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敲门的声音很急，三下，间隔短。我从电脑前抬起头，墙上的钟走到十一点十一分。紧接着又是两下。
我走过去，贴着猫眼往外看。楼道里的声控灯亮着，苏晚站在门口，头发湿漉漉地垂在肩膀两侧，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家居长袖，袖口卷到小臂，露出半截白皮肤。
她皱着眉，嘴抿成一条线，又抬手敲了两下。
我把门拉开：“苏姐？”
“陆屿，不好意思，这么晚。”她的声音有点急，“你家里有没有水管钳？我家卫生间水管漏了，阀门锈死拧不动，水一直往外冒。”
我愣了一秒：“水管钳？”
“没有的话别的也行，扳手，只要能拧阀门的。”她说着，嘴唇微微抿紧，好像怕我拒绝，“物业电话打不通，楼下那个小张叫我上来问你，说你可能会有工具。”
我说：“有是有，你等我一下。”
我回身从储物柜底层翻出那个旧工具箱，里面有一把活动扳手，还有一截生料带。我又找了条干毛巾搭在肩上，跟着她出门。
她住四楼，我住五楼，两步楼梯的事。她走在前头，拖鞋踩在水泥台阶上没什么声音。头发梢滴下来的水珠落在楼梯上，一小点一小点。我这才注意到她是刚洗完澡的。
她推开自己家门，侧身让我进去：“在里面。”
客厅的灯亮着。茶几上放着一只没喝完的水杯，旁边是手机和一圈钥匙。她快步往卫生间走，我跟进去，看见了那幅景象：洗手台底下柜门敞开，地上薄薄一层水，接缝处往外滋水，不大，但一直在冒，毛巾和旧衣服都泡在水里。
我蹲下来看了一眼，接口的老化比较严重，胶皮圈磨平了。
“你先把总阀关了。”我说，“总阀门在哪，你知道吗？”
苏晚站在门口，怔了一下：“阀门？”
“水表旁边那个，一般在你家外面，或者厨房水槽下面有。”
她想了想，摇头：“我不知道家里有这个东西。”
我站起来，去玄关看了看。她家门口那面墙确实有个铁皮箱子，打开来，里面水表总闸都在。我拧了两下，锈得厉害，但能使上劲。我不太放心，把手上的毛巾拧紧，垫在手上，整个人抵着墙，硬转了一圈。锈蚀的闸阀发出闷响，总算关了。卫生间里的水声小下来，最后只剩下滴答。
我长吐一口气，重新回到卫生间。地上那层水已经快漫到门口了，苏晚刚才站在门槛外没进来，这时候才抬脚踩进来。水浸了她半只拖鞋底，她“嘶”了一声，又缩回去。
“得先把水排掉。”我说，“你家有拖把吧？”
“有，阳台。”她转身去拿。
我趁这个空看了一眼洗手台下面，老旧的PPR管，接头处都是白垢。我试着拆开那个接口，螺纹锈得咬死了，扳手使不上劲。忙活了一阵，手背蹭出一小道口子，不深，渗着血珠。
她拿着拖把回来，一眼就看见了：“你手破了。”
“没事，刮了一下。”
她转身去找了个创可贴，撕开，递给我。我接过来，自己贴上。她没多说，开始弯腰拖地，头发垂下来遮住脸。我看不见她什么表情。
等她拖完，我在接口处缠了几圈生料带，重新装回去，说：“我先给你开着总闸看看，你盯着一会儿，要还漏你明天再找物业来换管。今天半夜，我也只能先这样对付一下。”
她点了点头：“行。你先把阀门开开。”
我回到玄关，拧开总阀，过了几秒，再回去看卫生间——水声没了，接口处只有浅浅一点湿痕，应该不漏了。
“好了。”我说。
她站在洗手台前，弯着腰低头看了好一会儿，像是不太放心。然后直起身来，用袖子擦了一下额角的汗，冲我笑了笑：“谢谢。我真不知道还能找谁。”
“小事。”
“不是小事。”她看着我，很认真地说，“你手都划破了。”
我看了看手上的创可贴，笑了笑，没接话。走廊里一片安静，楼下的老电视声透过楼板隐约传来，嗡嗡嗡的。
我弯下腰把工具箱收好，说：“那我先上去了。”
“等等，”她说，“你喝口水再走？”
“不用，苏姐。”
“那我送你到门口。”她跟过来，走到玄关的时候突然停住，叹了口气，“你说一个人住也挺好的，就这种时候，特别烦。水漏了，灯坏了，门锁卡了，什么都得自己弄。”
我站在她家门外，台阶上。她倚着门框，脸上的疲惫浮出来：“顾城一年到头在工地，跟我说了也没用，人在几千公里外，说了徒增烦恼。”
“他有他的工作。”我说。
苏晚没接这句话。半晌，她往后退了一步，握着门把手：“行，上去吧，早点睡。”
“你也是。”
楼上还有一级台阶。我走到一半，听见她关门的声音，铁皮门在身后轻轻合上，咔哒一声，没有锁的第二道声音。我在黑暗里站了一下，那盏灯灭了。
我对苏晚的印象，其实从一开始就是那种素净的、不太爱说话的女人。
我是去年搬来的。三月底，老小区六楼没电梯，我一个人拖着沉甸甸的行李走楼梯。最重的那趟我扛了一张从二手市场买来的床垫，歪歪扭扭地往楼上顶，到四楼转角时实在撑不住，把床垫一头抵在墙上喘气。
四楼那户门开着，有人刚好出来倒垃圾。我抬头，看见一个女人，穿着米白色薄外套，头发扎得很低，手里拎着垃圾袋。她看了我一眼，没说话，从我旁边走过去，下了半层楼，又停住。
“你住五楼？”
“嗯。”
“床垫一个人搬得动吗？”她问，语气平平的，不是热心肠那种，倒像只是随口一问。
我说：“搬得动，慢点就是了。”
她站在楼梯下，又看了我一会儿，像是想说什么，最终只是点了点头：“我是四楼的，叫苏晚。以后有事可以敲我门。”
讲完那句话她就走了，垃圾扔到楼下分类桶，转身回来，身影消失在四楼门里。我当时想，这邻居挺寡淡的，但寡淡得让人舒服。
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小区旁边那条街上一家连锁药店的药师，每天早出晚归，上白班的时候穿白大褂，休班的时候穿家常衣服，有时候会在楼下超市买一把青菜、两盒酸奶，提在手里，慢慢走回来。
我搬来后的头几个月，和她偶尔在楼道碰上，也就点头招呼。我叫她苏姐，她叫我小陆。我没告诉她我叫什么，她也没问。有一次我去一楼拿快递，刚好她也在一楼，手里捧着两个大纸箱，看见我，让了让，却没有叫我帮忙。我自己主动接过去，说“我帮你拿一个”，她犹豫了一下才松手，说了句谢谢。
她不是那种爱欠别人人情的人。那种客气里带着疏远的女人。
真正熟起来，大概是在六月。
那天晚上我加完班回来，上到四楼，看见她家门锁孔上插着一串钥匙，铁门虚掩着。钥匙在走廊灯光下晃晃荡荡的。我敲了敲门，没人应。
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把钥匙拔下来，拿回自己家五楼。我没她电话，就抽了张纸条写：“苏姐，你家钥匙忘在门上了，在我这。陆屿，501。”贴在四楼门板上。
第二天早上我出门上班，门板上贴了一张新的纸条，上面写着：“谢谢你。加个微信吧，你的号码是？”落款苏晚，下面画了一个小笑脸。
那是她第一次画笑脸。后面我在家收快递的时候，快递员放进快递柜，我没注意短信，是她看见了发微信告诉我。我给她道谢，她说：“邻居嘛，顺手。”
我们微信聊得不多，都是正事。她发过一条：“小陆，你家垃圾袋了今晚放在外面了吗？我们这层厨房的下水道反味。”我说：“不是我家，我五楼。”她回：“哦，那可能是三楼。”就这么家常。
有一次，我下楼买啤酒，在小区门外那棵梧桐树底下碰见她。她没看见我。坐在树下的长椅上，一只脚踩着地，另一只脚悬着，手里拿着手机，屏幕亮着，但她没有在看。她看着对面的马路，路灯把她的侧脸照成一个很浅的轮廓，睫毛压下来，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在门口站了两三秒，没有走过去。那棵树底下有一种我说不上来的感觉，像是她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周围的世界安静得过分。
后来我搬水桶，是一次意外。
那天她下单了一桶水，送到楼下，送水工不上楼，她自己去小区门口拎。我刚好下班回来，看见她弯腰想把那桶水提起来，没提动，又放下，站直了，拿手背擦了一下额头，在原地站了一会儿。
我走过去：“我来吧，我住你楼上，顺手。”
她说不用。我接过水桶，扛在肩上，四楼，一口气上去。她跟在后头一直让我慢点、放下来吧。我放在她家门口，她打开门，犹豫了一下，说你搬进来喝口水吧。
我跟进去了。客厅不大，收拾得很干净。电视柜上摆着一个相框，玻璃擦得很亮。我本来不该看的，但那么摆着，不经意就看到了一眼——照片里是她和一个男人，婚礼上拍的，她穿着婚纱，男人穿着西装，黑西裤白衬衣，两个人都笑着，背景是酒店门口。
她说：“我老公。顾城。”
“噢。”
“他在青海做工程管理，”她说着倒了一杯水递给我，语气很平淡，“一年到头在外头，上次回来还是四月份，待了三天又走了。”
我接过杯子，没接话。她也没有再说。那杯水我喝了，温度刚好，不烫也不凉。放下杯子的时候我看见照片里苏晚笑得很开，和我平时看到的她不太一样。那天的她，笑也只是弯一下嘴角，带着一点疲态。
后来我慢慢知道，这栋楼里的人背后都议论她，说她老公常年不在家，在青海那边有项目，一年回来三四回，每回回来都大包小包。一楼的张阿姨有一次在我旁边和旁人聊天：“这日子跟没老公似的。你说一个女人家，老一个人住着，是挺不容易的。”旁边另一个阿姨努了努嘴，没接话。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和她没有熟到可以去过问这些，她也没有在我面前提起过别的。她在我面前提过顾城一次，只有那一次,就是照片那回。
水修好了以后，我又在她家站了一会儿。她弯腰收拾地上的湿毛巾，我看了看手机，十一点四十。
“那苏姐，我先走了。”
“嗯。”她直起腰，看着我说，“今天真的谢谢你。”
“都说了小事。”
她没再说话，把我送到门口。我走下两级台阶，听见她叫了一声：“小陆。”
我回过头。她站在门里，手按着门框，头顶的灯把她的影子拖到脚边。她说：“你以后要是晚上没事，也可以下来坐坐。一个人住在楼上，有时候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我站在台阶上，看她的眼睛。她说这话的时候没有笑，像只是陈述了一件事实。声控灯灭了一会儿，我跺了一下脚，灯又亮了，她转身关上了门。
我回屋之后睡不太着，翻来覆去。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苏晚发来的：“到家了吗？”
“到了。”
“那就好。早点睡。晚安。”
我盯着那两条消息看了一阵子，没回晚安。我关掉手机，在黑暗里躺着，盯着天花板。窗外路灯的光漏进来，在屋顶投出一块昏黄的影子。我脑子里反复出现她刚才站在门口那句话：“有时候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我听见四楼的灯关上了。整栋楼都安静下来。我闭上眼睛，那种安静压过来，像深水没顶，让人不敢动。
那晚之后，苏晚在楼道里遇见我，还是会喊我“小陆”，和以前一样。但我总觉得有一点什么不一样了。她不会再远远地绕开走，会停下来问一句“吃了没有”。有一次我在阳台上晾衣服，低头看见她在四楼阳台浇花。她仰起头来，冲我笑了笑：“你衣服晾歪了。”
我低头看了看衣架，确实歪了。她看着我把衣服扶正了，才低下头继续浇花。她阳台上的花种了几盆薄荷和绿萝，叶子挤挤挨挨的，长得比我阳台上那盆枯了的多肉好太多。
我没问她为什么那天晚上要跟我说那句话。这个年纪的女人，有些话，说出口的时候也许自己也没想明白。
我们之间的关系，依然只是楼上楼下的邻居，见面笑一下，碰上聊两句。但那天晚上的水声和锁孔里晃荡的钥匙，让我觉得她在朝我走近。而我，停在了原地没动。
我那时还不知道，这扇门开了之后，后面会进来什么。
水修好的第三天，苏晚给我发了一条微信：“花洒水压变大了，是你弄的？”我回：“顺手把总阀多开了半圈。”她说：“谢谢，我都没发现。”我回了个“没事”的表情。之后两天我没见着她。
周五晚上我下班回来，在楼道里碰到她。她穿着一件黑色棉布长裙，手里拎着一袋垃圾，低头看手机，像是在看什么没有看到的东西，屏幕亮了又灭。我喊了一声苏姐，她抬起头，顿了一下：“小陆，你今天下班早。”
“嗯，周五嘛。”
她点了点头，笑了笑，拎着垃圾袋走出单元门。我跟在她后面，在垃圾桶前分开，她往右拐回单元门，我往左拐，去便利店买了两罐啤酒。回来的时候她已经不见了。四楼那盏灯亮着，隔着旧窗帘布透出一层昏黄的光。
那一周没什么异常。她还是准时上下班，傍晚有时在楼下取快递，碰上我会点点头。我们之间依然像以前那样，早上好，下班了，吃了没。偶尔微信上说一两句正经事，都是关于快递柜、下水道、物业什么时候修楼道灯。那晚修水管的事没人再提起，好像那个深夜从没有发生过。
直到十天后，七月底的一个闷热夜晚，我加班到九点多回家，上到四楼的时候，听见她家门里传出说话声。不是正常聊天的音量，断断续续的，但楼道里听得清。我脚步放慢了半拍，听见苏晚说：“合同是你自己签的，你跟我解释这些有什么用？我一个人在家什么都要自己弄，我跟你说过没有？……我说过，你不记得了。”
然后是长久的沉默。我站在楼道里，声控灯灭了，黑暗中只有四楼门缝下漏出来的一条光线。她又说了一句，声音闷下去：“算了，不说了。你忙吧。”
我往上走了两步，直到五楼。掏出钥匙开了门，按亮客厅灯。我在沙发上坐了好一会儿，手里的钥匙还没放下来。那几句话在我脑子里转了几圈，我说不清自己为什么走到四楼就停住，为什么站在那儿听了几句没有走开。
第二天中午，我在小区门口碰见苏晚。她骑着一辆旧电动车，车筐里放了两个塑料袋，被风吹得鼓起来。她看见我，没笑，但先开口了：“今天休半天假，回去给房东签续租合同。”
“续租？”
“租了好几年了，房东今年涨了两百块，想了想还是续了。”她说，“搬家太麻烦，懒得折腾。”
她说完骑着电动车走了。我从背后看着她的背影，风吹起她衬衫下摆，露出腰侧一小截皮肤，很快就过去了。她骑到路口拐弯，那件浅蓝色衬衫混进车流里，不见了。
下午我在家补觉，被一阵持续的敲门声弄醒。拉开门，门口站着苏晚，手里端着一只白色瓷碗，碗里盛着饺子。她换了件米色短袖，头发用夹子夹在脑后，素净得有些发白。
“下午包了点饺子，剩了不少，给你拿一碗。”她站在门口，没有迈进来，碗递到我面前，手指拈着碗沿，关节白白的，“芹菜猪肉的。”
我接过来，碗底烫手，冒着热气。我说：“苏姐，你太客气了。”
她摆了摆手，转身下楼。走到转角处停了一下：“你要是不忙，晚上可以下来聊会儿天。我一个人待着没什么事干。”
她说完就走了，没等我回答。那是一个邀请。我端着那碗饺子站在门口，热气扑在脸上。我没有立刻关门，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四楼的门已经合上了，走廊里没有别的声音。
晚上我下去了。带着工具箱。
我自己都说不清为什么带工具箱下去。客厅里灯光暖黄，茶几上摆着两瓶绿茶和一碟切好的西瓜。她坐在沙发另一端，看着电视里播一档重播的纪录片，声音开得很低。我看了一眼她的侧脸，灯光从落地灯那边过来，在她脸颊上投出一个浅淡的阴影。她大我八岁，人过了三十，依然好看，但不是那种刺眼的漂亮，是那种被日常浸着的、不慌不忙的好看。
“顾城在青海那边，有个大项目，回不来。”她忽然开口，眼睛还看着电视，“他在那儿待第二年了。去年过年回来了一趟，住了一周。剩下的时候都是视频。有时候视频也不好，两个人对着屏幕，说几句话就冷场了，我在这个屏幕这边，他在那个屏幕那边，谁都不知道该聊什么。”
我见她拿遥控器把电视声音调低了，转头看向我，目光平静：“你是不是觉得我挺惨的？”
我说：“没有。”
她笑了一下：“骗人。我弟弟上回来看我，也是这么说的，说我一个人住着，白白消耗青春。”
我没有接话。她喝完那半杯绿茶，起身又倒了一杯，走回来，没有坐到原来的位置，在沙发扶手边缘坐了下来，离我近了一个人的位子。
“你今天拿工具箱下来，是不是怕我家又漏水？”她问。
我说：“怕万一。”
她低头笑了一下：“陆屿，你这个人挺好的。太老实了。”她只说了这一句，像是没打算解释什么叫“太老实”，过了一阵，才补了一句，“我一个人住久了，习惯了。你别担心我。”
我没有说话。那晚我坐到十一点，帮她把客厅的灯泡换了一个。她自己踩在凳子上换了两回都没拧对方向，我上去一拧就好了。她站在地上仰头看着灯重新亮起来，说了一句：“你看，有些事我自己真弄不了。”
她送我到门口。我走出门去，她又叫住我：“小陆。”我回过头。她说：“明天晚上要是有空，下来吃西瓜吧。我一个人吃不完一整个。”
我说好。
但我第二天晚上没有下去。是因为张阿姨。
周六下午我在单元门口收快递，张阿姨坐在那把旧藤椅上，手里的蒲扇摇啊摇的，看见我走过来，脸上就浮出一层笑：“小陆，最近跟楼上的苏晚处得挺好啊？”
我说：“还好，楼上楼下的。”
“我看你这两天总往她家跑。”她语气随意，像在拉家常，“年轻人，跟自己楼里的女邻居走得近，别人会说的。”
我顿了一下，停下拆快递的动作：“张阿姨，我就是帮苏姐修个水管换个灯泡，您想多了。”
“我没想多。”她摇着扇子，慢慢地笑起来，“我在这楼里住了十六年，看过的事多了。她老公常年不在家，人又长得好看，你一个大小伙子，跟她走得这么近，别被人背后指点。你倒无所谓，你就不替人家想想？”
我站在原地，一时没接上话。她说的每个字都是“为你好”的关心话，但那一层层包裹着的东西，其实是对苏晚意味不明的揣测，还有一句没出口的“你们在搞什么”。我没有再说话，拿着快递上楼了。
那晚我没有下去吃西瓜。苏晚也没发消息来问我怎么没来。第二天早上，我在楼道里跟她迎面碰上。她手里拎着菜，看见我，照旧笑了笑：“昨晚怎么没下来？”
我说：“加了会儿班，回来晚了，就没过去。”
她点了点头，没有追问。下楼去了。我站在门口，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楼梯转角，心里泛起一阵说不清道不明的涩意。她是知道我没加班的。她只是不拆穿。
那是我们之间出现的第一道裂缝。不深，但真实。
那件事过去两天，苏晚在微信上问我：“张阿姨是不是跟你说什么了？”
我打字打了两遍“没有”，都删掉了。最后回了一句：“她没说什么。我确实那晚加班。”
苏晚发了一个“好”字。隔了很长时间，又发了一条：“你不用替我考虑太多。”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这句话。后来也没有回。那两句话就停在我们聊天记录的末尾，像两扇没关严的窗。
然后，昨天晚上，十一点半，我正准备关灯睡觉，手机亮了。
是苏晚：“小陆，你睡了吗？”
我看着那行字，没有立刻回。窗外的月光透过旧窗帘漏进来，手机屏幕的冷光映在手指上。过了大概十几秒，又收到一条：“水管好像又漏了。你看方便的话，能下来看看吗？”
我盯着那条消息，长按想删除，又松开。最终还是掀开被子，穿上拖鞋，拉开门。楼道声控灯亮起来，我穿着一件背心和短裤，站在门口，手插在口袋里。我知道她说的水管可能没漏。她也知道我知道。可我还是走下去，敲了她家的门。
她穿着那件深灰色家居服，头发披散着，没有化妆，站在门里。脚边的地面有一小片水光，洗手台方向隐约传来滴答声。她看到我，没有笑，只是把门开得更大了一点：“进来吧。”
我跨进去。她关上门。滴水声在夜里格外清楚。我跟着她走进卫生间，蹲下去看了一眼洗手台下面。接口处确实滲水，但不多，只是比上次轻得多的潮意。我伸手拧了拧接口处的管箍，紧了半圈，滴水声便停了。
“好了。”我说。
她没有说话，站在卫生间的门口看着我。我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你就是管箍松了，拧紧就好。”
“嗯。”她应了一声。
我转身到客厅，她跟过来，倒了一杯水放在茶几上。我没有坐下，站在客厅中间，听那盏落地灯发出极细的电流声。她说：“坐一会儿吧。”我坐下来，和她之间隔了大半个沙发。
她坐在沙发里，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绞了很长时间才开口：“顾城三天没回我消息了。以前从来没这么久过。”她抬起头，眼睛亮晶晶的，但没有流出泪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没有接话。那道滴答声已经停了，但整个客厅里依然弥漫着一种水汽似的沉默。月光从窗帘缝隙里斜着落进来，落在我们中间的地板上，像一道河。
我听见她轻声问：“陆屿，你说我是该一直这么等下去，还是……该怎么样？”
她转过头看着我。她的眼眶泛红，但没掉眼泪。那个问题悬在半空，她自己也显然没有答案，只是把它从身体里掏出来，放在茶几上，像一件早就磨损却一直没舍得丢的东西。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那道月光还在我们之间，不长不短。我看着她，她看着我。她动了动嘴唇，终究低下头去。
我开口说：“苏姐，你自己的日子，你自己过。别人给不了你答案。”
她没有接话。后来她靠在沙发背上，慢慢阖上眼睛。我在沙发另一头坐了一整夜。她蜷在他处，不知道睡着没有。天亮的时候她翻了个身，面朝沙发靠背，声音闷闷的：“你上班前能不能帮我买个包子，门口那家。”
我说好。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她一眼。她缩在沙发里，像一只安静的、褪了壳的动物，闭着眼。清晨的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照在她肩上。
我拉开门，走出去。楼道里清晨的光亮得刺眼，墙角有一只昨晚被风刮落的梧桐叶，还是青的，没有黄。我弯腰把它捡起来，放在口袋里。
下楼买包子的时候我走得很慢。早市的摊子支起来，油条在锅里翻滚，卖包子的老板娘跟我熟，还没问就给我装了两个肉包一杯豆浆。她多看了我一眼：“今天怎么这么早？”
我说：“帮别人带的。”
她“哦”了一声，没再多问。我拎着袋子回去，站在四楼门口，抬手敲了敲门。门开了一条缝，苏晚接过去，手指碰到袋子的那一刻我往外退了一步，说：“我先上去了。”
她说：“嗯。谢谢。”
我没有再看她的眼睛，转身往上走。走到自己家门口，钥匙插进锁孔的时候才发现手有一点发抖。我开了门，把口袋里那片梧桐叶掏出来，放在鞋柜上。它还是青的，边缘已经卷起来，但叶脉还完整地撑在那儿。
我站在玄关里，看着那片叶子，想起苏晚说的那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她问我，但她也不是真的在问我。她只是在那个深夜，对着一个愿意来的人，说出了一句压了很久的实话。
窗外太阳升起来了，楼下的麻雀叫成一片。我关上门，坐在沙发上，手里的袋子还拎着——另一份包子，本来是打算给她的，但刚才还是忘了递过去。
我低头看了那份包子一会儿，起身放进冰箱里，没有打开。
从那以后过了五天。
第五天傍晚我下楼丢垃圾，在四楼楼梯口碰见苏晚。她换了一身深色长袖，头发扎得松，手里提着药房的白大褂，看起来是要去上夜班。楼道灯昏得很，她看见我，顿了一下，说：“小陆，早。”
我说：“早。”
她点了点头，从我身边走过去。走下两级台阶时脚步又放慢了，像是想说什么。我站在原地看着她后颈露出的一小截皮肤，她最终没有回头，说了句“走了”，身影隐没在三楼转角。
我没有问她这几天为什么没回我消息。她也没解释。那两天夜里我偶尔会听见四楼门响，但走出去看时楼道空荡荡的，声控灯独自亮着，又灭了。我们之间那条微信记录的末尾停在她那句“你知道我什么意思”，我再没有回复。不去碰它，就像不去碰一道还没结痂的伤口。
第二天是个阴天。我下班回来的时候，经过四楼，看见她家门缝里夹着一只深色信封。我想敲门，但手指停在半空，终究没有落下，转身上了五楼。那信封的边角露出一截白色纸张，看得出不是药房的单据，也不是水电费条子，纸质比那些都厚。
傍晚，我站在阳台上透风。外面起了风，楼下的梧桐叶子翻出灰白的背面，哗啦啦地响。我低头看见四楼阳台晾衣杆上多了一排湿衣裳。最靠边那件是一件男式深灰夹克，尺寸很大，袖子被风灌满，鼓起来。我盯着看了很久，想找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可能是她自己的衣服，宽大的版型，如今女的也会穿男装夹克。但那件的肩线和袖长，从楼上这个角度看下去，明显不是一件女款。
我没有见过顾城本人，只在他的照片和四楼那个相框里见过，穿一件白衬衣，黑裤子，站在苏晚旁边，笑着。不穿这样颜色的夹克。
我收回目光，回到屋里。那件夹克在风里被吹了一整夜。半夜我起来倒水，无意间看了一眼窗外，它还在那儿，袖子鼓起来，像一个沉默的问号。
真正让我觉得不对的是另一件事。
那天半夜我翻来覆去没有睡实，迷迷糊糊间听见楼下有动静，像有人把什么东西拖进走廊，然后一声很轻的碰撞。我侧耳听了听。楼下没有开灯，但我听见四楼门合上的声音——脚步声很沉，不像苏晚。我没有走到窗边去看。但那声音贴着楼板传上来，像什么东西在我看不见的地方醒了过来。
第二天早晨我下楼去上班。经过四楼时，看见苏晚家门口鞋柜上摆着一双男式黑皮鞋，尺码估计有四十二三。鞋头有一圈灰，像是出过远门，踩过泥地。我和那双鞋对视了几秒，没有敲门。等我下班回来时，鞋已经不在那里了。
再见到苏晚是周六早上。她开门出来倒垃圾，看见我正站在门外楼梯上，神色有一瞬间的不自然，但很快恢复了平日的模样，说：“你今天晚了。”
“嗯。昨晚楼下好像有动静。”我说，“你家来人了？”
她回答得很快：“没有。我早睡了。”
那双黑皮鞋在鞋柜上摆了大半天，像一道没遮住的裂缝。她那天关门的声音比平时重了一点，像是要把什么问题都关在门里。我站在门口，看着那道紧闭的门，没有再多问。
周六中午，我在楼下小区凉亭边碰见张阿姨。她坐在长椅上择豆角，旁边放着一把蒲扇。看见我远远地招手：“小陆，过来坐一会儿。”
我坐过去。她递了一根洗好的黄瓜给我，嘴里没停：“你这几天，有没有见着苏晚？”
“见着了，还是老样子。”
“老样子？”张阿姨撇了撇嘴，“我可听人说了，她这几天晚上门都没锁严实，有时候家里有男人的声音。还有人说她在药房请了假，连着一周没去上班。”她把一根豆角掐成两段，压低了声音，“你楼上楼下跟她走得近，我不跟你拐弯抹角，听说她老公顾城在青海那边出了事，有同乡带话回来，说人可能是……”
她的话没有说完。苏晚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张姨，您说顾城怎么了？”
我们同时回头。苏晚穿着米色的棉布连衣裙，手里拎着一袋水果，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从单元门走出来，站在几步远的地方。她脸色很白，但语气平静。张阿姨有一点尴尬，也没有慌乱：“我就是听人说，说顾城在青海那边工地出了事故，受了伤，还没传出来呢。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别多心。”
苏晚低头看了一眼手里的水果，过了几秒，抬起头来：“有空您把话说明白。传话的人是谁，我在楼下等着。”她说完转身走了。张阿姨坐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嘀咕了一句：“脾气还不小。”我没接话，起身回了楼上。
那天下午，我在家里坐立不安。四楼非常安静，像没人在家。傍晚的时候我下楼买面条，经过她家门口，发现门虚掩着，里面透出灯光。我站在门口犹豫了两秒，门开了。
苏晚站在门里，一只手撑在门框上，看见我，没有说话。她看起来像刚哭过，眼睛红了一圈，但没有泪痕。她穿着那件旧了的深灰色家居服，头发披散着，整个人像一件晾了太久忘了收的衣服，皱巴巴的。
她看了我几秒，侧身让开了门：“进来吧。”
我进去了。客厅茶几上放着一只撕开的牛皮纸袋，旁边摊着几张纸。她在沙发坐下来，把那些纸往我这边推了推：“你帮我看看，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接过来。是一份协议，复印的，第一页顶上印着“离婚协议书”几个大字，下面密密麻麻的条款，我一时顾不上看细节，直接翻到最后一页，签名栏里写着一个名字：顾城。日期是去年九月份。
我没有立刻说话。她把脸埋进手里，声音从指缝里漏出来：“去年九月，他回来待了一周。我以为那是过得好。结果是回来签这个的。”
“你之前不知道这份东西？”
“今天有人送来的。”她抬起头，目光落在那只牛皮纸袋上，“一个男人，瘦高的，北方口音，说是顾城让他捎来的。让我自己看，看完自己决定。”
“那个男人呢？”
“走了。我问他顾城在哪，他说他不知道，他只是帮着送东西。”她笑了一下，笑得很淡，“你看，连离婚都要找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来送。他连当面跟我说的勇气都没有。”
我低头看着那份协议，纸张挺新，不像放了大半年。复印件上的签名笔画利落，是签好之后才去印的。苏晚坐在沙发角落里，手里攥着一只杯子，指尖因为用力发白。她说：“陆屿，你说，他是不是早就不想跟我过了？只是一直拖着没告诉我？”
“也可能不是。”我说。
“不是？”
“如果她真的想离婚，直接寄过来就行，为什么找一个跑腿的人送？从青海到这里几千里路，他随便找个快递就能寄到。”我说，“但他找了一个人，专门送到你手里，还让人传话。”
苏晚看着那几张纸：“那他是想告诉我什么？”
我答不上来。窗外的光照进来，那几页纸的边角被风掀起来又落下去，像一只疲倦的蝶。我们坐了很久，天从灰蓝变成暗紫，又从暗紫彻底黑下去。苏晚没有开灯，坐在黑暗中，终于开口说：“我有点怕。”
“怕什么？”
“怕他真出了事，不知道人在哪里，也不知道还能不能见他一面。”她声音平静，但在这平静底下有什么东西沉甸甸地坠着，“也怕他没出事，只是不想再要我了。”
那一晚我在她家坐到很晚。她没有让我走，我也没有要走的意思。后来她去厨房下了两碗面，碗里卧着两个荷包蛋，汤很清。我们一人一碗，在茶几上面对面吃了。她放筷子的时候说：“你这几天别下来了。等我把这件事弄清楚再说。”她说得很轻，像怕这话掉在地上摔碎：“我不想你被我这些事卷进来。”
我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她看着我，又补了一句：“陆屿，你这个人太好了。好得让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算清这笔账。”
我离开时已经快凌晨。楼道灯坏了，我摸着黑往上走了两步，听见她在身后说：“小陆。”
我回头。她站在门里，灯光从她身后漏出来，在地板上拉出长长一道影子。她说：“如果水管真的漏了，我会自己弄的。你别操心了。”她说完轻轻关上门。我在黑暗中站了一会儿，听她落了锁。
第二天一早，我下楼倒垃圾，发现四楼房门锁着，门口的鞋柜空了。那双男式皮鞋不见了，门垫上湿了一小块，像是刚有人走过。她不在家。
我上班来回经过四楼两趟，门都锁着。晚上七点多，我站在阳台上，看见四楼客厅亮着灯，窗帘拉着，有人影在窗后来回走动。我在阳台上站了很久，直到那盏灯熄了。
夜里十一点半，手机响了。是苏晚。
“下来吧。”
我盯着那条消息，停了几秒什么都没回。她又发了一条：“这次是真的。水管漏了。”我穿上外套，下了楼。她家门虚掩着，推开一条缝，我听见里面传来水声——很细，很急，像什么东西在看不见的地方流了很久。
她站在卫生间里，手扶着洗手台底下，地上一摊水，已经蔓延到门口。她抬起头来，脸上湿漉漉的，不知道是溅的水还是汗，声音有些发紧：“帮我关一下。”
我绕过那摊水，弯腰伸到洗手台底下，把角阀拧紧了。水声停下来，只剩滴答。她松了口气，从旁边柜子里拿出一条旧毛巾，蹲下去擦地上的水。我蹲下来，伸手去接她手里的毛巾，她没让，自己擦完了，才站起来。
客厅里灯开了，茶几上摊着那个牛皮纸袋，还多了一张纸。我走近一看，是一张西宁市某医院的住院押金单，患者一栏写着“顾城”。住院日期是两个月前，科室一栏印着“ICU”。
我抬头看她。她站在卫生间门口，手还扶着门框，看着我的目光很静：“我下午去了趟火车站，买了明天去青海的票。我想了一下午，还是应该亲眼去看看他到底怎么样了。”她说得很慢，像是每一个字都经过了再三确认，“这份协议，不管他是真的想离，还是在出事先把我往外推，我都得当面问清楚。”
“你一个人去？”
“嗯。”
“那边你谁都不认识。”我说，“到了那里怎么找他，你知道吗？”
她抬了抬下巴：“我拿着这张押金单，去医院查。名字在那，总能找到人。”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弯腰把茶几上的纸一张一张收进牛皮纸袋里。她收得仔细，每一张纸都角对角叠好，像做什么郑重的仪式。然后她直起腰来，把那袋东西放进一个旧帆布包里，拉链拉上。
“明天几点的车？”我问。
“早上七点四十。”
我看着她，心里涌上一股说不上来的感觉，不像担心，也不像别的，更像某种石头压在胸口：“那……你到那边了给我发个消息，让我知道你还稳当。”
她看了我一会儿，忽然笑了一下：“你倒操心起来了。”
“对门邻居。”我回了四个字。
她没有拆穿我，只是低声说：“行。到了给你发消息。”
我转身走到门口，她又叫住我。“陆屿。”我回过头。她站在玄关昏黄的灯光下，没有哭，也没有笑，神情像一道绷了很久的线：“要是我此去青海，回来发现水管又漏了——”她声音顿了顿，“你还会来吗？”
我看着她的眼睛，回答：“会。”
那一个字落地，像石头落进深井，半晌才听见回响。她垂下眼睛，握住门把，把门拉开。我走出去。她没有关门，站在门里目送我到楼道转角，才轻声说：“那你明天别送我了。我怕送你的时候，自己会哭。”
我回到五楼，躺下来，一夜没有睡实。天亮时我听到楼下传来细微的行李箱滚轮声，停在四楼门边，过了一小会儿，滚轮声穿过走廊，向下，远去。我站在窗前，看见她拖着那只旧行李箱走到小区门口，一辆出租车停在路边。她弯腰把行李放进去，坐进后座，关上车门。她没有抬头往五楼看。
出租车开出小区门口，拐弯，消失。我回到屋里，在沙发上坐了一整个上午。
第二天傍晚，她的微信来了。就一行字：“到了。人找到了。他出事是真的。我这两天可能回不去。”
停了一会儿，又发来一条：
“他伤得很重。但没死。他说他把那张离婚协议寄出来，是怕自己挺不过去，不想拖着我。他说水落石出之前，让我先不急着签。”
我再问细节，她只回了一句：“等我回去再说。”
第三天她没有发消息。第四天也没有。那几天我夜里睡不踏实，总忍不住打开手机看有没有新消息。一直到第五天深夜，快十二点的时候，手机亮了。
“我明天的火车回来。夜里到家。”
“你到几号站台，我去接你。”我说。
“不用。”
隔了几秒，又一条：“你下来吧。”
我愣了愣，看了一眼屏幕，确认这是刚发来的消息。不是“明天”，不是“我回来的那天”，而是“你下来吧”——就是现在。
我穿上鞋拉开家门。楼道里漆黑一片，声控灯没亮。我跺了一下脚，灯亮起来，昏黄的光把四楼那扇门照得清清楚楚。门开了一条缝，苏晚站在门缝后头，半个月没见，她瘦了一圈，颧骨微微凸起，头发剪短了一点，手里拎着那个旧帆布包。
“不是说明天回来？”我站在门口，没来得及想清楚她怎么会提前出现在这里。
她没回答，从帆布包里掏出一样东西，递到我面前。是一张折叠的纸，已经皱了，像是被攥了很多回。我接过来打开，是那张住院押金单的复印件，患者一栏“顾城”，盖章日期是两个月前。
她把手指点在那行字下面，那里有人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小字，字迹歪歪扭扭，像是躺在床上写出来的：
“苏晚，对不起。水是我弄漏的。”
我抬头看她。她站在门里，灯光从她身后透过来，她的脸在阴影里，看不分明。她的声音平静得出奇：“我问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没有回答。”她顿了一下，目光落在我手里的纸上，“但我回来之前查了这半年的通话记录和银行流水。他有一笔钱，从我卡里转出去的，整整六年，每个月，同一天，打给同一个账户。收款人叫江妍。我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她停住了。楼道里的声控灯在这时候灭了，黑暗中只剩下她门缝下漏出的一线光。她攥着门把手，声音从黑暗里传过来：“陆屿，你说，我是该回去问他，还是装作不知道？”
我刚要开口，她身后客厅里有动静，像一个睡在沙发上的人翻了个身。她下意识地回过头，门缝开大了一些。
我看见了。她家沙发上躺着一个人，盖着一条薄毯，深灰色夹克搭在扶手上，右腿上的石膏露在毯子外面。那人没有醒，呼吸沉稳，影子在落地灯下铺开，像一个已经在那儿睡了很久的人。
苏晚慢慢关上门，只留下一道缝隙。她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明灭不定，像一只受伤的动物在黑暗中盯着月光。她从门缝里看着我，嘴唇动了动，说的话几乎听不见：
“他跟我一起回来了。”
门合上了。我站在门外，手里的那张押金单被捏出褶皱。楼道里很安静，安静到我能听见四楼门内传来一声极轻的、像是叹息一样的声音。我不知道那是苏晚的，还是顾城的。
我转身往楼上走。声控灯亮在身后，又灭了。
走到五楼门口的时候，手机亮了一下。是苏晚的消息，只有几个字：
“明天晚上，你来一趟。我有话要问你。”
我盯着那行字，站在家门口，钥匙在手里握着，没有插进锁孔。客厅里的灯透过没合严的门缝漏出来，在地上划出一道细细的光。
那天晚上，我回到屋里，把那张押金单展开又叠好，放进抽屉的最底层。窗外有风，梧桐叶子被吹得沙沙响。我知道明天晚上会发生什么。
我不知道的，是那句话到底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