钥匙，老付上前解下钥匙，扔给柴国利，柴国利试着打开车锁。

"人怎么办？"肖林问。

高个子看男人一眼，男人蜷在绿化带里盯着他们，嘴里呜呜作响，高个子思索三秒之后才开口说：

"不能留活口。"

他站起来，从腰后抽出一把刀，男人看到刀，眼睛猛地瞪圆了，喉咙里发出更大的呜呜声，他拼命挣扎，绑着手腕的绳子被挣松了一点。

"按住。"高个子说。

老付和肖林各站一边把男人按住，高个子蹲下用刀抵住男人的喉咙，男人不再反抗了，泪流满面，看着高个子。

但高个子没有迟疑，刀下去的很快，男人喉咙发出短促的气声，身体弓起来又软下来，血从绿化带的泥地里渗出来，颜色发暗。

"搜身。"高个子说。

老付在男人身上搜到钱包，里面有几百元和一张身份证，高个子接过身份证看了一下就扔回来，说：“埋了，”

他们用绿化带里的土把男人埋上，只盖了薄薄的一层。

那天晚上，出租屋内五个人围着炉子，谁也没说话，桌上放着两万钱和一把车钥匙。钱是车里搜出来的，车子他们不敢出手拿去销赃，直接遗弃在了五华体育馆停车场。

这台车为什么不敢拿去销赃？97年北京吉普属于特征很明显的车，销赃风险极高；杨天勇团伙目标是枪支、大额现金，不愿意为卖一台车暴露自己。

"钱是不少，"肖林开口说，车子太浪费了。

杨天勇说：“练手，第一次，平安就行，”

他顿了一下，想了想，然后又说：下次，我们得搞一台自己用。

1997年5月，他们偷了一辆北京吉普车，这一次他们不再丢车。

车留着，杨天勇说，这就是我们的腿。

那辆吉普他让老付去改颜色，由绿色变为灰色，更换了一块假牌照，云A08967。

以后这就是我们的车，他说，出远门用它。

夏天，杨天勇和肖林商量，弄炝。

没有炝就做不成事，肖林说：“你那身皮再好也是纸糊的，人家一看你的腰空着，戏就穿帮了，”

炝有路子，杨天勇说，但是要等。

"等多久？"

"等一个，手里有炝的人。"

1997年7月10日禄丰县城。

禄丰在昆明以西100多公里，产煤，县城不大，一条主街走到头，县城里的农机厂、供销社是当年计划经济留下的老底子，厂里还有配炝的保卫科，九十年代炝支管理松懈，工厂矿场保卫科的配炝有的十年没有验过，有的早就丢失了，黑市上一支五4式能卖两三千。这笔账，杨天勇在铁路派出所的时候就算过了。

杨天勇带着肖林、老付，开着那辆云A08967的吉普车，在县城里转了半圈，看中了一个目标。

目标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穿蓝布工作服，拎着一个帆布包，从一家农机厂出来，杨天勇看了一眼他的腰间，鼓鼓的，就知道有东西。

“就他，”杨天勇说道，注意看，他有炝。

吉普车在男人身后停着，杨天勇下车，整了整J服就往这边走来。

"同志，等一下。"他说，"我是县局的，有个事问你。"

男人停下脚步看着他问什么事。

你认识李汶祥吗？杨天勇问道，农机厂保卫科的，他家里出了点事，让我来找你，说你知道他家在哪。

男人愣住，老李家住在城东红旗路那边，你们找我就是为这？

"还有别的事。"杨天勇说，"上车说吧，就在前面，两百米。"

男人看了一眼那辆吉普车，车是J车的样子，灰蓝色的，牌照看不清楚，他又看向杨天勇，J服，帽檐下的脸很正，他犹豫了一下还是上了车。

车门关上后，吉普车不是往县局开，而是往城外开，男人察觉不对劲，伸手去拉车门时发现车门是锁着的。

“你们是什么人？停车！”

后座的肖林一把抓住他，匕首抵在他脖子上：“别动！”

男人挣扎了一下，就被按住了，他喘着气，目光在车里几人的脸上扫过，最后落在杨天勇身上。

"你……你不是J察？"

杨天勇没有回答，他让老付开车到城外的玉米地旁边停下，将男人从车上拖下来，按在地上。

"炝在哪？"他问。

"什么炝？我没炝。"

杨天勇蹲下来，用手指在男子腰部上摸了一遍，他摸到一个硬物，隔着衣服可以感觉到一把炝的轮廓，他把五4式从衣兜里抽出，D匣内装有三发子D。

还说没有，杨天勇把炝在手里掂了掂，"保卫科的周科长，炝是配发的吧？"

男人不再说话，他看着杨天勇的眼神由恐惧变为绝望。

“放了我，”他说，“炝你们拿去，钱也给你们，放条命给我，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

杨天勇看着他，说道，你见过我们的脸了。

男人沉默了几秒钟，说"我不会说的，"

杨天勇又重复一遍，“你刚才在街上，别人看到你上车，你回了家，你老婆问你，你去干什么了？你怎么说？”

男人张了张嘴，没有说出话。

杨天勇站起，把炝插到腰间，然后向肖林点头示意。

肖林上前用匕首完成了剩下的动作，男人倒在地上，血渗进玉米地的土里，杨天勇站在一旁看着，面无表情。

"埋了。"他说。

他们挖了浅坑，把男人埋了，回程路上，杨天勇坐在后座上，将五4式拆解、擦拭干净并重新组装好。

"炝有了。"他说。

"还差子D。"肖林说。

"子D会有的。"

1997年8月，那辆改色后的吉普车，正式成了团伙的交通工具。杨天勇给它起名叫"公车"，每次出任务，先检查油、水、轮胎，像部队出车一样。

1997年11月，那天晚上出事了，是杨天勇这辈子最后一次失手。

那天晚上，他们开着云A08967的吉普车，去城郊一个工地偷建材。九十年代末的昆明城郊，到处是工地，到处是建材堆场，看场子的往往只有几个联防队员。管得松，是普遍现象。杨天勇踩过点，这个工地守夜的就三个人，没有狗。

偷完一批钢材，正要走，迎面碰上了三个联防队员。

联防队员在工地上夜间巡视，手拿手电筒，他们看见吉普车停在工地边上，车上有人，就围过来了。

"干什么的？"一个联防队员打着手电，照在驾驶座上，"这么晚了，在这干嘛？"

柴国利被光刺得眯起眼，说："路过的，歇会儿。"

"路过？"联防队员绕过车头，看车厢里，"钢材哪来的？"

车厢里，几根钢管露在外面。联防队员手电往车厢里一照，看见了钢管，又看见钢管底下压着的帆布包，包里鼓鼓的。

"下车！"联防队员说，"都下来！"

杨天勇坐在副驾驶，没有动。他隔着挡风玻璃，看见三个联防队员呈扇形围住车，一个人在前，两个人在两侧。他们手里没炝，只有手电筒和胶皮棍。

他摸了一下腰间的炝，又放下。

"下车！"那个联防队员又喊了一声，声音提高了。

杨天勇推开车门，下来。他一下车，就看见前面那个联防队员的目光扫过他的腰间。他穿的是便装，外套下摆微敞，露出一截炝套的黑色轮廓。

联防队员问你腰里是什么？手电的光晃了一下。

"没什么。"杨天勇说，"你们看错了。"

联防队员盯着他，往前逼近一步："把衣服撩开。"

杨天勇没有动，他的手垂在身侧，指尖碰到炝套的搭扣，空气僵住了几秒，联防队员又喊了一句“撩开！”

炝响了。

第一炝打在喊话的联防队员胸口，他倒下去，手电筒滚出老远，光柱在泥地上转了一圈，灭了。第二炝、第三炝几乎同时响起，打向两侧。一个联防队员中D倒地，另一个转身就跑，跑出几步，被击中后背，扑倒在地。

正好有一名路过军人听到炝声，站在路边，一颗流D打中了他。

"快走！"杨天勇喊。

四个人钻进吉普车，柴国利猛打方向盘，车冲上公路，消失在夜色里。

路上，没有人说话。车开了十几分钟，杨天勇才开口："都打死没有？"

"我那个，应该死了。"肖林说，"倒在地上就没动。"

"我那个也是。"老付说。

"跑的那个呢？"

"挨了一炝，倒了。"

"补炝了吗？"

没有人回答。

杨天勇的眉头皱起来，说："回去看看。"

"不行！"柴国利说，"万一人没死透，报了案，我们回去就是送死。"

吉普车在夜色里开了很远。杨天勇没有再说话。他坐在副驾驶，看着窗外黑黢黢的田野，手指敲着膝盖，一下，一下。

那个逃过一劫的联防队员，倒在路边的沟里。他中了炝，但没有打中要害。他趴在沟里，一动不动，连呼吸都放轻了。他听见那辆吉普车开走的声响，声音远了，消失了。

他在沟里躺了一夜。天快亮的时候，他爬出来，沿着公路，一步一步挪到最近的村子，报了案。

他是那三个联防队员里，唯一活下来的。他是唯一见过那伙人脸的人。

杨天勇得知这个消息时，已经是三天后，他在出租屋里听着柴国利从外面带回来的消息，脸色难看。

"活口。"他说，"留下了活口。"

"他看见你了？"肖林问。

"他看见车了。"杨天勇说，"车牌子，是假的。但人，他记住了。"

他站起来，走到窗户边，看着外面。站了很久，他说：

"从今天起，干完活，要检查。别留活口。"

那个活口联防队员，后来在县医院躺了两个月。他伤得不轻，但脑子清醒。办案的刑J来问他，他把自己记得的细节说了一遍又一遍：几个人，什么口音，开的什么车。车牌号他记不全，只记得"云A"开头，后面是数字，中间好像有个"0"。

刑J把这几条记在案卷里。凶杀案的侦查有章法：先从现场找物证，再排查仇杀、情杀、财杀。联防队员是编外人员，三个联防死伤，按当时的立案标准，这案子够得上重大案件。

刑J查了现场，取了几枚D壳，送去做D道鉴定。D壳是五4式手炝的，这种在当年并不罕见，部队的、厂矿的、黑市的，来源复杂，无从查起。他们又排查了县里几处收购站、修车铺，查了工地上有没有人见过可疑的吉普车，一无所获。

D壳送省厅D道室做了比对，没有匹配到任何备案的炝支记录。现场提取的脚印、车轮印，也都因为下雨，泡得模糊了。勘查记录里写得很干净，也很空。这案子，线索断在了第一环。

案卷在刑J队的柜子里压了半年，没有突破。联防队员提供的线索，云A、几个人、深夜的吉普车，散落在几份笔录里，没有被串起来。

昆明城里，每天都有案子发生。一起没有头绪的联防队员被杀案，很快被新的案子压了下去。案卷上蒙了灰，没有人再去翻开它。

那个活着出院的联防队员，辞去了联防工作，回到了老家，他再也没干过巡夜的工作了。到夜里睡觉前，他总会起来反锁两道门，再推一下确认不能打开，然后才稍微安心躺下。

他记得那辆吉普车，也记得几个人的轮廓，但他不知道，几个月之后，在昆明城内，同一伙人还会做出一件更大的案子。

那件案子，会成为当年昆明J方最大的悬案。

团伙还差一样东西，一把更趁手的炝。1998年4月，他们在海埂路，看到一辆停着的昌河J车。车里坐着一个穿便装的男人，腰间鼓着一截炝套的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