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米五多点的个子管着几万平的营建，倔老头批个油石都得要回来

倔“老头”张仁

杨立池

1972年10月，我从亚东工兵营调到师后勤部营建办公室，一同调去的还有我的战友常长锁。五十三师换房到日喀则，暂住在班禅新宫，上级要求不能在新宫长期驻扎，让尽快搬出新宫。这样师里才决定成立了一个营建办公室，由师营房科科长张仁负责，抽调营房科助理员王玉明，与我和常长锁四人就搭起了一个临时班子。新营房将建在班禅新宫东边，扎什伦布寺的南边一个大平坝子上。初来乍到，营房科早在新营区搭起两顶活动板房，一间属张科长一人住宿兼办公，一间属我与王玉明、常长锁三人的活动空间，吃饭暂在后勤部大灶食堂。不久逐渐形成了一个较大的管理机构，分有行政组、施工组、后勤组等等，我的战友李志俊从炮兵科暂调到行政组任组长。又到各单位寻找懂木工的战士，成立了一个工兵排，开始由我兼任排长，施工全面铺开后，从工兵营调来我的战友杜志兴接任木工排排长。

师后勤部是我在部队工作的第二个阶段，也是我军旅生涯时间最长，最关键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开始遇到的第一位领导，就是营房科科长张仁。他对我最初的印象并不那么理想，而且还有点古怪。瘦小的身材，个头一米五多一点，黝黑、窄瘦的脸庞，好像一个小“老头”，那年他还不到五十岁。经常扮着一副黑脸，很少见到他的笑容，初次接触，让人望而生畏。但接触后，步履坚毅，说话刚强，办事干脆利落，丁是丁卯是卯，从不沾泥带水。

刚来第一天，张科长听说我会画画，找我问：“你能不能绘图？”，“没绘过，照猫的画虎，恐怕问题不大吧！”。他啥也没问，随后给我拿了一些绘图的小工具，抱了一堆东西，放到我的桌子上。“试试吧！”，当时能听出还有些命令式的口气，我随机答应，“好吧！”，他盯了我一眼，没说一句话，扭头就匆匆地离开我的房间。接下来我用了一周多的时间，把张科长画的七零八落的营区规划草图，大概有四五张整理了一下。还给我纸上写了几张构思说明和想法，我仔细捉摸了几遍，与他又沟通了三两次。到最后，画了有桌面大的一张《营房总体规划图》，下面还注有相关说明。我校正了几次，心里多少有些忐忑不安，利用一个晚上我拿着图纸，悄悄走进张科长办公室，“报告科长，图纸初稿画好了，你先看一下行不行？不行我再修改”，自己先给了个否定，然后展开图纸放在他的桌面上，站在他的对面，心还在嗵嗵嗵地跳。他站起来，戴上一个黑色边框的老花镜，足足看了有半个多小时，才抬起头来，看了看我，笑着说，“不错，不错！看来你还有这方面的天赋”，连续的两个“不错”，我暗暗庆幸，心一下子放下来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笑脸，也听到第一次对我的赞扬声。第二天他匆匆忙忙赶到新宫，把图纸送给了田师长，不久师党委会顺利地通过了这份规划图。

在慢慢地接触中，我才一步一步了解到张仁科长的许许多多。他的生活很简单，而且还过于邋遢，早上起床、洗漱不到十分钟，洗脸只把毛巾溅湿拧干，擦两下就完事了，刷牙三下五除二刷不到几下。买袜子一次买上一打十二双，穿的时间长了不洗再换上一双。很少洗脚，一月半载在别人的督促下看洗不上一两次。爱下象棋，经常与我下棋，下不过我，输上一两盘，我让他赢上一盘，经常为悔棋与他争吵不休。又一个对手是师长田启元，张的棋略高出师长一筹，田师长领导当惯了总想老赢。爱悔棋，张仁很倔强，根本不让他，经常下得难分难舍，不可开交，有时双方站了起来抢棋子，争吵声惹得周围观棋者，想笑都不敢笑。我经常站在一边，老给田师长参谋，但参就赢。田有个习惯，赢了棋拿出《中华牌》香烟给旁边人递上一支，多少人都递，输了给谁都不递。那时供应很紧张，一般人买不到中华烟，我参棋是为了多吸几支中华烟，也可能认为他是首长吧！

张科长倔得出了名，一次我给一个单位批了一个磨刀的油石，张科长知道后，立马让我要了回来。本来材料由我管批，批一个小油石很正常，在他面前行不通。盖房所用的木板，一车一车拉来，堆放在大场子上，没有人去看守，许多人偷偷拿上几块订个毛箱装东西，已习以为常。但张科长从不占国家一分钱便宜，他给女儿买了个缝纫机，让我和长锁到日喀则街上，买了十几块木板，拉回来给订了个木箱。临买木板前，再三叮咛开个发票，总怕我们偷偷用建营房的板子钉箱子。就这样被师政委路晨，在回部队的途中检查时发现，他认为营房科科长是管理营建材料的，木箱肯定是营建的木板，给扣了下来。结果回到部队一了解，并不是那么回事，路政委专门到张科长办公室给道了一次歉。

他的倔，有时很难理解。工作起来不得一点马虎，他一般不出早操，但比任何人都起得早。早上起床先到工地上转一圈，边边角角都要转到，晚上下班也是照常。158团一个连负责打土坯，一个连负责砌墙体，一次砌墙土坯有些凹凸不平，他立马让返工。到第二次还有那一点点，基本上看不出来，玉明和长锁检查已过了关，在以后抹墙面时修饰一下就可以了，不影响墙体的质量与美观。但他看了还是让推倒重来，我们几个又不敢太犟，我急忙给连长使了一个眼色，连长马上答应，“行！行！马上返工！”。可巧，通信员跑来报告，让科长到后勤部开会，他临走还再三叮咛，推倒重来我回来还要检查。这时我们几个都暗暗庆幸，安排连长他们尽快抹刷墙面，并叮咛一定要认真刷好。张科长回来，还是先来到工地，问返工了没有？大家齐声说，“返过了！”，王玉明说，“我一直在现场”。他看到墙面刷得光亮光亮的，点了点头，这样才算应付了过去。

在长期的相处中，他可亲可敬的另一面更让人感动。木工排小李母亲病重，需要住院手术治疗，姐姐来信告知了弟弟。张科长知道后，把小李叫到他办公室，硬是给了200元钱，并批准他回家探望，他亲自安排顺车送走小李。半月后小李归队，高兴地背了许多家乡的土特产，先跑到张科长办公室，一再致谢，险些跪了下来。他动情地说，“科长是您的200元救了我母亲的命，这情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孩子言重了！好好工作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在西藏当时这200元，可是我们四个月的高原工资。张科长把大家召集到办公室，边吃花生边聊天，并安慰小李好好的干。小李没有辜负科长的期望，一人常干几个人的活，年终被授予后勤部的嘉奖，并被评为五好战士。中途推荐小李上了军校，据说小李一直在部队工作，可能是校官或是将官，这只是后话。常长锁起早贪黑经常蹲在工地上，力气活都是他干，很辛苦。张科长看到他的饭量大，听说长锁在工兵营一顿吃了18个馒头，他叮咛炊事班班长，“以后常助理吃馒头，不要给他限量”。那时供应还比较紧张，一周才吃一次富强粉馒头，每人只限五个，其他人基本都够吃，长锁就不一样了。张科长与大家相处时间一久，说说笑笑也成了家常便饭，星期天节假日下棋、打扑克都缺不了他。打扑克牌老是输，经常鼻子上、脸上挂满了纸条，他也不在乎。因营建空地多，科长要求自己种菜，土地肥沃，厕所很近，集肥也很方便。常长锁带着人，利用休息时间种了许多菜，长出来的土豆有一斤多重，莲花白、大白菜一颗十多斤重，白萝卜五六斤。什么菜都能生长，灶上根本吃不了，还支援后勤大灶。长锁在我们门前精心种了一棵莲花白，最后称了54斤重，人人都跑来参观，争着站在上面照相。张科长也象小孩一样，抢着站在莲花白上，戴着一副黑墨眼镜，叼着烟斗，笑着扭着腰，势扎得很牢，惹得大家一片笑声。

久而久之，我们都认可了倔“老头”，师直上下无一不对张科长跷起赞扬的大拇指。两年后我调到后勤部政治处任干事，主管组织干部工作，与张科长的联系接触更多了。他1948年入伍，属14级干部，因家庭困难，1977年经组织批准，提前办理了离休手续，那年他才刚刚满54周岁。三四年的营建，师直各部门逐步搬入新营房，到1976年已全部到位，完成了营建任务后，张科长才申请离休。本来成都建有几个老干部干休所，安排到这里是顺理成章的事，可他不行，只有回富平老家。

1978年3月，我被组织安排回富平，给张科长盖房。张仁生于1924年，因家属瘫痪，申请回原籍富平庄里镇。张仁可算得上是书香门第，祖上还是地方官员，从清朝到民国家道一直富裕，到土改时，虽然已经败落，还是给定为地主成分。父母已逝，原有的土地该卖的已经卖了，没有几亩地了，只有一栋厅房，也已经年久失修。家属是解放前父母包办，抱养的童养媳，去重庆以前，媳妇年已十六七岁，长成了大姑娘，父母逼着张仁结了婚。婚后并未住在一起，偷偷跑到了重庆，入伍后回了一趟家。没有抗过父母，但和妻子一直没有小孩，父母临终前没能抱上孙子。1958年他在昌都后勤部营房科任副科长，生了一个女儿，取名西昌。家属在月子中患有风湿性关节炎，因那时医疗不及时导致瘫痪，已经卧床多年。

老房子前面六间厦房不动，只是在基建中反修一下，后面厅房推倒重盖。当时物资供应特别紧张，木材、钢材、水泥等都要指标和票证。先要到民政局申请，然后到计委要指标，拿着票证再到物资局选材，一路虽然没有卡壳，但有一个过程。张科长是老营房，自己设计安排，距开工只用了两个多月。

张西昌是张科长的独生女，张仁34岁才喜得千金，两口高兴得请左邻右舍，亲朋好友吃了几天，一直视张西昌为掌上明珠，关爱有加。少年时候的西昌，娇生惯养，要啥有啥，衣食无忧，引起同一条小巷许多少年伙伴羡慕不已，甚至有些嫉妒。初中毕业后，母亲瘫痪在床，张西昌再没有上学。生活的变故，让她懂事了，自觉地承担照顾母亲的日常生活。天不亮起床，打扫院落，帮母亲起床，穿衣洗漱。每周给母亲安排两次针灸治疗，每天早晚熬两次中药，母亲床上始终干净整洁，家庭生活安排得有条不紊。父亲的离休回来，才减轻了西昌的一些负担。

再经过两个月的努力，厅房已初步建起来了。1978年8月19日，是厅房上梁的大喜日子，天还未亮，夏季的庄里镇还蒙着一层薄雾。张仁早早起来在院子转，就喊开了，“西昌，快起来，去提几碗羊肉，今日厅房上梁，早早吃了，准备鞕炮，到街上去再订上两桌饭”。西昌一边起床，一边应声，“唉！知道了，饭昨天都订好了”。我听到喊声也赶忙起床，近一段时间，我也没有离开工地。我昨天就在中梁的梁中写明“戊午年七月十六日上梁大吉”，并备好红绸，准备上梁用。我还针对张仁家的现状写了一副对联：“玉柱挺千秋，旧屋变新颜”，以致祝贺。厅房上梁是大吉日子，上梁是建房最主要的一环，也很讲究，取阖家团圆，钱财涌来之意。中梁是代表着这座房屋本身的安详，它所担负的如同一家之长栋梁的角色。在上中梁时所举行的仪式，期盼中梁支撑，永保房屋坚实牢固，居住者平安和顺，香火旺盛，兴旺发达。这一天，西昌的未婚夫，带了一帮小伙前后招呼，上梁之喜，鞭炮齐鸣，福泽绵长。亲朋乡邻都前来祝贺，大家围坐一起，邀酒举杯，热闹非凡。

全家上下一直忙到晚上，送走了客人，张仁才感到太累了，我劝他赶快回房子休息，他迟迟不肯离去。人逢喜事精神爽，新屋落成，了却了他的一桩心事，更让张仁高兴的是西昌答应了男朋友的求婚。这时我才知道西昌未婚夫是她的初中同学，初中毕业西昌为了照顾母亲辍学了，男友上了大学，追求了西昌五年，大学毕业后，主动回到庄里，由于业务对口，被安排到庄里五号信箱（压延设备厂）工作。张仁给我说，“房子装修完后，春节前给两娃把婚结了，到时候来吃汤水（宴席）”，“不行年前要回部队，跟不上了”，“没关系，你什么时间来，我给你把喜酒留上”。人常说好事成双，喜昏了头的张仁，怎么能睡得着。两人到高兴处，摆开了棋盘，开始对阵厮杀，一直到深夜。

在帮老科长盖房的日子里，我才更进一步了解到张科长的全部。张仁爷爷的爷爷是张家最兴旺发达的时期，老爷子中过清朝的进士，在朝为官，据说做到知府一级。弟兄五人个个都行，有经商的，有做县官的，有务农的。由于时局动荡和天灾人祸，都各奔东西了，家族也慢慢分崩离析了。但张仁的爷爷一直守在庄里，在家务农，置田到百亩，家道殷实，还在庄里开有店铺，十里八乡小有一点名气。爷爷只有父亲一个儿子，下有一女，早年夭亡。父亲结婚后不到两年就生下张仁，其后多少年再没有增添小孩，张仁上无兄弟姊妹，也成了一脉单传。到父亲这一辈，家道已不如从前，但不是很差。张仁小时候很得爷爷奶奶、父母的宠爱。张仁五岁时，赶上民国十八年年馑（旱灾），渭河干涸枯竭，大多数水井已见了底。其中关中旱灾最为严重，几年大旱，颗粒无收，成千上万的百姓流离失所，逃亡他乡。张仁的爷爷奶奶相继去世，家中的生活到了日不付出的地步，无奈父亲卖掉几十亩地，才勉强度日。但比起关中的灾民来，那不知要好多少倍。那一年从逃难的人群中，张仁的母亲捡了一个淹淹已息的小女娃，他用手指按了按鼻孔还有点气，急急忙忙把孩子抱回家，给喂了半碗小米粥，孩子这才慢慢睁开了眼睛，她瞅了瞅眼前的一切，哇的一声哭了，扑倒在母亲的怀中。估计是饿昏了头，她哭着䜣说，“我已经三天没有见到一点食水，有时要吃上一点点馍或其他食物，比我大的一些人，就被一巴掌抢走了，轮不上我吃上一口”。后来才知她从庆阳一带下来，已经转了半个多月，连出生年月，家在什么地方都说不清楚。从此，孩子再没有离开张仁家，与张仁及父母一家四口相依为命，艰难地度过了年馑。七岁那年父亲请了一个家庭私塾老师，自幼聪明伶俐的张仁，从识字到熟读三字经、弟子规，再到唐诗、宋词，得到老师赏识。后来父亲又把他送入私塾学堂，张仁一不让人护送，二不让同龄人陪读，逐步养成了倔强、独立生活的能力。学堂距家虽不到两里地，他每天天刚刚亮就起床，独自去学堂。冬季天还未亮就起床，风雪寒冷从不畏惧，父母怕早上天黑，要送他上学，硬是被他拦了回去。由于品学兼优，被老师推荐到庄里立诚中学继续上学，这样离学校不远，还住在家里。几年的中学下来，张仁已年过十八岁，父母就逼着他结婚。尽管他与妹妹多少年形影不离，两小无猜，但从来没有把妹妹当作未婚妻，根本没有想与她结婚。妹妹长相并不差，手脚麻利，很有眼色，温柔大方，很得父母的喜爱。父母从捡到妹妹，就一直当儿媳妇养着，张仁并未知晓。父母一二再的强迫，加之妹妹的求情，张仁觉得不能太伤妹妹的心，彻底屈服了。婚后并没有和媳妇住在一块，只身逃往重庆。

从设计、准备材料到厅房上梁，前后四个多月。最后到装修，家具备全，已到十月份了，张仁一家都很满意，所有花费比预算小得多。那时物资虽然匮乏，但人心诚厚，办事认真，张仁盖房不论到那个部门，都是笑脸相迎，所办之事一步到位，没有一点点卡壳。回部队前，我又一次去了庄里镇，帮助前屋返修，算是圆满地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

1984年，我转业到渭南行署，专程多次去庄里看望过老科长。已步入花甲之年的“倔”老头，每天与街上的一群老人，喝喝茶、下下棋，享受着天伦之乐。但从来不听话，自己开了个菜园子，还栽了一些柿子、苹果树，天天蹲在园子里，还不让人帮忙，累得满头大汗，常常被女儿、女婿、孙子赶了回来。女婿家中兄弟几个，亲家多次让招女婿上门顶户，张仁坚决不同意。他常说，“不要那么多讲究，常住在家里行了”，女儿生了个男孩，也执意跟着女婿姓。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苦命的“倔”老头，命运总在不停地捉弄着他，步入青年，不满意的婚姻，让他远走他乡。家庭的状况才有些好转，妻子却瘫痪在床，拖累了孩子，拖累了他。新屋落成不几年，妻子却悄然离世，他说过，有这个人在，能增加许多欢乐。只有十多年的欢快，却遭遇到灭顶之灾。90年代末，正在上高中的外孙，意外的车祸，夺走孩子年轻的生命。致命的打击，女儿精神失常，年已古稀的“倔”老头，已经无法承受这残酷的现实，愤然离开了这个世界。

2003年3月，我又一次前去庄里，确吃了个闭门羹。据邻居说，老汉去世后，这家再没人了，门经常锁着，我只见过女子在别人的陪同下，回来过一两次。远远望去那高高的厅房，再也看不到与张仁相处的日日夜夜，再也听不到那棋子声响和争执吵闹声。我坐在门前那熟悉的门礅石上，一股无声的泪珠不知不觉地滚落下来。我茫然了，经常听到讲这个英雄，那个模范，我身边的张仁同志，不就是那千千万万个为人民服务，竞竞业业，勤勤恳恳，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优秀共产党员吗！这正是我人生的楷模，他的作为让我终身受益，将永记在心。

（注：本文插图均来自网络）

整理者简介：

杨立池：陕西蒲城人，1968年3月入伍，在西藏陆军53师服役，历任战士、文书、副排长、后勤干事、指导员、营部书记等职务。1984转业于渭南行政公署担任公务员（县处）级别。杨立池入伍第二年，经历了生与死、血与火的严峻考验，他既是尼木叛乱中的幸存者，又是西尼木平叛的参与亲历者。在耄耋之年，以自己成长、经历，写下了40万字的《尼木归来》的军旅体裁长篇小说。

作者：杨立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