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弑父鸩母”！1979年句容县“8·4”夫妻俩家中被害案侦破始末

1979年8月初，盛夏伏天的苏南地区酷热难耐。此时节，饭菜放置两三个小时便会发酵变质，若遮盖不当，蝇蛆极易滋生，稍有不慎便可能酿成食物中毒。因此，当地人夏季多饮食清淡、注重卫生，少劳作、多休息，以保存体力、规避暑气。

然而，不愿发生的事终究还是发生了。

8月4日，句容县（现为镇江市句容市）公安局接到报案：40多岁的大队塑料厂姜厂长与妻子，昨日白天下地劳作，晚饭后因劳累早早入睡，今日清晨被发现双双死于家中，疑似食物中毒。

接到协助请求后，地区公安局法医衡山即刻动身。

在句容县公安局刑侦股王股长的主持下，现场勘验正式开始：姜氏夫妇的遗体分别仰卧在室内两张床上，四肢平展、衣着完整，神情安详，身上盖着薄薄的床单；枕头、蚊帐等物品上无异物、无异味。

经体表观察，两具尸体无明显创伤，仅手背部留有一处生前针孔痕迹；面部肿胀、口唇青紫、指甲发绀、眼白泛蓝，瞳孔散大，眼角膜浑浊；四肢关节僵硬，尸斑出现在背部、臀部等低下部位，按压后褪色。从体表症状来看，两人呈现出典型的中毒窒息死亡特征。

“要最终确定死因，还需进行尸体解剖。”衡山提议道。

在生产大队干部及死者儿子姜行俭等人的见证下，尸体解剖在现场室外的空地上展开。

解剖发现，两死者角膜浑浊，面部青紫肿胀，口唇呈暗紫红色；鼻腔有棕色液体溢出，口角附着棕色液体；手指甲青紫，下腹呈青紫色。内部脏器方面，肺组织充血、水肿并伴有气肿；心包腔内积有大量豆腐渣样凝血块，且存在瘀点性出血；胃内容物中可见少量咸菜纤维与半糊状米饭颗粒，无其他食物残留；除轻度肺气肿及肾、脾脏淤血外，其余脏器未见明显异常。

随后，侦查人员提取了死者的胃内容物、心血以及剩余的咸菜，拟送往实验室进行毒物化验与法医物证学检验。

“从尸体检验结果来看，亚硝酸盐中毒症状十分明显，这与调查中‘夫妇俩昨晚食用咸菜’的情况相符。初步判断为意外事件，非人为所致。夏季本就容易发生食物中毒，有些人家因节俭，对稍有变味的食物舍不得丢弃，勉强食用便容易出事。”衡山阐述了自己的初步结论。

“家属是否可以准备后事了？遗体需要保存吗？若需保存，得转移到殡仪馆，并到民政局办理相关手续。”一名侦查员问道。

“遗体无须保存，通知家属可以准备后事了。”王股长最终吩咐道。

衡山疲惫返回单位，一口水还没来得及喝，地区公安局刑警大队沙副大队长恰好走进办公室。见他车上放着勘查包，便问道：“去出现场了？”

“是，协助句容县公安局解剖了一对夫妇，死因是昨晚吃了自家腌制的咸菜，亚硝酸盐中毒身亡。”衡山简要叙述道。

“怎么确定是亚硝酸盐中毒？”

“村里老百姓都这么说，而且咸菜腌制过程中确实会产生大量亚硝酸盐，人食用后容易中毒。”

“普通老百姓只知道咸菜，怎么会懂‘亚硝酸盐’这个专业名词？”

“死者儿子姜行俭说，他爸妈可能是多吃了沼气炉上没烧熟的咸菜，才导致亚硝酸盐中毒的。”

“他儿子是做什么的？”

“医学院工农兵大学生，现在放暑假回家帮忙干农活。半夜起来上厕所时，发现父母已经不幸去世了。”

衡山的这番话，让沙副大队长瞬间惊出一身冷汗：“糟了！出大差错了！这根本不是食物中毒，两个人同时死亡太过反常，这应该是一起凶杀案！具体原因回头再跟你解释。你赶紧联系派人前来重新检验，告诉句容县局，遗体绝对不能动！另外，先以访问的名义看管好他儿子姜行俭，绝不能出任何意外……”

沙副大队长一口气布置完紧急任务，这才找了个凳子坐下。

衡山听了这番话，仔细一想，也骤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急得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几小时后，侦技人员重新赶赴现场，一边开展检验工作，一边挨家挨户走访调查。

现场访问中，姜行俭陈述了事发当晚的经过：“8月3日那天，我父亲白天去了县城，回来后感觉很疲惫。我母亲牙疼了好几天。晚上9点左右，他们让我去保健站拿点儿药。10点20分左右，我先到大队赤脚医生范先生那里取了急诊箱，又去保健站拿了7支葡萄糖和一盒（10支）维生素C。回到家后，我先给母亲量了体温，发现她有些低热，就给她打了2支50毫升的葡萄糖；给父亲也打了2支50毫升的葡萄糖，另外加了3支250毫克的维生素C。针头都是消过毒的，打完针已经10点50分左右了，之后我们就都休息了。”

“半夜3点，我因为拉肚子起床，经过父母房间时，发现里面还亮着灯，喊了几声没人答应，进去一看才发现他们出事了。两个人的耳朵都有缺氧症状，母亲身上也有缺氧表现，手脚已经冰凉了。估计他们在12点前就去世了，我怀疑是吃咸菜中毒导致的。”

姜厂长的大哥是第二个赶到现场的人，见弟弟和弟媳双双离世，且表情并无痛苦，只是嘴唇有些发紫，便问侄子姜行俭：“你父母怎么会突然去世了？”

姜行俭脱口而出：“估计是吃咸菜中毒了。”

公社医院的张医生在凌晨4点多赶到现场，看到两人嘴唇、耳朵及两前臂青紫，鼻子、颈项僵硬，呈现出缺氧症状，便分析死因是食物中毒。

随后赶到的赤脚医生范先生向警方证实，当晚10时许，姜行俭曾到他家取急诊箱，之后又独自去保健站拿药。范先生观察后认为，死者脸上没有缺氧窒息死亡的痛苦表情，反而像是服用了镇静剂后的死亡状态。

结合现场访问情况，姜氏夫妇的死亡时间应在午夜时分，距离输液仅过去一小时左右。

“如果真是食用咸菜中毒，为什么没危及你和你的妹妹呢？”侦查员问道。

“晚饭时我嫌咸菜不好吃，基本没怎么吃。我妹妹肚子痛，也没吃多少。”姜行俭回答。

“你怎么确定父母的死因是亚硝酸盐中毒，而不是和你打针有关？”

“我发现父母的中毒症状很明显，他们晚饭只吃了咸菜，所以肯定是这个原因，而且我打针用的针头都消过毒，不可能有问题。”姜行俭辩解道。

案情讨论会上，有侦查员提出疑问：“沙队，您怎么仅凭直觉就判断这是凶杀案呢？”

沙副大队长招手示意大家坐下，顿了顿说道：“判断这是一起凶杀案。这样判断首先是源于我的生活经历。咸菜的腌制季节在初冬，取新鲜的大青菜洗净，晾晒至稍稍脱水，每百斤青菜加入三斤粗盐。将青菜从大陶缸底部开始层层叠放，每层都撒上盐，边放边踩实，直到装满缸，再在上面压一块青石，防止青菜上浮。腌制第三天的咸菜口感最好，尤其是菜心，脆中带咸、甘中带鲜。我小时候总忍不住搬开青石，拿一两颗尝尝鲜。父母每次都会阻止我，告诫我说：‘刚腌的咸菜还没熟透，如果吃的时候舌头发麻，就赶紧吐掉，吃了会中毒。’但他们没说是什么毒。

一缸咸菜，我们家通常能吃到第二年夏天。到那时候，缸面上会结一层厚厚的白色霉膜，气味很难闻，咸菜也早已发酵变质，几乎无法食用。但在没菜吃的时候，咸菜还能救急——捞出几片残叶洗净，搭配大蒜叶炒一炒，也能勉强下饭。普通人家夏天也常有这样的吃法，我从小吃到大，从没中过毒，也没因此生过病。更何况，亚硝酸盐主要在咸菜腌制初期产生，随着时间推移会慢慢分解、挥发。现在是8月，根本不是腌咸菜的季节，哪里来的大量亚硝酸盐？这是第一个疑点。”

沙副大队长喝了口水，继续说道：“退一万步说，就算是亚硝酸盐中毒，那也是慢性中毒，过程中会出现呕吐、恶心等症状，死者不可能毫无察觉地熟睡，大概率会主动求救。我们可以换位思考一下：一顿饭，两个人最多能吃多少咸菜？撑死了也就一大碗，里面含有的亚硝酸盐量，绝对达不到两人同时致死的剂量，而且夫妇俩性别、体重、体质都不同，食用量也会有差异，这四个变量叠加在一起，怎么可能出现两人同时死亡的结果？

“说实话，如果只有一个人死亡，我可能也会粗心忽略过去。但‘两人同时死亡’这个反常现象，再加上死者儿子是具备医学专业知识的大学生，这就让我产生了警觉。尤其是当我得知‘亚硝酸盐中毒’这个结论也是他提出来的时候，我就明白，问题已经很明显了——直觉告诉我，这是一起杀亲案。现在唯一缺少的就是作案动机。如果真的是儿子作案，毕竟是亲生父母，几十年的养育之恩，他怎么下得了如此毒手？这里面一定有重大矛盾，这就需要我们通过调查来找到答案了，你们说是不是？”

一番话下来，众人都觉得沙副大队长的分析合情合理。

衡山自责道：“怪不得当初决定解剖尸体、征求家属意见时，姜行俭坚决不同意，还说亚硝酸盐中毒6小时后就化验不出来了。我当时可能受报案信息的影响，犯了偏听偏信、先入为主的错误。”

随后，公安民警重新展开调查，村民们也察觉到案件背后定有隐情。

随着走访深入，侦查人员发现，姜氏夫妇的身体状况、家庭生活、夫妻关系及工作情况均无异常，排除了自杀和急病致死的可能，而儿子姜行俭的作案嫌疑却越来越大。

从姜氏夫妇的亲戚和村民口中，侦查人员了解到：姜行俭曾是大队赤脚医生，1977年恢复高考后，他成为第一批考生，成功考入医学院。入学前，经人介绍，他在邻村定了一门亲事，两人相处融洽，女方虽未过门，却常来探望姜行俭的父母。然而，入学一年左右，姜行俭在学校结识了一位干部子弟女友，放暑假回家后，便向父母提出要退掉之前的亲事。

姜行俭的行为，恰好印证了当时流传的一句调侃：“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

让姜行俭没想到的是，父母坚决反对退婚。母亲还专门赶到学校劝说儿子，但矛盾并未解决。

面对“因恋爱问题与父母产生矛盾”的质疑，姜行俭辩称矛盾已缓解：“7月21日放暑假回家后，我没再因为恋爱的事跟父母吵架。我也想好了，现在提倡晚婚晚育，等我再考虑考虑，毕业后再说。父母听了也没再逼我，只是嘱咐我回家后要主动去看望未婚妻，我答应了，也确实去了好几次。”

尽管姜行俭的疑点重重，但始终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他作案，最终还需依靠刑事化验结果来揭开真相。

令人惭愧的是，当时地区公安机关，既没有基础的毒物化验设备，也没有专业的毒物化验人员。而提取的心血、胃内容物等检材，在高温环境下极易腐败变质，影响检验结果。无奈之下，侦查人员买来多个保温瓶，又到食品厂买了些冰棍垫底冰镇检材，当晚便驱车将检材送往省公安厅检验，没有发现亚硝酸盐，但检出了氯丙嗪成分，却无法进行定量分析。

最终，检材被转送至上海市公安局，此次不仅检出了氯丙嗪，还测出了具体含量，依旧未发现亚硝酸盐。

氯丙嗪又称冬眠灵，是一种中枢多巴胺受体拮抗药，具有镇静安定、抑制呕吐、调节体温等药理作用。其口服易吸收，但吸收不规则，个体差异极大。

多地化验结果表明：姜行俭隐瞒了使用氯丙嗪的事实。

8月24日，专案组对大队保健站的药品进行盘查，发现保健站药品保管制度松散，药橱未上锁，药品可随意取用。盘查后发现，4支50毫克装的氯丙嗪缺失，具体丢失时间不详。

剩余的氯丙嗪药品，标注的有效期显示尚有一年多。侦查人员随即取样，以备进一步检验。

姜行俭常去保健站，案发当晚还曾独自前往取药，完全有机会接触到氯丙嗪。

案情似乎有了眉目，但一个更棘手的问题出现了：从死者体内检出的氯丙嗪含量仅为治疗量，远未达到致死剂量。这意味着，一定存在其他物质或手段，导致两人窒息死亡！

“会不会是空气针？”会诊时，沙副大队长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所谓空气针，是指静脉输液时，若注射针筒中残留的空气未完全排净，空气进入血管后会形成空气栓塞，随血液流入心脏。当空气体积较大且进人速度较快时，心脏的收缩和舒张会将气体搅成泡沫状，泡沫血通过右心室进入肺部，阻塞血流通道，导致肺部缺血，引发呼吸窘迫综合征，最终可能导致猝死。即使是小气泡，若通过肺部进入脑部，也可能引发脑血管空气栓塞，致人死亡。

（编者注：空气针与中毒导致的死亡均属于机械性室息，临床症状相似，但死者体内无法检测到毒物成分。）

沙副大队长曾在医院服役，对这方面的知识略有了解，因此将思路延伸到了空气针上。

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专案组认为，尽管致死毒物尚未完全查明，但姜行俭因恋爱矛盾毒杀双亲的嫌疑极大——他具备作案能力与条件，矛盾激化时间与案发时间吻合，且多次说谎、极力掩盖真相。

1979年10月25日，专案组认定姜氏夫妇系被姜行俭用氯丙嗪毒害致死，并向省市两级公安机关申请对姜行俭刑事拘留审查，获得上级批准。

对姜行俭的询问，正式由“访问”改为“刑事传唤”，地点也从生产队办公室转移至县看守所审讯室。

他清楚，在精密的化验设备面前，一切伪装都会暴露无遗。此刻，他显然读懂了侦查员话语中的深意，心理防线彻底崩溃。痛哭之后，姜行俭终于交代了自己精心策划的谋杀行径。

“当初我向父母提出退掉之前的亲事，他们坚决不同意，还说‘婚姻大事不是儿戏，岂能说退就退’。我借口说那是父母包办的婚姻，现在婚姻法支持自由恋爱，可父亲反驳我说：‘没上学前你们俩关系那么好，怎么能说是包办？’就因为这件事，我们吵了几乎一个学期，我根本无心学习，也没法跟新女友交代。最后我发狠说：‘不让退婚，我就一辈子不结婚！’”

“没想到父亲斩钉截铁地说：‘只要我们活着一天，你这个婚事就休想退掉！除非我们都死了，管不着你了，你要退婚才是你自己的事！’

“这句话彻底让我绝望了，也刺激了我。从那以后，我就开始谋划怎样让他们早点儿死，这样我就能自由了。放暑假前，我已经想好了一整套计划。为了掩盖意图，我谎称现在提倡晚婚晚育，等我再考虑考虑，毕业后再说。父母听了没再逼我，只是让我回家后主动看望未婚妻。我假装答应，也确实去了几次。

“我以前是大队医生，借着去保健站玩的机会，偷偷拿了4支冬眠灵（氯丙嗪）。8月3日晚上，在给父母注射冬眠灵，让他们熟睡后，我拿出早就准备好的50毫升注射器，吸了一针管做菜用的白醋，给父亲做了静脉注射。没过多久，父亲就因为缺氧没了呼吸。这时候，母亲正好在另一张床上翻了个身，我以为她要醒了，怕事情暴露，没办法，只能也给她打了一针管白醋——其实我本来没打算杀她的。

“作案后，我赶紧收拾了现场，扔掉了药瓶、注射器，然后回自己房间睡觉了。第二天早上，我假装刚发现父母去世，大声哭了起来。邻居来问，我就谎称是吃咸菜中毒死的。”

“有那么多药品可以选择，你为什么偏偏用了食用白醋？”侦查员问道。

“我在准备作案的时候，曾在学校图书馆查了很多资料，想找一种不会暴露的杀人方法。我发现醋酸中毒和亚硝酸盐中毒都是缺氧死亡，症状一模一样；而且食物中毒最容易混淆视听，不容易引起怀疑。另外，白醋随处可得，不会引起任何人注意。所以我就借着吃咸菜的事实动手了，没想到还是因为醋酸暴露了。”

此时的姜行俭，想必已经意识到，警方早已查到了醋酸成分。案发时家中只有他一人，有能力将醋酸静脉注射进父母体内的，也只有他，抵赖已是徒劳。

但仅凭口供无法定案，必须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死者是因醋酸致死，否则案件无法提交检察院起诉，很可能半途而废。

1980年4月12日，这起疑难案件的鉴定工作最终上交至公安部第二研究所。办案人员一行五人，携带死者的胃内容物、心血、模拟实验犬的心血及胃内容物，还有从死者家中提取的一瓶食用白醋，赶赴北京。

不愧是部级研究所，在专家们的共同努力下，专案组终于在4月17日拿到了期盼已久的鉴定报告。报告确认：送检的死者血液与胃内容物中，均检出食用醋酸成分，与现场提取的瓶装食用醋酸成分完全一致。

与此同时，寻找相关物证的工作仍在艰难进行。根据姜行俭的交代，作案后的注射器和药瓶已被他敲碎，分别扔进了附近的河塘和稻田。

寻找过程异常艰难：稻田收割复耕后已种上麦苗，表层搜索无果后，侦查人员决定铲土筛洗，最终淘洗出两小片注射液瓶碎片，但无法确定是否为氯丙嗪药瓶。

而他所说的抛弃注射器的河塘，水深流急，人工下水打捞难度极大。无奈之下，专案组采用当地俗称“罱河泥”的方法，请农民驾船用竹夹在相关水域捞河泥，再对捞出的河泥进行人工筛洗检验。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辛勤作业，船工们从百余吨河泥中，终于发现了一段注射器外管残片，根据直径判断，属于50毫升注射器。

1980年8月，当地检察院再次将死者姜厂长的胃内容物和其妻子的血液送至公安部第二研究所，要求检验胃内容物中是否含有同为安眠成分的异丙嗪（若有，需测定含量），同时测定血液中氯丙嗪的具体含量。因为姜行俭又交代，为确保作案成功，事发前两天，他曾将氯丙嗪和异丙嗪药片混在饭里给父母吃，但剂量较小，且当晚没有下手机会，于是才改为注射冬眠灵（氯丙嗪）。

此次检验旨在核实口供，对于这类有明确规范的检验，相关专家仅用两三天便完成了。结果显示：胃内容物及血液中均检出氯丙嗪成分，血液中氯丙嗪含量为0.43毫克/100毫升；但无法排除异丙嗪的存在。

正如古语所言：“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姜行俭因恋爱问题未能正确处理，竟残忍毒杀双亲，最终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被依法判处极刑。

子女杀害父母，谓之“弑父”，是大不孝的凶残行为，自古便被视为十恶不赦之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