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出轨销售投千万保险，期间女方晋升经理，千万保单成维权困局

广西柳州一起婚姻财产纠纷引发广泛讨论。丈夫阿国与保险公司女业务员阿丽维持长达七年不正当交往，一边写下道歉信、约法三章安抚妻子阿珍，一边向阿丽转账赠与，还在对方手中累计投保上千万元保险，甚至贷款缴纳保费。两级法院已经认定二人存在不正当交往关系，判决返还近90万元赠与款项，但上千万元保险合同的效力争议，仍在司法审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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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暧昧聊天，丈夫写下保证书，承诺改过自新

事情始于2017年初，妻子阿珍偶然看到丈夫阿国与保险业务员阿丽暧昧微信聊天记录，诸如“想你！”等露骨内容，情绪崩溃，抛下年仅2岁的女儿离家出走。阿丽比阿国小8岁，当时任职某保险公司柳州中心支公司业务员。

为挽回婚姻，阿国写下道歉信，承认聊天出格，但坚称没有实质越界行为：“我真的没有对那女的做过什么”“外面的风景再好，也比不上我们家重要”。道歉信没有换回妻子，阿国又提出“约法三章”，承诺交出财政权、房产加妻子名字、周末节假日陪伴妻儿、尊重家人说话，并且把条款重抄三遍以示诚意。出走一个月后，阿珍选择回家，以为保证书能够守住家庭安稳。

现实却事与愿违。此后多年，阿国依旧和阿丽暗中往来。2024年下半年，阿珍住院办理出院手续，意外发现丈夫偷偷为自己购买保险，心底的怀疑再次浮现。趁丈夫熟睡打开手机，大量特殊数字转账记录暴露在眼前：520元、13.14元、52.99元等具有情爱寓意的红包转账，时间横跨多年，转账对象正是阿丽。公安机关调取的酒店监控也记录下二人共同出入酒店的画面，阿国在笔录中承认，与阿丽开房达180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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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与纠纷：三百多万往来，法院认定近90万为无效赠与

阿珍统计，2017‑2024年间丈夫向阿丽各类转账合计350余万元，于是诉至法院，要求全部返还。阿丽则抗辩，双方存在汽车挂靠运营合作以及借贷往来，并非全部属于无偿赠与，实际转账金额为332万余元。庭审中阿丽否认存在不正当交往，称酒店见面只是洽谈保险与运输业务。

案件审理过程还衍生出另一起名誉权诉讼。阿珍和亲属曾到阿丽工作单位、居住小区散发传单、使用喇叭喊话。阿丽起诉阿珍等人侵害名誉权。法院审理认为，传单很快被保安制止没收，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造成阿丽社会评价显著降低，驳回阿丽诉求。二审维持原判，同时生效判决确认：阿国与阿丽确实存在不正当交往关系，阿国基于该关系向阿丽进行财产赠与。

赠与合同纠纷案中，法院梳理全部流水，剔除双方借贷、汽车合作业务对应的资金往来之后，认定其中897451.42元属于违背公序良俗的夫妻共同财产赠与，判决阿丽返还阿珍并支付利息。阿珍、阿丽双方均不服上诉，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三百余万资金往来，最终仅有约90万元被认定为应当返还的赠与款，其余因夹杂业务、借贷名目未能追回，成为阿珍心中一大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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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投保争议：瞒着妻子买50多份保单，甚至贷款交保费

比转账更棘手的，是总额超千万元的保险投保。资料显示，2017‑2024年间，阿国通过阿丽购买50余份保险保单，总保费规模1012万余元，截至事发已经缴纳保费515万余元，尚有496万余元待缴，期间阿国还向保险公司贷款近200万元用于缴纳保费。在合作期间，阿丽也从普通业务员晋升为营业部经理。

阿珍表示，大量投保全程对她隐瞒，丈夫不惜贷款交保费，已经超出家庭正常承受能力。她核对时间线发现不少保单与二人开房时间高度重合，“基本每次开房过后就形成一单保单”。阿国接受采访时修正，并非每一次都下单，大概有十单是开房之后办理投保，但承认“没有这种关系，怎么可能买这么多保险”。阿丽则全盘否定相关说法，不服生效判决，已经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再审。保险公司当庭抗辩，阿国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七年跨度多次投保、贷款缴费，属于理性自主投保行为，不认可存在诱导投保的说法。

如今阿珍将保险公司、阿国、阿丽一并诉至法院，诉求认定相关保险合同无效，要求全额退还保费。目前仅其中一单保费进入庭审，其余保单需要逐一起诉立案，维权程序繁琐漫长。这也成为本案最大悬念：**已经被生效判决确认存在不正当交往关系，丈夫基于该关系、瞒着配偶、使用夫妻共同财产大额投保，保险合同是否应当认定无效或者撤销，仍有待法院最终裁判落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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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观察：赠与好认定，大额保险维权为何更难

司法实践中，丈夫婚外向第三者直接转账赠与，违背公序良俗，配偶起诉要求返还，法律支持度较高。但保险属于商事合同，投保人是阿国本人，合同本身形式完备。想要认定保单无效或者撤销，需要证明投保行为是受诱导、欺诈，或是投保目的完全建立在不正当男女关系之上，举证难度远高于普通转账赠与。

夫妻一方处置共同财产，超出日常生活所需，应当与配偶协商一致。但该条款更多用于财产分割，并不直接等同于保险合同当然无效。即便合同不能被整体撤销，妻子依然有权主张对应的保单现金价值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在离婚诉讼中要求分割。但这和“全额退保”，并不是同一结果。

本案也折射出现实困境：当私人情感纠葛与保险销售业务深度交织，资金用业务合作、投保等形式包装，原配想要追回夫妻共同财产，证据门槛高、诉讼周期长，维权成本巨大。一边是白纸黑字的商事保险合同，一边是婚姻家庭的公序良俗，二者如何平衡，该案后续判决也将具备很强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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