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世间其实并无完美无缺的领导人，“一分为二”，可肯定之处必与历史局限性交织，只是两方的比重在具体人物上大相径庭。
在其离世而世界颇多悼念与追忆，也有人在反方向颇有微词的日子里，我也不禁点到为止愿说一下看法：这是一位才干不凡、个性突出、魅力鲜明、极有作为的领导人，有缘为邓公赏识（邓说他本人不懂经济，但知道朱懂；说朱只宜当正职；南巡后点将力主其“主持经济工作”）。以我之见，其以极大魄力、战略意识与政治家智慧和权衡功夫，主持1994年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匹配而千难万难的分税制改革，是他有生之年在中国制度创新领域的最大贡献（遗憾的是，总有人不能理解分税制的里程碑意义，甚至大加抨击）；其他众多的工作业绩在此不赘述。
我曾在财政部老食堂改造的礼堂内，亲闻其神采非凡、气场轰动、引发阵阵雷鸣海啸般掌声的关于分税制的内部演讲；也曾作为发言者之一，参加他在任总理末年首开的中南海内的经济专家总理座谈会；亦曾听取他在当年底的全国财、税工作会议上于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实为其财税政治交代的脱稿演说。至于他在美、在港的演讲，有视频，均是满堂彩！
如此杰出的领导人物，实属可遇不可求（缺点与局限性在此不述）。他退下来后正式出讲话集之时，我曾有幸应邀到出版社会场（他本人不露面），是为数不多的会上发言者，以学者身份对其功业作过点评，当时聊表敬意--此时对此重提，也为的是呈一瓣心香。
得知在中国经济转型方面有大量著述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表示，朱将精力集中在争取全球企业上，对广大农村地区的关注有所不足。朱限制了此前十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乡镇企业的资金流，迫使其中许多企业倒闭，从而扼杀了农村发展的势头。黄说“我们在进行评估时，必须把中国农村发生的事情纳入考量，毕竟农村人口当时占到了中国总人口的70%到80%。他是一位改革者，但他实现改革的方式比人们通常塑造的形象要复杂得多。”对此我有评论：朱主导2000年大力推进了农村取消三提五统的基层税费改革，这是值得肯定的，减轻农民负担并为其后的“财政层级扁平化”底座上的乡财县管，创造了前提条件。但实话实说，其涉农政策中，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有过于依靠计划强制的偏差特征，以固定价格敞开收购（大建粮库为此提供硬件），顺价销售，想把所有的粮食流通全由国家控制起来。其实做不到，以后不得不以不声不响方式做了放开。
乡镇企业的升级发展以浙江为特点看，是从所谓红帽子保护下实质的小私企，走向“非驴非马的股份合作制”，再走向相对规范的股份制。说他限制了乡镇企业的现金流，不够严谨，治理通胀软着陆过程中，是对所有的现金流都有所控制。以后又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以所谓清三角债，基本化解了积累的资金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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