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杂记｜解密档案中的瞿秋白与八七会议|李维汉|鲍罗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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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

原题：解密档案中的瞿秋白与八七会议

来源：瞿秋白研究文丛（第七辑），2013年

作者：张秋实

提起八七会议，大家耳熟能详。八七会议原定于1927年年7月28日召开，后因故推迟到8月7日，才有了“八七会议”这个历史名称。那么到底为什么推迟的呢？另外，八七会议是谁主持召开的，是瞿秋白，还是李维汉，或者是他们俩人共同主持召开？本文以瞿秋白在八七会议中的地位和作用为主线，通过展示瞿秋白与八七会议之间的历史内涵，试图对上述问题进行解析，作一次还原历史的努力。

一、紧急会议召开决定的支持者｜力挺罗明纳兹贯彻执行共产国际新决议，为紧急会议召开清除思想障碍

1927年6月下旬，随着汪精卫叛变的脚步日益加快，国共合作的破裂已无法避免，武汉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一直要求中共维持国共合作框架的莫斯科此时也感到无能为力。7月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由中央委员会书记莫洛托夫主持，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中国问题，并给中共发来指示信。那信一方面让共产党人示威性地退出武汉国民政府，宣布与汪精卫集团决裂另一方面又规定共产党人不得退出国民党，仍保留国共合作的框架指示“中国共产党应该召开最好是秘密召开紧急代表会议，以便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纠正党的领导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同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会议，“批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通过的给中共党的上述两条指示〔1〕。对于退出国民政府的指示，中共在鲍罗廷的领导下于7月13日遵照执行关于召开紧急代表会议的问题，共产国际派遣罗明纳兹贯彻莫斯科的新政策。

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的档案中被称为“伯纳”或“别索”〔2〕的维萨里昂·罗明纳兹，于1898年出生在格鲁吉亚，与斯大林同乡。若按华历，他与瞿秋白同年。他奉命来华是接替鲍罗廷、罗易和维经斯基等，为共产国际全权特使。他与助手德共党员牛曼以基督教徒的身份作掩护，住在汉口基督青年会。

7月23日，他们匆匆赶到汉口，当天晚上，就约见瞿秋白、张国熹等中共领导人传达共产国际指示。他以“宣读上谕”的神情“开门见山”地表示，自己是共产国际的全权代表，奉命来纠正过去共产国际人员和中共中央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种种错误，并指导中共中央工作。接着他“态度异常严厉” 蔡和森语地宣称中共中央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违反共产国际指示，主要是放弃了在中国革命中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自动解除了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武装。他还说，这种错误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中共中央被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盘踞，缺乏阶级意识和革命坚定性，对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加以机会主义的曲解。现在共产国际不能依赖这些动摇的知识分子，要大胆地提拔一些坚定的工人同志，担负中央领导工作。

对于同共产国际代表打交道比较多的瞿秋白来说，罗明纳兹的稚嫩和盛气凌人给他的“第一印象”不算太好。但是，在罗明纳兹到中国之前，鲍罗廷已于月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改组中共中央，成立了由张国熹、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五人组成的中共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开始紧急过渡。7月13日，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公开发表了充满激情、读来令人荡气回肠的《对政局宣言》。当晚，瞿秋白受鲍罗廷邀请，离开汉口，顺江而下到九江，然后上了庐山，住在“仙崖饭馆”。直到7月21日返回汉口。在庐山期间，鲍罗廷与他谈到过新来的国际代表“是少共国际出身，不懂中国情形，素以左倾著称”〔3〕等情况，所以，瞿秋白此时心里多少还是有些思想准备的。不仅如此，在庐山鲍罗廷还与他冷静地分析过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老练的鲍罗廷心里很清楚，中共的一切虽然事实上是遵照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的指示行事，但是不能让莫斯科来担负这个失败的责任，否则，莫斯科和斯大林的威信尽失。为了让莫斯科能够继续领导世界革命，为了使中共党员今后还能够继续信任共产国际的领导，所以失败的责任必须由中共中央和陈独秀以及各个驻华代表来承担。因此，当罗明纳兹数落中共中央所犯错误，张国煮当场顶撞时，瞿秋白则冷静得多。此外还因为三人身份不同，罗明纳兹是国际代表，张国熹是“中央五人常委”的牵头人，而瞿秋白当时更主要是罗明纳兹与张国熹之间的翻译，当然他不是一般的普通翻译。在张国熹看来，他此时是在代表中共中央与罗明纳兹商讨中共的未来。因此，罗明纳兹代表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责就等于是对他所代表的中央以及他个人的指责。因而他对罗明纳兹所讲的话非常恼火，对共产国际新决议十分抵触。张国熹回忆说 “七月二十三日，罗明纳兹来到汉口。当晚他和我及瞿秋白晤谈，这是我有生以来印象最坏的一次谈话。”〔4〕尽管瞿秋白在他们二人中做了一些协调和劝解工作，但是罗明纳兹与张国煮之间终究没有建立起信任关系。可以说，这一点直接影响到了紧急会议的推迟召开。

针对罗明纳兹对中国党和中国革命所面临的实际问题知之不多的现实，瞿秋白接着单独与罗明纳兹进行了一次长谈。他尽其所能地向罗明纳兹详细介绍了当时中国党面临的一些具体情况，如中共中央对大革命失败的责任、要不要公开批判陈独秀、确立政治上的新路线与维持组织上中央威信等等方面的问题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还有如何尽快制订和落实中共中央的新路线，召开紧急会议，发动南昌起义，以及面临的其它尖锐斗争问题。经过瞿秋白介绍，罗明纳兹总算对中国情况多了一些了解。如果说瞿秋白此时是在落实鲍罗廷安排的“善后”工作，不如说他是在完成协调莫斯科驻华新老代表的“交替”工作。这是中共党内其他人无法替代其完成的桥梁式的历史任务。

7月23日下午4时，由罗明纳兹发动，在汉口一所住宅秘密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瞿秋白、张国煮、李维汉、张太雷和罗明纳兹、加伦、范克等人出席了会议。当时“中央五人常委”中的周恩来、李立三在江西指导准备南昌暴动，瞿秋白不是五人常委成员，罗明纳兹、加伦、范克是共产国际代表。会议决定了两件大事南昌暴动和筹备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南昌暴动是“五人临时中央”已经决定的计划，瞿秋白与鲍罗廷在庐山时明确表示同意。会上对南昌暴动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举行南昌暴动是正确的，决定派张国煮前往南昌贯彻中央决定。但是在召开紧急会议问题上意见却不相同，尽管意见不一致，会议还是决定瞿秋白、张太雷、李维汉与罗明纳兹一起为紧急会议的召开作准备。当时瞿秋白并不是“五人临时中央”的成员，却能出席罗明纳兹第一次召开的中央临时常委会议，而且被安排担任紧急会议的筹备工作，这显然与鲍罗廷的引荐和介绍分不开。因而罗明纳兹刚一到汉口就首先会见不是“五人临时中央”成员的瞿秋白和“五人临时中央”的首要成员张国熹并不是偶然的。

立即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是罗明纳兹来华后的首要任务，他要按照莫斯科的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要求改组中央，以便清算破坏了共产国际纪律的中共领袖，确立新的方针路线，选举新的中央领导班子。紧急会议推迟到底是什么缘故历来的说法是形势紧张，交通困难，代表不能按时到达等。但是，从推迟后召开的紧急会议的代表来看，主要还是来自武汉及周边地区，外地来的很少。据李维汉回忆，外地到会的“只有湖南代表及尚未赴上海的新任书记邓中夏同志”。〔5〕所以说，如果是为了等外地代表而推迟会议召开，似乎说不过去。

其实，推迟主要不是客观因素而是主观因素而致。主观因素有两方面：一是当时中共中央内部对于召开紧急会议的意见不统一；二是筹备会议、起草各种会议文件及议决案需要时间。

当时，“五人临时中央”的首要成员张国熹对罗明纳兹抵触情绪很大，对召开紧急会议有不同意见。他的意见也代表了其他常委和部分中央委员的想法。而他们的想法是与共产国际新训令及罗明纳兹的意见相左的。分歧主要是在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大革命失败的责任、要不要公开处罚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及其追随者等问特约专论题上，觉得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去做会损害中共中央的威信。因此，张国煮先是与瞿秋白商量，认为应该“将中共中央极度秘密地迁回上海，在适当时机，召开一次中央紧急会议”嘟。后来在第二次与罗明纳兹的会晤时，他又“主张先解决目前纷然杂乱的紧急问题，特别是南昌暴动问题，至于反机会主义与中央改组的事，可稍迟召集一次中央扩大会议来解决”〔7〕。总之，他并不很赞成按照共产国际新训令马上召开紧急会议。

尽管7月26日的会议决定由他到江西传达共产国际关于南昌暴动的指示，他当天晚上便离开了武汉，但是张国焘的意见在党中央内是有共鸣的。对此，蔡和森分析道 “此时常委是站在一种伦理观点上去护党，而不是站在政治观点上去护党，常委只知道接受国际训令，处罚中央及首领，将于党有危机，而不知不接受国际训令，不宣布新方针，于党及革命的危机更为重大”〔8〕。

由于中共党内意见不一致，罗明纳兹心里非常着急。他向张国熹、张太雷、李维汉声称 “如果你们反对开中央改组会，我直接召集各地代表开会”。他还真的派人到湖南去“宣布中央机会主义错误和立即改组中央”〔9〕。同时，他还与其他中央领导人进行交谈，沟通想法。罗明纳兹主张召开紧急会议的态度“非常坚决”，使瞿秋白对他的印象很快改观。

瞿秋白虽然不是“五人常委”，但很快参加了中央常委的领导工作，并被安排担任起草和翻译中央紧急会议的文件、草案等一系列重要工作。他对既不会汉语又看不懂中文的罗明纳兹给予大力支持。有瞿秋白等人的协助，罗明纳兹才较快地基本上统一了中共高层的思想认识。8月3日，中共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由瞿秋白主持，李维汉、张太雷、蔡和森、邓中夏、任弼时、林育南、苏兆征等出席，讨论紧急会议的准备情况和时局问题。张太雷、李维汉报告与罗明纳兹谈话的情况。瞿秋白发言说 “共产国际决议是中国革命新的转机，我们应该接受并根据决议制定新的革命策略。”与会者基本上一致认为，应该接受共产国际的新决议，过去中共中央的政策是机会主义的，中央政治局应当改组，并加入工人分子。对于陈独秀，会议决定一面劝他服从共产国际决定去莫斯科，一面等候共产国际对于他请假不去莫斯科的复电。会议还确定了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具体议程〔10〕。有了这次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达成的共识，紧急会议得以及时召开。

由此可见，瞿秋白是共产国际关于中共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的坚定支持者，他对罗明纳兹的力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保证了八七会议的顺利召开。

二、紧急会议筹备工作的主持者｜主持中央工作，协助罗明纳兹起草会议所需的重要文件

瞿秋白不仅是共产国际关于召开中共紧急会议决议的坚定支持者，而且还经罗明纳兹安排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负责主持紧急会议的筹备工作。李维汉在他的《回忆与研究》中说 “秋白在七月中旬由武汉赴庐山，下旬已从庐山回到武汉，参加了中央常委的领导工作，并主持了八七会议的筹备工作。〔11〕

在主持筹备八七会议的过程中，瞿秋白一方面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如8月3日召开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就是他主持的同日，他还主持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通过了此前已经起草好的《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并作出决定，通知各有关省委，执行此大纲。8月4日，瞿秋白代表中央给山西省委复信，简要说明准备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背景和有关议程：1、接受批评； 2、通过告同志书批评过去的错误；3、农民决议；4、工运决议；5、组织决议；6、新的指导机关〔12〕。

另一方面，瞿秋白还协助罗明纳兹在会前起草了一系列会议文件，特别是他配合罗明纳兹，参与起草《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这一文件主要是罗明纳兹起草的，全文长达2万多字，共分九个部分。从整个内容来看，其中一些重要意见来源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当时的理论和政策，例如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留在国民党内做“左派”等。但是《告全党党员书》中还牵涉到了中国革命的许多具体情况，这是刚来中国的罗明纳兹难以了解清楚的。这里面肯定有瞿秋白等人的参与和帮助。特别是《告全党党特约专论员书》中转引了鲍罗廷、陈独秀和瞿秋白在年月底月初合作起草的“十一条政纲”中第4条到第10条，将其批为“退让投降的道路集大成”，“客观上是十足的取消派，不仅完全放弃共产党的独立，并且取消了一般革命群众运动之存在”〔13〕，“十一条政纲”是鲍罗廷向莫斯科表明他来华后自始至终都在坚持莫斯科对中国的一项基本原则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国共合作。瞿秋白虽然当时参与起草了“十一条政纲”，但是对它退让投降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又十分反感，并多次进行过尖锐批评，将其称之为“集机会主义之大成，亦是机会主义之顶点”〔14〕。显然瞿秋白向罗明纳兹提到了它，并指出了其中内含的右倾错误的严重性，因而罗明纳兹在《告全党党员书》中把“十一条政纲”作为陈独秀向国民党反动派“退让投降”的一个典型例子而进行批判。由此可见，《告全党党员书》是罗明纳兹在瞿秋白提供了大量具体资料和情况后根据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起草而成的。

在主持紧急会议筹备工作期间，瞿秋白还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将罗明纳兹起草的《告全党党员书》翻译成中文。8月6日夜晚，瞿秋白在自己的住所里彻夜翻译《告全党党员书》。因为第二天要开会，他必须在这之前将它翻译出来，以供会议代表们在开会时翻阅。李维汉回忆说 “八七会议的前一天晚上，我是在瞿秋白家里，瞿秋白在那里翻译告党员书”，“直到八月七日的清晨瞿秋白还在翻译”〔15〕。翻译完《告全党党员书》后，瞿秋白、李维汉等走出居住在汉口天津路的德林公寓，沿着公寓后面的无名巷，步行到不远处的三教街41号，从后门进入，然后沿着靠近后门的狭窄陡峭的楼梯上到二楼会议室，参加临时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的紧急会议。

三、八七会议召开时的主角｜既为罗明纳兹当翻译，又代表临时中央常委会作报告

8月7日，出席紧急会议的20多人齐集汉口三教街41号公寓的二楼会议室。参加这次会议的主要是当时在汉口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团中央委员以及湖南、湖北的代表一共21位，加上来自莫斯科的代表3人。他们是：中央委员——瞿秋白、罗迈（李维汉）、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李震瀛、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杨鲍安、王荷波；共青团中央委员——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党组织代表——彭公达；湖北党组织代表——郑超麟；中央军委代表——王一飞；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牛曼、洛卓莫娃。外加工作人员——中央秘书厅政治秘书邓小平。由于环境险恶，这次会议从上午开到晚上，一天结束。

由于八七会议对瞿秋白的政治生涯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和意义，由于他主持八七会议的筹备工作，由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一卷上册在撰写八七会议这段历史时说 “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16〕所以就造成了一种印象，即瞿秋白就是八七会议召开时的主持者。其实这是一种误会。笔者认为，八七会议的主持者应该是李维汉，而瞿秋白则是会议的主角。

根据之一就是当时的会议记录。据邓小平回忆，当天的会议记录是由瞿秋白的弟弟瞿景白记的。开会的会议记录记得很清楚，就是“迈主席”。“迈”就是罗迈，也就是李维汉。显然是指李维汉担任会议主席，主持会议召开〔17〕。

根据之二就是李维汉的回忆录。李维汉亲身参加了八七会议，他说 “会议由我担任主席。我代表常委首先向大家报告会议酝酿和筹备的经过随后宣布这次会议的三项议程第一项议程—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作报告。……第二项议程——瞿秋白同志代表常委作党的新任务的报告。……第三项议程—选举临时中央政治局。……选举完毕，我宣布会议圆满结束。〔18〕陈铁健先生1986年出版的《瞿秋白传》采用的就是李维汉的说法〔19〕。 1989年，王观泉先生出版的《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也是根据李维汉回忆的说法〔20〕。

根据之三，就是瞿秋白在八七会议召开的当天任务重，工作量大，是仅次于罗明纳兹的重要角色。他不可能既是会议的主角，又当会议的主持人。这里有一个区别会议主持与主角的问题。会议特约专论主持人通常是一个具有荣誉性质的会议职务，当然它要由一定级别的官员或者由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的人来担任。在一个重要的正式会议上，担任主持人的级别和地位通常是由到会的主角的级别和地位来决定的。八七会议的主持人由分管组织工作的中央常委李维汉担任是合适的，而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和事实上已经成为罗明纳兹重要助手的瞿秋白是会议的主角，是完全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如前所述，八七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是罗明纳兹作报告，瞿秋白则为他担任翻译。罗明纳兹首先指出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以及这次会议所要解决的问题。他说：“国际要中国共产党召集此会的原因是因中国共产党的指导错得太远了，不召集此会来纠正则C.P将不成其为C.P了。”“国际中央决议认为，此次紧急会议不仅是讨论过去错误，还应实行改组指导机关，”“此会虽无权改组中央，但有权可以选举临时中央政治局。此临时中央政治局有权通告全党，指出过去的错误及将来的方针。”〔21〕接着，罗明纳兹就《告全党党员书》的内容作长篇发言，主要讲了阶级斗争和国民革命、工人问题、农民问题、对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以及对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等。他讲一段，瞿秋白翻译一段。几乎用完了上午的全部时间。下午代表们就罗明纳兹的报告展开讨论。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彭公达、罗亦农、任弼时、李子芬、瞿秋白相继发表了意见，一致表示拥护国际新代表的报告及国际决议，揭发和批评了党中央的机会主义错误，同意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同时对前任鲍罗廷、罗易、维经斯基等共产国际代表的错误进行了批评。瞿秋白在发言中表示，经与国际代表商议，提出对告党员书草案作出的几点文字修改意见：一是在国民革命和阶级斗争中，对小资产阶级态度说得不详细，党只看到其上层领袖而没有看见群众，今后仍然要与小资产阶级联合，但不能采取如前之态度二是在中央政策与国际政策中加说我们党团太无作用三是应明确我党对国民党的态度，并反对第三党的主张四是党要造成工农民权独裁制，以真正的国民党旗帜为号召〔22〕。各位代表发言以后，罗明纳兹作总结。随后，瞿秋白在会上宣读《告全党党员书》，代表们原则上一致通过，并决定由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三人组成委员会进行文字修改。

会议第二项议程是瞿秋白代表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作党的新任务的报告。瞿秋白不是中央五人常委的成员却代表中央常委向八七会议作报告，这个事实本身说明了瞿秋白是八七会议的主角。瞿秋白在报告中指出。7月13日我党的宣言是新政策的开始，内容是很坚决的。这次南昌行动，至少是有意识地走到新的方针。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我们包办国民党或国民党消灭我们这两条路。过去，党的领导机关犯了错误，现在党不能再以退让手段来争得民权，是要以革命方法来争得民权。他在报告中还指出，土地革命已进到最高点，要以我们的军队来发展土地革命。农民要求暴动，各地还有许多的武装，有这极好的机会，这极多的力量，我们必须要点燃这爆发的火线，造成土地革命。在此种情形之下，我们的策略是进行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老实不客气的我们要包办国民党和国民革命一是更要注意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他们还戴着一个民权的假面具，我们要宣布他们是假国民党二是要纠正过去的错误，要由下而上地注意争取群众，团结真正的左派三是要在暴动中组织临时的革命政府。此外，瞿秋白在报告中，还提出如何做国民党的工作以及如何开展兵运工作等问题〔翔。在报告之后，瞿秋白又提出将《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和《党的组织议决案》交会议讨论通过。于是，会议主持人李维汉依次将这三个议决案，一一提请大家讨论。“在讨论这三个议决案时，都是先由秋白宣读议决草案全文，经大家发表意见后，由秋白作结论或由国际代表答复问题。会议决定，三个议决案的文字修改权交临时政治局，政治局应将会议讨论通过的新政策发布各地”〔23〕。

会议第三项议程是选举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罗明纳兹亲自提名、会议代表付诸表决后，瞿秋白成为临时政治局正式委员之一。8月9日，由瞿秋白主持，召开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他与李维汉、苏兆征一起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为三人常委之一，瞿秋白由于得到罗明纳兹的支持而成为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新的领导人。很快，莫斯科便认可了这一新的人事安排。

八七会议顺利召开对于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来说，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正如党的六大决议案所指出的那样 “八七会议用布尔塞维克的公开的精神，指斥机会主义的错误，提出土地革命底中心口号，指出无产阶级与农民要推翻反动的国民党中央政权底目标，定出武装起义的总方针党员群众起来，开始肃清指导机关中的机会主义成份，改变旧的指导机关，—这样，将党从机会主义的泥坑之中救出来，重新走上革命的大道。”〔25〕

八七会议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和错误，如在反对右倾错误的同时，又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对左派国民党还保存着幻想对于土地问题还不大彻底某种程度上部分地造成反对机会主义就是对机会主义错误的责任者作人身攻击的情形，等等。但是这些缺点绝对不会减少八七会议在历史上所具有的极重大意义。

四、八七会议决策的执行者｜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与罗明纳兹一起，将中国革命引向新的征程

八七会议不仅解决了许多紧迫而关键的方向性问题，在历史危急时刻实现了党的路线和战略转折，而且同时还铸就了瞿秋白与罗明纳兹直接合作的光辉时刻，成为他俩政治生涯中最引人注目的杰出成就。会后，瞿秋白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任最高领导人，成为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政治搭档，他们共同把中国革命从国民革命阶段推进到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作为共产国际全权代表，罗明纳兹刚到中国时，口口声声表示要“大胆提拔一些坚定的工人同志担任领导工作”，然而仅仅过了十几天后，他却提名典型的知识分子瞿秋白担任新一任中央领导人。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瞿秋白个人所具有的优势以及当时中国党内领导层的特殊现状造成的。

首先，由于瞿秋白懂俄语、在莫斯科工作过、又先后为来自莫斯科的马林及维经斯基和鲍罗廷等人担任过翻译和助手，其大名早已为莫斯科决策层所熟悉，加之离开中国不久的鲍罗廷的“推荐”等，使刚刚来华的罗明纳兹很自然地就会接受他。

其次，瞿秋白的才华以及对共产国际的忠诚符合罗明纳兹此时的需要。刚到中国的罗明纳兹迫切需要一个可以与他直接对话并能相互交换意见的中央高层同志以及可以依赖的高级助手兼翻译，而瞿秋白正是这样一个合适的人选。他善于理解罗明纳兹的指示，并加以“中国化”的解释，然后及时地落实到中共中央下达的各种指示中，他们的合作能够在莫斯科与中共中央之间建立一条“热线”通道莫斯科——罗明纳兹——瞿秋白——中共中央。

再次，瞿秋白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眼里是能够忠实贯彻和执行其指示、保持中共组织及工作连贯性的理想人选。罗明纳兹在来中国的时候带来了共产国际领导《关于对中国共产党采取组织措施的建议》，其中第4条是“建议全会（指八七会议，本来是要开全会的，由于形势所迫只能召开紧急会议——引者注）选出能保证无条件执行共产国际方针的新一届政治局”〔26〕。也就是说，统领新一届政治局的人更应该是一个对共产国际指示和政策十分忠诚的人。但是，当时中国党的最高领导层中，像陈独秀、彭述之、谭平山、还有李维汉等人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眼里是要给予惩罚的人而张国焘和蔡和森曾不止一次地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发生过尖锐冲突，怀疑甚至反对过共产国际的决定，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眼里都是有争议的人物只有瞿秋白是共产国际上上下下比较了解和信任的人。同时，由于瞿秋白理论水平比较高，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进行过抵制，特别是在中共“五大”时，他向会议代表散发自己撰写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对彭述之和陈独秀的右倾观点及错误进行过旗帜鲜明的驳斥和批判，给党内同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以八七会议选举中央领导人时，大家自然就推选了他得票第三。这让罗明纳兹也感觉到瞿秋白在中共党内还是享有较高威信的。

由此可见，瞿秋白是在来自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两方面的支持下成为中国党领导人的。八七会议后，他作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在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中，领导着全党坚决贯彻执行八七会议的新决策，在斗争方式、革命途径、革命内容等方面，全面实特约专论现了党的斗争历程的转变，从而拯救了党，拯救了中国革命，把中国革命推向了一个新阶段。然而，遗憾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与罗明纳兹一起犯了盲动错误，也造成了严重损失。限于篇幅，兹不细说，只将他作为八七会议新决策的执行者所起的历史作用概括为如下几点：

第一，率领全党执行新路线，纠正右的错误，拨正方向，明确新精神和新策略，为中国共产党开辟了政治上的新出路。

第二，率领全党转入地下斗争，通过改变党的组织管理方式使处于严重混乱、溃散中的中共党组织找到了出路，得以整顿、恢复和重建。

第三，率领全党实现革命转折，使八七会议成为寻找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起点，土地革命与军事斗争相结合，走向农村割据，成为后来的中共领导的革命大格局的开篇。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