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比美国更有全球治理的担当

编者按：继 后，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全球领导力学院院长王文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线上课堂第二部分继续回答： 中国倡议的“超越性”究竟体现在哪里？ 从美式全球治理的“金字塔”与“黑社会逻辑”切入，直指西方单边主义、权力等级化与工具理性的局限。现将此次线上课堂的第二部分发布，其余部分将陆续推出，敬请关注。 （全文约9300字，预计阅读时间24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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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四大全球倡议提出之后，它实质上超越了传统的全球治理理论。

在中我们也做了非常翔实的阐释。如何超越的呢？因为过往西方理论存在局限，一个非常重要的局限性，就是价值观上的单边主义、权力结构上的等级化，以及实践路径上的工具理性。这是什么意思呢？单边主义容易理解。西方认为，要治理这个世界，就得选出一个老大，或者打出一个老大。

▲《全球治理倡议：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9语种） 主编：张东刚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

所以学过国际关系的人都知道，有一个词叫“Pax Britannica”（不列颠治下的和平），后来又演变成“Pax Americana”（美利坚治下的和平）。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按照西方理论来治理这个世界，就必须有一个霸主。然后权力结构就是等级制的，老大在最上面，然后老二、老三、老四、老五，形成一个金字塔结构，都听命于它；这就是权力结构上的等级制。实践路径上的工具理性，则意味着追求利润最大化，即要首先确保老大的利润最大化，如此顺下来。

所以在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下，它占据最顶层，它的下一层是铁杆盟友，如英国、日本；再下一层，是所谓“中等强国”及某些盟友，如澳大利亚、韩国；再往下一层，是一些“全球南方”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最底部的基座，就是那些广泛的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

它这种金字塔结构式的全球治理框架怎么能行呢？搞得就像把国际社会变成了黑社会，这种方式是完全不可行的。这并非我在此批评美式治理理论，国际关系学界的不少大家都曾有过批评。你试图将国际社会异化为黑社会，这种方式，在短期内，当你最强盛的时候，尤其是二战结束一直到冷战结束后，苏联垮台，美国一家独大，推行单边主义，想打谁就打谁，我打得到你、你打不到我，想让哪个政权垮台就让它垮台。更重要的是，在政权垮台之后，它的好莱坞大片、美国音乐、流行文化，一通包装，把美国塑造成一支仿佛仁义之师的模样。

大概2010年前后，美国有一部电影叫《拆弹部队》，当年还被授予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奖。讲的是什么呢？当时我看了这部片子，坦率地讲，我的观感就产生了不适感。它讲述的是一支美军拆弹部队，专门处理定时炸弹，被派往伊拉克。影片描述的是，那里有许多恐怖分子，他们为伊拉克人民的电站去拆弹，然后拆弹专家是多么勇敢，多么小心翼翼，营造出紧张感，以此烘托这支拆弹部队的美国英雄主义。

我看完之后在想，伊拉克人看了这部片子，会作何感想？是谁去打伊拉克的？你最终还用电影的方式去美化你的侵略，并且颠倒事实，将一个侵略者通过一支拆弹部队美化成英雄。这真是既干了许多坏事，又为自己立起了牌坊。

如今，我们已愈发看透这一点了。所以，全球治理倡议打破了西方理论中的个体主义预设，打破了单边主义的预设，转而采用共同体关系的视角，致力于理论创新，强调人类命运的互联互通与共同价值。当然，我用的都是学术语言，我想各位坐在屏幕前听我讲，我尽可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阐释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它当然打破了西方治理的理论。

因此，从价值内核的角度讲，全球治理倡议，它主张的是主权平等与国际法治的辩证统一。我觉得，这个倡议创造性地整合了现代国际体系的两大支柱：一个是主权平等，它要确保每个国家的尊严与制度；第二个是国际法治，国际法治要提供共同的规则与约束。这和美国主张的那种所谓的“规则”是完全不一样的。

美国现在经常讲，要构建规则之上的各种体系。我们中文翻译的“规则”，那个规则其实该译为“规矩”，就是美国人制定的规矩，大家都要按他的规矩来。这怎么可以呢？这肯定不行。但是很可惜，许多国家对此是敢怒不敢言。但中国敢于主持正义，所以我们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就是要实现真正的主权平等，并不是说你美国是老大、你最牛，其他国家的尊严就一文不值。

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实现了一种动态平衡，那就是共商、共建、共享。也要防止双重标准，反对以主权为由逃避国际责任。美国现在不就是双重标准吗？他就说，你看你限制稀土出口，导致我们各种高科技产品都造不出来，你这完全是对我们的侵犯。我当时就回应他，是谁先发动关税战的？你要对中国发动关税战，你还不容许中国反制你，这是什么逻辑？当时我非常率直地告诉他，你要对中国挑起关税战，就不要抱怨中国的反制；不要搞双重标准。要么你就撤销你的关税战，我们好好地合作，相互尊重。

还有，美国经常以法治为名干涉他国内政，声称你侵犯人权，你的政府侵犯了你的人权，然后来颠覆你的政府。

当年网络上很多人用那个梗：美国当年的国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拿出一管不明粉末，说这就是伊拉克的化学武器证据，然后便发动对伊拉克战争，推翻了伊拉克政权。凭什么呢？

当然，我并非替当时的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辩护，但你要颠覆一个国家的政权，你的正当理由是什么？就以所谓的“法治”为由，干涉他国内政，此类事例数不胜数。现在亦是如此，最近又跟委内瑞拉起了纷争，对许多国家都以种种理由干预其内政，对中国更是如此。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实际上是在主持国际正义，更进一步把中国的和合共生思想，实现创造性的现代转化。也就是说，我们主张，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高于其他一切国家，我们要倡导的是多元共存、和谐互动、互利共赢，这些才是全球未来真正能够实现善治，所能够拥有和需要拥有的文化根基。

如果你不去推动多元共存、和谐互动和互利共赢，或许短期内，一个强国发言能有点用处，因为人家看你强壮，躲着你、怕着你，但从长远来看，这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中国传统文化理念中，就讲求仁爱与和谐。如今古人讲的仁爱和谐，正走向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因此，我们所阐释的全球治理倡议，即向全世界注入了东方智慧。在理念上，从天下观，从传统天下观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践行方式上，从和而不同，走向共商、共建、共享；在目标上，从天人合一，走向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所以，在这样的大前提下，我认为，全球治理倡议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浮现出了治理的维度。就是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或许是一个相对长远的目标，但是要实现它，就需要有一定维度和一定方式方法的治理。方式方法当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逻辑就是共商共建共享。这些共商共建共享，就将我们长期的愿景，以实践的方式一步步加以实现。

这便是我所阐述的超越之处了。超越什么呢？就是从由过去传统西方提出的单边主义、权力结构的等级化模式的局限中摆脱出来，走向一种更高维度的，经由价值的升华，走向更符合全人类利益的共同体理念。这便是全球治理倡议之于西方传统治理观念，所实现的理论超越及其价值所在。

全球治理倡议的核心理念，大体有五点。第一点就是主权平等，这是全球治理的首要前提。主权平等，看似早已写入《联合国宪章》，却迟迟未能完全实现。当今世界，尽管国家与国家间互动频繁，似乎主权平等是国际关系的最基本原则，然而对于美国而言，这种主权实质上的平等要求，并未得到真切实现。

过去这些年里，我们看得很清楚。远一点的，方才反复提及的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叙利亚、格林纳达、哥斯达黎加、委内瑞拉这些国家，就不用多说了。就近半年来说吧，我们会多次看到，某些国家的领导人到访美国，特朗普总让他们坐在办公桌前，那幅画面好像汇报工作似的，主权平等在哪里呢？

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首要阐述的一项核心理念，就是追求主权平等。

我有好几位南太平洋岛国的朋友，他们的国家都是小国了，有的国家仅几万人口，国土面积也就几百平方公里。几百平方公里，那有多大呢？只相当于咱北京朝阳区或海淀区那么大。然而，这些国家的元首访问中国时，中国同样以极其尊重的、平等的礼遇相待，一样在天安门广场，在人民大会堂，给予国礼规格的接待。你看看美国有没有如此对待那些小国？美国根本不把这些国家放在眼里，那些小国好像它的殖民地似的，基本上不可能因为一个人来，就在白宫南草坪给你搞个国礼待遇，极少极少。而中国恰恰是不断推动国与国之间的实质平等，并且，更为重要的是，为这种实质性的平等提供现实范例。

举个例子，我们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我们在组建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过程中，都通过改革投票权分配，以提升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比例。这样的一种分配，实质上就是对发展中国家、对中小国家的尊重，也是一种支持，让它们在各国际组织中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所以前段时间，就讲，中国持续不断地在各种国际组织为非洲呼吁，让世界倾听非洲的声音。很多卢旺达的听众纷纷深表同意，情况正是如此。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不断弘扬协商一致的国际体系原则，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原则，这就极大地推动了那种国家间主权平等决策机制的创新。

一个非常重要的实践范例就是上海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现今不仅有中国，还有中亚五国，还有俄罗斯、伊朗、印度等国不断加入。它最初是一个以安全为核心的国际组织，也是第一个以中国地名来命名的国际组织。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始终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决策须经全体成员一致同意，任何成员都有否决权。通过这些国家以法律文件形式加以确立，以及通过各种项目的实施，切身体会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平等协商，这就使大国和小国之间出现了权力的让渡。

当然，这种权利让渡是困难重重的，因此，我们需要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毕竟，国与国之间的平等，意味着大国需要把自己的权利让渡一部分给小国。某些大国就不愿这么做。

比如美国，二战之后它主导成立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时，美国一家独占百分之七八十的投票权，因为它经济实力最强。其他国家也只好暂时忍气吞声，不跟它争了。但中国是怎么做的呢？中国说，这样不好，尽管中国经济实力日益增强，但可以通过增量改革来摆脱困境。譬如，扩大总份额，设立新的机构，增设新的席位，把蛋糕做大，进行权利的共享。

举个例子，当IMF和世界银行在投资和金融纾困上不足的时候，我们就成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样，就能弥补原有国际组织在针对中小国家的权利让渡、份额分享等方面的缺失，这就催生了功能的替代，以及更多的共识与责任的分担。大国力量大，就多分担一点，多让渡一点，中小国家就能多受益一些，它们也会更积极参与。这就是第一个核心理念——主权平等。

第二个核心理念，就是国际法治。大家过去都有所耳闻，国际法在法学院常常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现在却越来越热门了，大家都关注社会法治。为什么？因为我们要使国际法具有真正的权威性。有人讲，国内法有权威，是因有政府、有法院、有执行机构，而国际法院很多时候裁决了也难以执行。所以这个时候，中国需要行动，中国需要呼吁，要让国际法拥有公信力，要求国际法平等、统一适用，不能选择性适用，更不能像美国那样，将自己的国内权威作为执行法律的依据。

所以我们看，美国如今动不动就挥舞制裁大棒，搞长臂管辖。我说他这种长臂管辖和滥施制裁，哪能叫国际法，它分明是将自己的国内法延伸适用于国际上了，这不是真正的国际法治。中国的倡议强调，不搞双重标准，去推动统一的、透明的、可执行的国际法的实施。当前，国际法最重要的一点和一个风险，就在于AI技术的涌现。AI技术的出现，使得我们国际规则制定、全球安全格局都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AI技术兴起后，我们现在的信息风险，我们个人是否被算法所控制，数据隐私如何保护，甚至一些人工智能武器化的现象，都亟待在新兴领域进行国际法治的立法与创新。

中国也因此提出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也旨在在联合国框架下制定明确的原则与规则。这些规则正在不断涌现，推动着国际法治的创新，让新的领域、新的时代也涌现出更多法治层面上的制度建设和规则的创新，进而贡献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

这之中，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就是共建“一带一路”。在过去的十二三年时间里，中国同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建立了“一带一路”多边主义合作框架。在共建“一带一路”进程中，投资、贸易自然会产生争端，怎么办？中国便着手建立自己多元化、包容性的争端解决体系。我们推进涉外法治，也是为了保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治理层面的分歧时，我们推动以协商方式加以解决，并不像美国那样，动不动就挥舞大棒。那些中小国家若不听话？不听话我就揍你，这是美国的逻辑。中国当然是通过最大限度上的包容，去协调相互间出现的分歧，体现出我们对全球治理的贡献。

第三个核心理念，全球治理的核心理念，就是多边主义，这是我们的基本路径。什么叫多边主义？不只是一个国家说了算，也不是两个国家间相互商量说了算，而是要尽最大可能地让更多方坐到一起来共同商量事。这种多边主义的理念，相对于当下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抬头、全球治理面临严峻赤字的局面，我觉得相当难能可贵。

习近平主席曾说过这样的话：“国际上的事应该由大家商量着办，不能由一国或少数几个国家说了算。”所以我们现在常常召开大会，实际上就是找大家一块来商量，相互磋商，相互讨论，最终达成一个各方相对能接受的解决方案。这种坚持多边主义，恰恰就是化解当前全球治理困境的必由之路，否则只能治标，无法治本。

所以我常感叹，特朗普幻想得诺贝尔和平奖，还声称要解决巴以冲突，抛出一份二十条的方案让哈马斯接受，这怎么可能呢？到头来，这个方案也就是美国单方面说了算的方案，也没有去征求哈马斯的参与，共同来制订这样一个方案。最后拿出一份二十条的文本，你不接受，我就收拾你；你接受，那我们还能再谈。也不承认哈马斯未来的地位，也不谈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大业，到头来只能是治标不治本，这就是典型的单边主义式的斡旋，而不是多边主义。

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实现了机制的互补，尤其在区域组织、全球层面上，都不断地推动规则的衔接，推动多层级治理网络的建设。最广泛的是全球层面，当然是联合国、G20。而在区域层面，比如我们和中国——东盟，我们有中国—东盟自贸区。再次一级区域，譬如湄公河次区域，我们都看过一部影片叫《湄公河惨案》，湄公河的安全问题就是区域里的次区域问题。

我专门去过湄公河的金三角地区。过去金三角地区，全球80%的罂粟花都种植在那里。我去过那里，其中老挝一侧，现在治理得越来越好。而且老挝一侧还有湄公河流域四国——中国、缅甸、泰国、老挝——联合巡逻执法的军营，警察部队就驻扎在那里，这个次区域也治理得越来越好。

所以，这种多边主义，它不断构建起了国际层面开放型的伙伴关系。这种开放型伙伴关系，它不是以意识形态划线的，不像西方那样，动辄以什么“民主自由”划线——民主自由已被我们很多人看透了——我们这种开放型伙伴关系，实实在在地让包容性更强。所以，只要你有基本的条件，有合作的意愿，愿意来合作，都可以进入。共建“一带一路”就是这样一种开放型的伙伴关系。

所以你看，过去这十多年，我们与150多个国家建立了这种伙伴关系，覆盖了全球五大洲，强调的是合作共赢，而不是搞排他性的小圈子。我们尤其有一项重大的合作成果，就是中欧班列。中欧班列从中原大地出发，跨越亚欧大陆二十几个国家、两百多座城市，要跨越这么多国家把班列运出去，当然就是开放型的伙伴关系。每个国家、每座城市在这种中欧班列中都能获取利益，然后，形成多元主义之下的合作成果。

所以，在此基础上，我认为多边主义恰恰能够为共商、共建、共享的这种多边合作，提供一种改革的方向。不断地通过共商型的平等协商、共建型的责任共担、共享型的成果普惠，去实现这种多边主义的不断兴盛，进而来对冲当下单边主义构成的威胁。而我们的四大倡议，就是不断地去构筑多边的各项规则。

核心理念的第四点，就是“以人为本”，这是全球治理的价值取向。

换言之，以人为本，其实就是把中华优秀传统中“民为邦本”“仁者爱人”的东方智慧，向世界提供。这也是习近平主席这些年来，在国内所倡导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主体与最终受益者的这种国内治理理念，进行国际化的推广过程。

所以说，我们的价值锚定，是从以国家为中心，到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转向。国家之间要平等，但更关键的是，在国与国之间主权平等的基础之上，要实现人的福祉的提升。

所以，全球治理倡议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去构建一个发展成果的共享机制，去筑牢百姓获得感的物质根基。为何能开展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合作？那是在推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国民合作，这不正是以人为本的理念吗？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无论是与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埃及，还是与中东国家，与中亚的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的合作，归根到底，还是要让人民有获得感，这是肯定的。过去美国与其他国家合作，有些合作是拿不到台面上的，它是一种权贵间的合作，至于人民群众有没有获得感呢？未必。这个已有很多人批评过。

人民的这种获得感，关键在于要分享、要共担，并且实现安全的协同。要有监测与评估体系，要有保障治理效能转化的这种成效。所以，全球治理倡议，需要有全过程的参与，和成果共享的制度设计路径，需要有机制的保障。国与国之间，要有更多的协商一致和普惠的决策机制。

比如说，我们搞共建“一带一路”是要让人民获益。我去过肯尼亚三次。我们中国在肯尼亚承建了该国一百多年来第一条标准轨铁路，即由首都内罗毕至最大港口城市蒙巴萨的“蒙内铁路”，全长470多公里。这条铁路建成后，过去470多公里的路程他们要走上三天，如今仅需五六个小时。

在这个过程中，相互协商，在非洲建设一条铁路十分不易。要建立协商一致与普惠的决策机制。有些人还曾反对，说你一建铁路，就穿过我们大草原了，长颈鹿过不去了，斑马过不去了，那怎么办呢？这要协商，把铁路抬高一些，底部留出诸多通道，以适应角马等动物的大迁徙，这不就是一种协商一致吗？但是，最终这条铁路是要造福于当地人民的。当然，我们建铁路，也不是搞慈善，我们也通过建造，更多地实现我们的产能合作，以及缓解国内产能过剩的一些问题。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强化透明与问责机制，还要推动公共产品的常态化供给。什么叫公共产品的常态化供给？我们尤其看重基础设施，尤其是我们的对外投资中长期的基金，这些都浮现出需要一种长久供应的公共产品，需要源源不断地产生供给机制。

我们在过去的一二十年，特别是自2013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在非洲的基础设施供给是常态化的，并建立在市场规律基础之上，我们的供给能力是能够持久保障的。

这样的供给过程，当然，最终还是需要民众全方位地参与进来，并享受到这种福祉。因此，全球治理倡议，正是通过以人为本的这种方式来实现效能的转化。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层面，中国也是完全以人为本的，持续不断地提供国际上的疫苗互助。在过往的疫情那几年，我们向非洲提供了近一二十亿剂的疫苗，平均几乎是非洲每人能摊到一支，请问有哪个国家能够向非洲提供如此大规模的援助？

所以我说，中国将“以人为本”融入全球治理参与的一项核心理念。我们在公共卫生领域，也是推动以人为本，聚焦于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粮食安全等关乎人类生存与健康层面的关键领域，着力提升民众的福祉。

此外，现在随着AI兴起，在数据治理方面，中国也在倡导“以人为本”去推动全球数字合作，这关乎每一个人的数字权利与机会的多边主义合作。

我们不像美国那样，采取技术封锁的做法——限制他国使用相关技术，或是只允许他国高价购买技术与产品。而随着中国数字技术的崛起，这些年来我们在各类数字产品领域，从智能手机、4G/5G技术，到新能源汽车再到光伏产业，都凭借我国超强的生产能力，直接拉低了相关产品的全球市场价格。

大家都清楚，以光伏产品为例，二十多年前我们中国还没有光伏产业，如今，同样的光伏产品，价格只是二十年前的十分之一。

同样，4G产品、5G产品也是如此。你看我们的智能手机，当年iPhone刚出到iPhone3、iPhone4时，售价动辄一万多。现在我们的智能手机崛起之后，我们价廉物美的智能手机，便宜的一两千元，在非洲，我们中国企业在当地有一个非常大的品牌，在非洲推介智能手机，非常便宜，折合人民币都不到一千元，甚至不到五百元，这难道不是一种共享吗？数字产品的共享，实现了数字产品的民主。我称这种现象为“商品民主化”。

在这样的前提下，也推动了以人为本，推动了社会的福祉。所以，在这个时刻，我们推动技术治理层面上的科技向善，以人为本，这也是一种技术伦理。所以我时常对美国人讲，我说你们那些AI产品，你们需要反思。尽管过去一段时期，我们也常常向美国学习到不少内容，起初我们的金融市场、管理经验等等都值得借鉴美国。但现在看来，美国人的某些理念似乎已跟不上时代潮流了。所以，在推动科技进步、向上向善的进程中，我们更侧重于推动以人为本的技术普惠。

让更多民众能享受到技术进步带来的福祉，这恰恰就是以人为本的全球治理理念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落脚点。

全球治理理念的第五个核心理念，就是力求实效，这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原则。这终究要有效果，不只是前面讲的主权平等、多边主义、以人为本，最重要的是还要达成效能。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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