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个朝鲜姑娘在广州吃饭，结账时凑不够钱 老板一句话让她们红了眼

我叫梁国栋，今年五十三岁，在广州白云区棠下村附近开了一家小饭馆，门脸不大，摆了八张桌子，卖的是粤式小炒，招牌菜是白切鸡和客家酿豆腐。这条街不算繁华，但人流不少，附近有服装厂、电子厂，还有几家做外贸的小公司。来吃饭的，有工厂打工的年轻人，也有写字楼里的小白领，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我这个人没什么大本事，就是炒得一手好菜，加上为人厚道，从不宰客，日子过得去。

那天傍晚，天刚擦黑，街上的霓虹灯一闪一闪，店里的客人不算多，我正站在灶台前颠勺。我老婆陈惠兰在前面招呼，她朝后厨喊了一声：“老梁，来客人了。”我应了一声，抬头往外瞄了一眼，看见五个姑娘掀开塑料门帘，鱼贯而入。她们穿着打扮很素净，清一色的深色长裙，头发或盘或辫，脸上不施脂粉，走路轻手轻脚，像怕惊动谁似的。领头的姑娘三十岁上下，圆脸，眼睛不大，但很有神。她扫了一眼墙上的菜牌，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小声问：“老板，有便宜一点的菜吗？”陈惠兰笑着说：“有，白粥三块，炒青菜十二，米粉八块。”那姑娘松了口气，带着其余四人找了张角落的桌子坐下。

我一边炒菜，一边留神观察她们。这五个姑娘，一看就是朝鲜人。这些年广州有不少朝鲜来的务工人员，大部分在工厂流水线上干活，也有的在朝鲜餐厅做服务员。她们从不大声说话，吃饭也从不浪费，碗碟用得很干净。有时候一些中国小年轻在店里喝酒划拳，吵得厉害，她们就安安静静地坐在远处，像几株不声不响的兰花。我心里对她们有几分好感，觉得这些姑娘不容易，离家千万里，出来挣点辛苦钱，还处处谨小慎微。

这五个姑娘坐下以后，翻来覆去地看菜单，最后点了一份白切鸡、一份蒜蓉炒菜心、一份番茄蛋汤，外加五碗米饭。菜量都不大，五个人吃，明显不够。陈惠兰小声提醒：“姑娘们，还要不要加点什么？”领头的姑娘摇摇头，笑着说：“够了，我们饭量小。”我知道她们是省着花，便没有多问，转身进了厨房，给她们炒菜。上菜的时候，我特意加足了分量，还端了碟自己腌的酸萝卜，说：“送的，开开胃。”几个姑娘互相看了看，有些局促，领头的那个站起来，朝我微微鞠了一躬，说：“谢谢老板。”我摆摆手，说：“别客气，吃好喝好。”

她们吃得很慢，每一口菜都细细咀嚼，像在品尝什么稀罕物。我看在眼里，心里有点发酸。吃过饭，几个姑娘凑在一起低声商量着什么。然后领头的那个走到收银台前，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洗得发白的布包，打开，里面是一卷钱。她一张一张地数，数得很慢。我扫了一眼，有一块的，五块的，十块的，最大面额是一张二十。她数了三遍，脸慢慢红了，抬头看陈惠兰，嘴唇动了动，说：“对不起，我们……还差三块。”陈惠兰愣了一下，接过钱，数了数，又看我。我走过去，说：“差三块啊，没事，下次补上就行。”那姑娘连忙说：“那怎么好意思，我们马上就回去拿。”我摆摆手：“不用不用，三块钱，又不是三百，别当回事。”她咬了咬下唇，朝我鞠了一躬，转身要走。

就在这时，我做了个动作。我从收银台旁边的抽屉里掏出三块钱，递给她，说：“姑娘，这个你们拿着。不是找零，是送你们坐公交的。”她一下愣住了，手悬在半空，不敢接。我说：“拿着吧，看你们几个吃饭那么节约，我老梁心里不是滋味。我闺女跟你们差不多大，在上海读大学，每次打电话都说不缺钱，我知道她也省。你们家里要是知道你们在外头为了三块钱红脸，得多心疼。”我说完，把那三块钱塞进她手里。她攥着那三张一块钱，眼圈一下子红了。旁边几个姑娘也站了起来，都看着她。她吸了吸鼻子，朝我深深鞠了一躬，说：“老板，您真是好人。”然后她直起身，用朝鲜语跟同伴们说了几句。几个姑娘齐刷刷地朝我鞠了一躬。我赶紧扶住她们，说：“别这样，别这样，就是三块钱的事，不值当。”

她们走了以后，陈惠兰走过来，捶了我一拳，说：“就你会当好人。”我笑，说：“那不是你朝我使眼色，让我别收人家三块钱吗？”陈惠兰说：“我那是让你给人家免了，你倒好，还倒贴三块。”我说：“免了她们更过意不去。倒贴三块，她们心里踏实点。”陈惠兰叹了口气，说：“这些朝鲜姑娘，真不容易。我上次在菜市场碰见她们一个，买把青菜还跟人还价还半天。”我点点头，没再说什么。

过了大概一个星期，那几个姑娘又来了。这次她们穿得稍微亮堂了点，领头的姑娘还是那样，安安静静地走到收银台前，对我说：“老板，我们来还那三块钱。”我一看，那三张一块钱被叠得方方正正，像三片豆腐干。我笑着说：“都说了不用还。”她坚持说：“要还的。我们不能欠别人的。”我拗不过，收下了。心里却想，这姑娘，穷是穷，骨头却硬。那天，她们又点了跟上次差不多的菜，我照例给她们加量。她们走的时候，领头的姑娘从包里掏出一个用手帕包着的小东西，塞给我，说：“老板，这是我们家乡带来的小挂件，不值钱，送给您，保佑平安。”我接过来，打开，是一个用麻绳编的小人，只有拇指长，做得却很精巧。我笑着说：“这个好，这个比三块钱值钱。”她也笑了，眼睛弯弯的。

从那以后，她们每隔一段时间就来一次，有时是五个，有时两三个。每次来，我们都像熟人一样打个招呼。陈惠兰也跟她们熟络起来，有时教她们几句粤语，有时问问她们在厂里累不累。她们从不多说，只说挺好的。有一回，我看领头的姑娘气色不好，问她是不是生病了。她摇摇头，说没事，就是夜班多，有点累。我转身去后厨，煮了碗姜糖水，端给她，说：“喝了吧，驱寒的。”她接过，低着头，一句话不说，只是小口小口地喝。喝到一半，眼泪忽然掉下来，滴进碗里。陈惠兰看见了，赶紧拿纸巾给她。她擦了擦眼睛，说：“老板，我离家七年了。你们让我想起我爸爸妈妈。”我一听，心里像被什么拽了一下。我说：“想家就常来。只要我老梁的店还开着，你们就有口热饭吃。”她使劲点头，说：“谢谢您。”旁边的几个姑娘也跟着抹泪。那一刻，店里很安静，只有后厨排风扇嗡嗡地响。

去年冬天，广州特别冷，湿冷湿冷的，屋里比外面还难受。那五个姑娘破天荒地一起出现在店门口，拎着一只活鸡和一兜橘子。领头的姑娘说：“老板，我们要回国了。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您了。”我愣了一下，说：“回去好，回去跟家里人团圆。”她点点头，把鸡和橘子放在桌上，说：“这是我们凑钱买的，谢谢您这些年对我们的照顾。”我喉咙发紧，说：“你们这是干啥？你们在外面挣钱不容易，拿回去。”她摇头，说：“不，这是我们的心意。我们朝鲜人，讲究知恩图报。”陈惠兰在旁边抹眼泪，说：“姑娘们，你们以后要好好的。”她们齐齐鞠了一躬，说：“你们也要好好的。”

那天，我给她们做了一大桌子菜，把店里的拿手菜都上了，还开了一瓶自己泡的梅子酒。几个姑娘开始还拘谨，几杯下去，话渐渐多了。她们说起了家乡，说起了父母，说起了在朝鲜的孩子。领头的姑娘叫朴顺子，今年三十二岁，家里有个五岁的儿子，由婆婆带着。她说：“出来的时候，儿子才一岁。每年只能打两次电话，有时候听听声音，就觉得不那么累了。”我听着，心里酸得厉害。陈惠兰抓住她的手，说：“回去以后，好好陪孩子。”她点点头，眼里有泪，却笑着说：“老板，您说得对，您的闺女在外头，一定也像我们一样，想念家里的饭菜。”我点头，说：“所以啊，看见你们，我就想起我闺女。我对你们好一点，老天爷也会对我闺女好一点。”她听了，捂住嘴，眼泪止不住地流。

第二天，我送她们到路口。她们提着行李，一步三回头。走了很远，朴顺子突然跑回来，从怀里掏出一个红布包，塞给我，说：“老板，这是我省下的钱，不多，想请您帮我一个忙。”我打开，里面是整整齐齐一叠零钱，有一百的，有五十的，还有不少一块两块。她说：“以前听您说，您老家在粤北山里，有些孩子上学买不起书本。这些钱，您帮我捐给他们。就说是……一个朝鲜阿姨的一点心意。”我拿着那叠钱，手都抖了。我说：“这钱我不能要，你们回去路远，用得上。”她笑了，说：“路费我们已经够了。这点钱，放在您这儿，比放在我们身上有用。”我看着她那坚定的眼神，点了点头，说：“好，我替孩子们谢谢你。”她朝我鞠了一躬，转身跑了。我站在路口，看着她瘦小的身影汇入人流，渐渐消失，胸口像堵了团棉花，久久说不出话。

她们走后的那些日子，我常想起那五个朝鲜姑娘。她们安静、节俭、知礼、要强，在异国他乡拼了命地活着。那三块钱，搁别人身上不算什么，可她们记了那么久，还了钱还不够，还要送礼物、送鸡、送橘子、送钱。我说了一句话，她们却用最朴素的行动，把“知恩图报”这四个字刻进了我心里。

如今，我的小饭馆还在。我和陈惠兰商量了一下，在门口挂了个小牌子，上面写着：“本店长期为困难学生提供免费简餐。”店里偶尔有手头紧的学生进来，点一份炒米粉，临走想赊账，我就摆摆手，说不用了。他们不好意思，非留下学生证。我说：“你们好好读书，就是还我了。”他们红着眼眶走了。陈惠兰笑我，说：“你这是被那几个朝鲜姑娘传染了。”我说：“对啊，这病，得治一辈子。”

去年的捐款，我按朴顺子的托付，买了一批书包和文具，送到了粤北一个叫黄坑村的小学。那些孩子一人一个书包，背上以后，在操场上跑来跑去，笑得跟花一样。我站在旁边，拍了张照片，想给朴顺子看，可她已经回国了，联系不上了。我把照片贴在收银台后面的墙上。每次有客人问起，我就说：“这是几个朝鲜姑娘的心意。”他们听了，都啧啧称赞。

有时候，我会在夜里算账。算完，陈惠兰问我：“今天挣了多少？”我指着墙上的照片，说：“今天挣的东西，钱算不出来。”她笑着摇摇头，说：“你跟她们一样，傻。”我知道，她不是真说我傻。她懂我。这世上的账，不只在收银机上。有些债，是情分，是人心，是那些在异国他乡互相取暖的夜晚。我梁国栋活了半辈子，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在一个不起眼的巷子里，开了一间不起眼的小馆子。可因为那五个朝鲜姑娘，因为那三块钱，我这间小馆子，忽然有了一点光。

那天以后，我常跟来吃饭的年轻人说一句话：“出门在外，谁都有手头紧的时候。能帮一把就帮一把，说不定你一句话，就能让一个人记住一辈子。”他们有的人懂，有的人不懂，没关系，日子长着呢。饭菜会凉，可人心不能凉。这就是我做人的本分。也是那五个朝鲜姑娘，用她们红了眼的泪光，教会我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