叩开乾隆朝另一扇外交之门：最后的使团与“寒暄式外交”

在近代早期中西关系史研究中，1793年的马戛尔尼使团（Macartney Embassy）访华长期被视为一个标志性事件。不论是使团成员的回忆录，还是后世史家的著述，都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清廷傲慢自大，难以理解西方近代外交的平等原则；扩张中的英帝国要求重新定义与中国的关系，却屡遭挫败。历史沿着这条线索演进下去，19世纪中叶的中西冲突仿佛早已注定。近年来，学界已在不断修正固有的“文明冲突”叙事，但后者仍在深刻塑造着公众想象和部分历史叙述。欧阳泰（Tonio Andrade）的《最后的使团：1795年荷兰访华使团及被遗忘的中西相遇史》（The Last Embassy: The Dutch Mission of 1795 and the Forgotten History of Western Encounters with China，2021），正是对这一既有认知的有力挑战。在该书中，作者通过重新审视1795年荷兰使团访华的经历，展现了一个与马戛尔尼使团对比鲜明的反例。

《最后的使团：1795年荷兰访华使团及被遗忘的中西相遇史》

故事始于1794年，这一年，乾隆皇帝登基六十周年庆典在即。在广州商馆大班范罢览（Andreas Everardus van Braam）的鼓动下，荷兰东印度公司决心遣使入贺。就在短短一年前，马戛尔尼使团因坚拒清廷邦交惯例，为乾隆皇帝所恶，怏怏归国，未能完成使命。因此，荷兰人的策略从一开始便十分明确：不在礼制上与清廷发生正面冲突，而是以顺从的姿态，完成一次礼节性的出使。荷兰人的恭顺令乾隆大悦。荷使抵达时，正值中国新年。他们不仅得允，多次在紫禁城和圆明园内觐见，还受邀参加清宫的各种庆祝活动。事后，无论使团成员，还是巴达维亚当局，都认可了此次出使的成功。可是，作为“最后一个按照中国传统觐见礼仪受到接待的西方使团”，荷兰使团的经历，却长期遭到忽视和误读。

本书是研究1795年荷兰访华使团的首部专著，其重要特点，在于作者欧阳泰对使团原始材料的充分发掘。他广泛地搜索荷兰语、法语、西班牙语、汉语和朝鲜语史料，发掘了大量使团成员的书信、日记和画作。长期以来，对于中西早期相遇的经典叙事，很大程度上由英语世界的出版物所塑造。本书通过多语种材料的交叉使用，呈现了一幅崭新的中西交流图景。借助第一手材料，欧阳泰不仅重建了荷兰使团的完整行程，也使本书兼具外交史与旅行史的特点。

在叙事上，欧阳泰继承了其师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的风格，强调文字的“临场感”与“亲密感”。全书兼具学术著作与历史叙事作品的双重特征，人物鲜明，细节充沛。不可否认的是，本书强叙事的特点，使得作者必须时刻以精彩的情节抓住读者视线，难以对具体问题展开分析。不过，本书的问题意识并没有被遮蔽，而是构成了叙事的一部分。

欧阳泰

欧阳泰十分清楚，所有外交行动，都需要由具体的人去执行。“任何一个好故事的核心都是迷人的角色”（序言xi页），这一点在书中人物的身上尤为明显：正使德胜（Isaac Titsingh）对日渐衰败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早有去意，在得到报酬丰厚的保证后，才同意出使；副使范罢览（Andreas Everardus van Braam）性情浮夸，财富来源可疑，在出使前即引起公司的调查；翻译小德经（Chrétien-Louis-Joseph de Guignes）则以著名汉学家后裔自矜，却因并非荷兰人，只能屈居译员之位，为此愤懑不已……组成这支使团的成员心境各异，观点自然不可能统一。使团的故事，在作者不断切换的叙述视角下，变得真实立体。

在英文原版著作中，全书以现在时态推进，将使团的旅程如画卷般铺陈在读者眼前。跟随着欧阳泰生动的文字，读者仿佛与荷兰使团一同北上。由于乾隆要求使团在新年前赶到北京，荷兰人被迫放弃较为舒适的运河水路，改由陆路上京。翻越险峻曲折的梅岭、在赣江急流中行船、严冬时节在舒城的棚屋中过夜……使节们的赴京之路充满了艰险，但也不乏惊喜。荷兰使节并非始终以高高在上的姿态看待中国，而是始终在震撼、赞美与不适之间摇摆：途经江西，范罢览赞扬此处“目力所及，四面八方，没有一处景致不令人愉悦”（85页）；到了直隶一带，面对贫困凋敝的乡村景象，德胜感慨起“本以为在距离名城近在咫尺的地方，能瞥见都城的一线光彩，但满眼尽是贫穷的画面”（117页）。使团的旅行经历，提升了全书的可读性，让“出使”不再局限为国家高层的交流，更转化为一次穿越清代中国内地的具体经验。无论是当时的交通条件、城乡景观，还是贫富差距、官员作风，都在使团成员的见闻中展露出真实的面貌。

使团抵京后，欧阳泰的叙述重心转向清廷的内部运作。荷使所接触到的，不再只是普通民众和地方官员，而是直入清廷中枢。他们观察乾隆的言谈举止，评价这位年迈的统治者“慈祥和蔼”；他们与和珅当面交谈，逐渐了解这位权臣在朝中的巨大影响；他们从未停止过抱怨伴送官中饱私囊，剥夺了使团旅途中应得的物资和待遇……荷使的记录，从外来者的视角呈现了清朝政治秩序的面貌。借由欧洲使团的双眼，作者展示了乾隆晚期帝国治理的微观切面。

全书最精彩的部分，无疑是使团在北京度过新春的经历。经乾隆格外恩准，荷兰使节近距离参与了诸多隆重庆典。无论是西苑冰嬉、元旦大祀，还是紫光阁赐宴、上元节观戏，荷使都亲临其境，著录甚详。譬如乾隆五十九年除夕，皇帝在紫禁城保和殿设宴，受邀参加宴会的荷使，详细记述了大宴流程和个人体验。宴中，范罢览的蹩脚口音曾逗得乾隆开怀大笑，这位副使本人对于此事，亦颇为自得。类似细节，即便对于今天的中文读者而言，也充满了阅读趣味。

《冰嬉图卷》（局部），故宫博物院

正是通过一个个场景的连接，欧阳泰引出了全书最核心的概念——“寒暄式外交”（phatic diplomacy）。在他看来，东亚世界的外交实践，首先强调维系关系、确认秩序，而非直接以谈判换取具体条款。遣使、朝觐、馈赠，这些举动并不仅仅是表面功夫，它们恰恰构成了东亚外交的重要实质。若从这一角度回看马戛尔尼使团，问题便不只在于英国人是否愿意“叩头”，而是在于，他们始终把礼仪视为达成政治目标的手段。因此，在清廷眼中，英国使团有如“无事不登门的客人”——关系尚未建立，索取已先行提出。这样的“客人”，当然是不受欢迎的。荷兰使团之所以成功，正是因为他们反英国之道而行之：使节们遵守东亚的“宇宙秩序”，从而更加贴近清廷所理解的外交形式。

欧阳泰认为，尽管荷兰使团获得了可贵的成功，对它的历史记忆却遭到了“抹黑”。学界过往认为，1795年的出使是一场失败，荷兰人甚至比马戛尔尼使团更为失策。因为荷兰使团在“被要求叩头行礼时悉数照做”，但“顺从没有用处”，“他们还是被一心要凌驾于欧洲人之上的中国朝廷故意羞辱了”（序言xii页）。这样的论调，为何持续影响着后世学者的认知？欧阳泰从历史背景的角度，给出了具有说服力的解释：19世纪英国的全球霸权，确保了马戛尔尼使团出版物的持续性影响力。这些作品叙事所隐含的“文化冲突”模式，渐为历代学者所接受与重复。与之相对，到了18世纪下半叶，荷兰联省共和国与东印度公司均已显露颓势。这导致1795年使团即便留下了丰富的记录，也难以进入后世的主流历史记忆。

这引出了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欧阳泰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将荷兰的外交策略解释得过于先验了？欧阳泰强调荷兰人对清廷规则的理解与适应，但如果对这一点评价过高，结论可能略显单一。巴达维亚方面，之所以将此次出使定位为礼节性行动，未必完全是源于对清廷外交逻辑的认同，更可能与其无力提出更强硬的贸易诉求密切相关。换言之，尊重清廷礼制，完全可能是一种低成本、低风险，更符合荷兰自身实力位置的现实选择。“寒暄式外交”的概念，固然为理解清代中外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但它未必足以解释荷兰使团的“成功”。在礼仪和人际关系之外，国家实力和全球格局的变化，仍然是不可忽视的大背景。

事实上，欧阳泰本人也并未将荷兰使团浪漫化为一种可持续的未来方案。相反，他在本书中反复强调此次出使的“最后性”：在中国，清王朝的内政危机已逐步逼近；在欧洲，法国革命战争正在重塑旧有的国家体系。也就是说，荷兰使团在中国礼仪秩序中获得接纳，这件事恰好发生在原有秩序即将失去全球解释力的前夕。欧阳泰并非意在证明“荷兰道路”原可长久，只是试图提示读者：“文化冲突的模式应当由其他叙事加以平衡”（序言xvii页）。

清《万国来朝图》（局部），故宫博物院

《最后的使团》是对一段被“遗忘”历史的重新发掘，更是作者观照现实的镜子。他没有先把近代西方的外交准则当作普遍标准，来衡量中国为何偏离这一标准。而是首先追问：清帝国如何理解外来者？如何通过“宾礼”处理差异、展开对外交流？当欧阳泰写下“如果（荷兰）联省共和国没有垮台，荷兰人可能会指引出通往未来的另一条道路：‘在以中国为中心的语境下与中国建立关系’”（324页）时，他的文字与当代中西交往形成了精妙的互文。与柯文（Paul A. Cohen）等前辈学者倡导“以中国为中心”地理解中国近代史相呼应，欧阳泰把注意力放在了中国外交秩序自身的逻辑上。他不仅给予了传统东亚外交正面的评价，更鲜明地传递了自己的现实关怀：荷兰使团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它展现了一个欧洲模式和“文化冲突论”尚未被预设为必然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抱持文明优越心态的马戛尔尼使团失败了，尊重中国外交传统的荷兰使团取得了成功。

面对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动，中西间的互动形态正处于持续的调适与磨合之中。时代语境悄然转变，该怎样理解中国长久以来的外交脉络，又该以何种方式同中国展开往来，已然成为西方知识界需要审慎思考的问题。欧阳泰通过对1795年荷兰使团历史的细致回顾，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可贵的思考角度。对于中文读者而言，《最后的使团》促使我们以更复杂的眼光理解清代外交。不应把“宾礼”简单视作僵硬、封闭和注定失败的“天朝”残余，而应看到，它曾是一种能够有效展开跨文化政治、经济交流的实践形式。与此同时，本书也提醒我们，中西交流史不应被简单描述成一条从冲突走向战争的单线叙事。至少，在18世纪末，中荷双方仍在试探、体验、观察与妥协之中，展开过一场不同于19世纪帝国主义逻辑的互动。作为一部兼具叙事魅力与问题意识的著作，《最后的使团》无疑是一部值得认真讨论的中西接触史新作。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 占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