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门敲了两下。
我正蹲在院里拾掇那几盆月季，手上沾着泥。
王桂香从厨房探出头，擦着手走到院门口，拉开那扇铁门，愣了一下。
门外站着两个人，一男一女，都穿着深色西装。
女的年纪不大，手里夹着公文包，胸口别着一枚银行行徽。
“肖江河先生住这儿吧？”
她的声音很平。
我心里咯噔一下，放下手里的铲子站起来。
“我是。”
女的递过一叠纸。
最上面那张，抬头一行大字，印着法院红章。
我一眼扫过去，心跳就乱了，纸上写着我的名字，写着银行的名字，写着一个数字：六百一十四万。
“肖先生，我们是银行法务部的。十六年前，我行有一笔三百余万的资金转入您个人账户，经核查属于操作失误，属不当得利。请您在十五日内返还本息合计六百一十四万元，否则我行将依法申请强制执行。”
她说完，转身就走了。皮鞋踩在水泥地上，咔嗒咔嗒地响。
王桂香站在门口，脸白得厉害，嘴唇哆嗦着，声音发颤：“江河，这是咋回事？哪来的六百万？”
我没说话，捏着那叠纸进了屋。
走到堂屋，站在那台老柜子前面。
柜顶靠墙的位置，放着一个生了锈的铁皮饼干盒，是我儿子小时候，我用第一个月奖金买的糖饼盒子。
十六年了，搬了几次家，扔了不少东西，这个盒子我一直留着。
我伸手够下来，打开盖子。里面躺着一个牛皮纸信封，边角已经发毛，被虫蛀了几个小洞。我抽出叠得整整齐齐的两页纸，展开。
白纸黑字，盖着银行的红章。
纸页发黄了，但上面的字还清清楚楚。
一共三行大字的约定，签着三个人的名字，最底下一个落得沉，像是连名字都带着分量。
我折好纸，放回信封，重新压回铁盒里，搁回柜顶。
十六年前那笔钱，我拿着买成了十一套房。我没有占谁的便宜，今天，我要等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01
那一年的事，像放老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在眼前过。
我那时候在县机械厂干了十九年，年年评先进。
三月份厂里赶工期，车间主任让我们加夜班。
我那个工位边上一台老式车床，齿轮咬合不严，运转起来嗡嗡地响。
凌晨两点多，皮带突然卡死，工件没弹出来。我脑子一热，下意识伸手去扶。
整只右手卷进齿轮里，从腕子往下，当场碾碎。
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傍晚了。
病房里白得刺眼，右胳膊打着石膏，整条手臂吊在半空。
我低头看了看纱布裹着的右手腕子，心里说不上什么滋味。
后来厂里来谈赔偿，来了好几趟。
头两趟说按工伤标准赔个三四万。
我心里有火，没法发。
躺在床上，想想十九年的工龄，落这么个下场，值吗？
但话说回来，就算不值，又能怎么着？
我这双手废了，上有老下有小的，不指望着厂里赔几个钱，还能指望什么呢？
第三趟来的是厂长，还带了一个人。那人四十来岁，个子不高，戴金边眼镜，皮鞋锃亮，自我介绍说是支行的信贷科科长，叫陈国栋。
陈国栋把一叠纸放在我床头。
那叠纸里有合同书，有一式三份的付款协议，纸张都是崭新的。
“肖师傅，你这次的工伤，厂里该赔的，我们银行也愿意出资。一共是三百二十七万，一次性结清。你把字签了，钱当天就到你账上。”
我当时整条右胳膊都打着石膏，愣住了。“三百二十七万？就为赔个工伤？”
“你签了，就是你的。”他笑了一下，语气很轻，“以后不声张就行。”
我盯着他那张笑脸，总觉得哪里不对。
三百多万，我听都没听过这么大数目。
我那会儿一个月的工资才几百块。
这个数字放在我面前，像一座山压下来，压得我喘不上气。
我没敢签。我说我考虑考虑。
陈国栋走后，我把厂里的会计表弟叫来，把协议给他看。
他翻来覆去看了半天，说：“哥，这协议没什么问题啊，赔偿金额、款项性质、双方权利义务都写得清清楚楚的，还有银行盖了章的。你要是觉得心里不踏实，明天去银行柜台问一声。”
第二天我去了银行。
柜台上一个四十多岁的大姐，看了我的卡，查了查账，又看了看那几张单子，跟我核对了赔偿事宜和这笔款项的来源，说：“所打款项为工伤赔偿款，由银行与厂方联合支付，手续齐了，没问题。”
我还是不放心，又跑到厂里去问。厂办的人说：“上面批示的事儿，你只管签，别管那么多。”
钱实在是太多了，多到让我害怕。
可我一个无依无靠的伤残工人，当着厂长和行长面签的字，银行盖了章，厂里也认了。
我想不出哪里不对，也只能认了。
于是那笔钱，当天下午就到账了。
我拿着银行卡，站在镇上的邮政储蓄所门口，站了半个多小时。
三十七度的大太阳晒着，后背湿透了。
我攥着那张银行卡，感觉像攥着一块烧红的铁。
王桂香那会儿还不知道这笔钱的事。我回到家里，把卡放在桌上，说：“钱到了，三百多万。”
她盯着卡看了很久，抬头问我：“不会是搞错了吧？”
“我去问了。银行说是工伤赔偿，没搞错。”
“那么多钱……”她声音都发抖，“咱要不要退回去一点？”
“退给谁？”我说，“厂里说这是上面批示的，银行说这是赔偿款。我拿手换来的，退了，这手不就白废了？”
那段时间，我们两口子夜夜睡不着，怕有人来上门查账，怕接到厂里的电话。可等了一个月，风平浪静。
后来我那个在县城做房产中介的表舅子，听说了赔偿款的事，跑来跟我出了个主意：“江河，你不能把钱搁在银行里吃利息，万一银行反悔了，给你冻住了咋办？不如买几套旧房子，租出去，钱不生锈。”
我听了他的，一口气买了十一套。全是老小区的小户型，六十几平的，五十几平的，不算好地段，但便宜，好租，租金也稳。
买完之后，我心里那块石头才算落了地。
可合同我一直留着。心里总有一个声音告诉我，留着它，早晚用得上。
02
第二天一早，我揣着那份合同，骑着电动车去了银行。
接访的是法务部的蒋雨欣，就是昨天上门递传票的年轻女人。
她办公室的桌上堆着厚厚一摞文件，见我来，也不起身，只抬了抬眼皮：“肖先生，有事？”
我站在门口，捏了捏装合同的牛皮纸袋：“我想问问那笔钱的事。”
她放下手里的笔，靠在椅背上：“传票里写得很清楚了。十六年前银行误转了三百二十七万到你账户，这笔钱属于不当得利。按法律规定，你应当返还本金及孳息。目前本息合计六百一十四万零八百元。”
“不是误转。”我说，“那是我的工伤赔偿款。”
蒋雨欣挑了挑眉：“工伤赔偿？”
我把合同从牛皮纸袋里抽出来，放在她桌上：“十六年前我工伤致残，这笔钱是银行和厂里联合赔付给我的。你看看这个，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
她接过合同，翻了几下，眉头皱起来。翻到第二页的时候，她停住了，盯着盖着红章的部位看了很久。
“这份合同是复印件吧？”她问。
“原件。”
“原件现在在哪？”
“在我家里。”
她沉默了几秒钟，把合同推了回来：“单凭这一份合同，不能作为有效凭据。当年这笔转账，银行内部没有完整的审批记录，付款科目也有问题。说到底，这笔钱就是错转出去的。”
我的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你们银行自己盖的章，自己签的字，现在说没有审批记录？那这是谁盖的章？”
蒋雨欣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语气平静：“肖先生，我理解你的情绪。但这笔钱，按照银行内部记录，当年确实没有走正规审批程序。如果你认为这笔钱属于你，建议你做好应诉准备。”
我指着那份合同：“这上面有你们原行长鲍生平的签字。”
她愣了一下。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脸上露出不自然的表情。
“鲍行长已经退休多年，他的签字……我们内部会核实。但请你好自为之，主动履行返还义务，对大家都好。”
我心里已经明白了。
她不是不知道这笔钱的来历，她是知道了，但她不打算认。
她说要核实合同，可让我把原件留下来，她却说不用，让我拿回去。
“你回去想想清楚，十五日是法定期限。十五日后，银行将申请冻结你名下资产。”最后她说了这么一句。
我收了合同，站起来，想了一会儿，回头问她：“十六年前，我来你们银行核对过这笔钱。当时办业务的是个老会计，把我带到一个柜台，亲自查了我的账户信息，跟我说‘款项为工伤赔偿款，已到账，手续齐全’。你告诉我，你们银行自己跟我说了这话，现在翻过来又要问我要，是我赖账，还是你们赖账？”
蒋雨欣没有接话。
她的表情绷着，嘴唇抿成一条线。
我转身拉开门走了出去。
走廊里空调开得很足，冷飕飕的风吹在脸上，我出了一身汗，又觉得浑身发凉。
走出银行大门，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排锃亮的玻璃幕墙，心里憋着一口气，闷闷的。
当天下午，儿子肖立轩从省城赶了回来。
他在国内一个大型软件公司做程序员，平时工作忙，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家。
接到电话，他请了假，连夜坐高铁回来的。
一进门他就看着我笑了：“爸，你脸色不好看。”
“传票都递到屋里了，还有个屁的好脸色。”我把那叠材料甩在桌上。
他坐下来，把传票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拿起我的合同翻了翻，仔仔细细地看了四五分钟。他问他妈：“家里那十一套房的房产证都还在吧？”
王桂香点点头：“都在，锁在柜子里呢。”
肖立轩放下合同，沉吟了一会儿：“爸，你信我一句话。这个官司，咱不能私了。你手上的合同，是银行自己盖的章、签的字，这笔钱的属性写得清清楚楚。如果他们敢起诉，就是他们自己抽自己嘴巴子。到时候要打的不是这笔钱的事，是银行的面子。”
我点点头，心里稍微定了定。
他掏出手机，拨了一个号。
“程浩，哥们儿正好有个事找你。我老爸摊上了一个官司，银行要问他要六百多万，说我爸十六年前多拿了钱。对，我爸手里有合同，白纸黑字带红章，是银行当年自己签的。你有空吗？回头聚一下，帮我看看材料。”
挂了电话，他拍了拍我的肩膀：“爸，程浩是我大学室友，省城律所的合伙人，专打民商事官司，经验老到。咱不慌，有合同在，天塌不下来。”
我坐在沙发上，口袋里那盒烟摸出来又放回去。王桂香在厨房里张罗晚饭，锅铲碰着铁锅当当响。窗外起了风，吹得院子里的桂花树沙沙地响。
可我心里一直悬着。
我总觉得，这事没那么简单。蒋雨欣既然敢起诉，肯定事先摸过底了。她知道合同的存在，她还是来了。
我记得当年陈国栋说过的一句话，仔仔细细地回忆了一遍：“你签了就是你的，以后别声张就行。”
这句话，我一直记得。
03
第二天，儿子带着我和那份合同，去了省城。
程浩的律师事务所设在一栋写字楼里，办公室里挂着几块烫金牌匾，桌面很干净，电脑边上放着两摞高高的案卷。
他看起来三十多岁，戴着黑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不像我想象中的律师那么锋利。
他用了整整一个下午，把那两份纸一字一句地看完了。
中间又站起来，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翻开手机查了一些东西。
最后他在我对面坐下：“肖叔，你这合同的真实性，有没有问题？”
“绝对没有问题。”我说，“我亲手签的，银行的行长也签了，厂里也盖了章。一式三份，我手上这份是原件。”
程浩点了点头：“那这笔钱，银行方面为什么现在突然翻出这笔旧账？”
“他们说，是当年银行操作失误，错转到我的账户里。”
“那他们为什么十六年前不来追讨？为什么要等这么多年？”
我答不上来。
这个话，我没有想通。
如果他们觉得这笔钱是错转的，当年为什么不来要？
等了十六年，利息都滚成天文数字了，他们才突然想起来，这不合道理。
“肖叔，我再这么跟你说吧。”程浩推了推眼镜，“如果我是银行方的律师，我起诉你之前，一定会做三件事。第一，查当年的转账记录，确认这笔钱有没有走正规审批；第二，查内部档案里有没有合同留存；第三，评估万一打起来，银行能不能赢。”
“所以你觉得他们查过了？”
“他们肯定查了。”程浩说，“但他们仍然来起诉了，这说明他们查到的结果，对他们有利。他们没有合同。这很重要。”
我心里一沉。我的手不自觉地在裤兜里攥了起来，右手腕上空空的袖口晃了一下。程浩注意到了，没说什么。
他拿起电话打了一圈，挂掉之后脸色变得凝重起来：“肖叔，我打听到一件事。当年那笔钱的内部审批单子，在银行改制的时候，被集中清理销毁了。也就是说，银行内部现在查不到这笔钱的合法审批记录。”
“那我的合同……”
“你的合同是唯一留存下来的凭证。”程浩看着我，“所以，你不能把它交出去。你交出去，他们就销毁掉，死无对证。”
我下意识地把桌上的合同拿起来，捏得紧紧的。
“这笔钱到底是怎么批下来的？”儿子问。
“我还想弄清楚的，就是这件事。”程浩说，“一笔三百多万的资金，在当年，不是小数目的。要走正常流程，没有十个八个签字根本批不下来。如果银行的内部记录里没有这笔审批，那说明它走的是特殊通道。这里面可能有事。”
他看了一眼窗外，收回目光：“肖叔，我需要你回忆一件事。当年签合同的时候，有哪些人在场？谁跟你说了什么话？你记得多少说多少。”
我就把当年在病房里发生的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讲到陈国栋的时候，程浩眼睛一亮，拿起笔在一张纸上记了一笔：“陈国栋。他现在在哪儿？”
“我不知道。”我说，“这么多年了，没联系过。”
“那我查一下。”
临走的时候，程浩把我送到门口：“肖叔，你记住三件事。第一，合同原件，任何人来要，你都不要给。第二，不要跟银行方面私下达成任何口头协议。第三，这段时间，家里有什么不正常的动静，随时给我打电话。”
我点了点头，跨上电动车。
回去的路上，我脑子里一直琢磨着程浩的话。
他说“这笔钱可能有事”。
当年那些大人物们心里打的什么算盘，我不清楚。
但有一点我清楚，合同是唯一的凭证，银行要是想吞掉这套房子，也得先跨过我手上的这张纸。
04
回家之后，我想了一宿，决定去找一个人。
杨喜珍，当年我在银行柜台核对那笔钱时，跟我说话的会计。
当时她看了合同，又查了账户，跟我说“款项为工伤赔偿款，已到账，手续齐全”。
我记得她留着短头发，笑起来眼角有褶子，说话不紧不慢的。
她在那家支行干了一辈子，应该知道不少内情。
我打听到她住在城北的一个老小区里，找了半天才找到。按了门铃，过了好一会儿，门才开了一条缝。门缝里露出一张满是皱纹的脸，头发全白了。
“你是？”
“杨大姐，我是肖江河。”我站在门口，微微弯着腰，“你还记得我吗？十六年前，工伤赔偿款那个事。”
她的眼神闪了一下，随即像被火烫了下一样缩了回去。“我不记得了。”她说完就要关门。
我伸手顶住门，声音带着央求：“杨大姐，我不是来找你麻烦的。我这回遇到难处了。银行跟我打官司了，说那笔钱是银行转错了的，让我还六百多万。家里那十一套房子也要被冻住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她的手僵在门把手上，愣了半天，慢慢松了劲。
门开大了些，她侧身让我进去。
屋子很小，收拾得很干净，茶几上摆着一只搪瓷杯。
她给我倒了杯茶，坐在我对面，低着头，两只手绞在一起，半晌没说话。
“杨大姐，”我尽量放低声音，“当年是你帮我核对的，也是你亲口告诉我，这是工伤赔偿款，手续齐了，没问题。你说句话，那笔钱到底是银行转错了，还是真的赔给我的？”
杨喜珍捏着衣角，沉默了好一阵子。“肖师傅，”她的声音很轻，“那笔钱的审批单子，是鲍生平行长签字批的。”
“我知道，合同上有他的签名。”
“他签的时候，有没有人逼他，我不清楚。但我知道，这批单子走的是特殊通道，没有走正常的贷款审批流程，也没有上支行的会。我当时就觉得蹊跷，多看了几眼，留了个心眼。”她说着，站起来，走到里边屋，打开一个旧柜子，在最底层翻了一阵子，拿出一个旧信封，递给我。
“这是当时付款审批单的复印件。”她说，“原件已经被清理销毁了。我留了这一张，想着万一哪天要用，不至于没凭没据。”
我打开信封，看到一张已经泛黄的纸，上面是打印的表格，填着日期、金额，中间一栏写着“工伤赔偿款”，最下面一行签着鲍生平的名字，旁边有一行批示：“按合同执行。”
我的眼睛一下子热了。
“杨大姐，你愿意做证人吗？”我问。
她的脸色变了一下，犹豫了很久：“你让我想想。”
我也不能逼她。
我把那张复印件拍了照，把原件还给她。
临走的时候，她又叫住我，声音压得低低的：“肖师傅，你注意着点。当年那件事，背后不简单。我能跟你说句实话，那笔钱不是银行的钱，是账外资金。”
我愣住了：“账外资金？”
“就是没走银行账目的钱。”她摇了摇头，“具体怎么回事，我说不清楚。话就到这里了，你赶紧回去吧。”
她把我推出门，喀的一声锁死了。
我骑在电动车上，脑子里乱成一片。账外资金，什么意思？就这档子事，是真的复杂。
我骑车拐出小区大门的时候，看到马路边停着一辆黑色轿车，车窗摇着一条缝，里面有人坐着。
我心头一凛，故意往另一条路拐了一下，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那辆黑车没有跟上来。
但我知道，我这趟出门，被人盯上了。
05
那辆黑色轿车没有跟太长。
但我心里那根弦，从那天起就一直绷着。
王桂香也明显地紧张起来。
那几天，我把它用油布裹起来，塞在衣柜最里面。
每天夜里，我都会拿出来，就着台灯看一遍，再塞回去。
第三天的下午，程浩打来电话：“肖叔，我查到一件事。”
“你说。”
“16年前，陈国栋在支行当信贷科科长。第二年，他就被提拔到省行，后来调任分行副行长。现在，他在总部当副行长。我查过了，他从那笔钱过账之后的第二年就开始升迁，这中间有没有关联，我不做判断，但有一点你可以注意到，当年经手这件事的几个人，后来都离开了原来那个支行。”
我握着手机，心里一点点地往下沉。
“还有一件事。”程浩说，“我查到一笔内部记录。那笔钱，当年从一个叫‘XX支行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的账目里划出来的。这个账户早就被注销了。从资金流水上看，这个账户在注销前，只发生过这一笔交易。”
一笔只发生过一笔交易的专项资金账户，专门用来给我付工伤赔偿款？
这在逻辑上说不通。
除非，这笔钱本身，就不是什么“专项资金”。
它只是通过这个账户，伪装成了一个正规的名目。
杨喜珍说的“账外资金”，可能就是指这个。
“程律师，那鲍生平呢？他是当年的行长，一切经他的手签的字。他当年到底为什么批准这么大一笔钱？是陈国栋让他批的，还是他有自己的考虑？”我问。
“这个就得问鲍生平了，”程浩说，“但是我查了一下，鲍生平退休之后，一直住在你们县城。他住的那个小区，离你家没多远路。”
我心里一震。十六年了，我居然不知道当年的行长，就住在我隔壁。
当天下午，我在那片老小区里转了好几圈，最后在一栋筒子楼的二楼门口，看到了门牌上印着一个“鲍”字。我犹豫了一下，抬手敲门。
没有动静。
又敲了几下，里面传来脚步声，门开了。
门后站着一个七十来岁的老人，头发花白，背微微驼着，穿着一件旧棉袄，脚上是一双老式拖鞋。
那双眼睛隔着老花镜看了我一眼，手里的动作忽然停了。
他没有说话，就那么看着我，看了很久，仿佛早就在等我。
“你来了。”
“你认识我？”
“十六年了。”他缓缓地说，“我以为你不会来找我。”
他侧过身，让我进去。
屋子里很简陋，陈设都是旧的，连电视机都是老式的大头机。
他招呼我坐下，给我倒水的时候，手一直在抖。
他坐在我对面，像一个被掏空了精气的老人：“你来找我，是信用社的事吧。我就知道，迟早有这么一天。瞒不住了。”
我直接问他：“鲍行长，那笔钱到底是谁的？”
他沉默了很久，像是在做很大的挣扎。最后他抬起头，声音沙哑：“肖师傅，那笔钱，本来就是银行的钱。但它是不能见光的钱。”
“什么意思？”
他闭上眼，长长地出一口气：“当年，陈国栋虽然是信贷科科长，但他管着一本账外的私账，是支行从几笔贷款项目里截留的钱，挂在‘专项资金’的名下，不入正规账。这本账，我作为行长，是有责任的。我当时没有管住，默许了他。
那笔钱越滚越大，到了那年，已经有三百万了。
陈国栋说，必须找到一个办法，把钱洗白。
正好你工伤，他就提议，把这笔钱通过‘工伤赔偿’的名义，打到你的名下，然后由你出面，去买房子，控制资产。
你不用知道房子在哪，不用过问。等到风头过了，他们把房子一转手，钱就干干净净地回来了。
他们在病房里跟你签合同，逼着你签字。我不愿意签。可陈国栋说，这笔账要是爆了，我头顶的乌纱帽也保不住。他逼我签了那两个字。”
他一口气说完这些，像卸下了一块石头，靠在椅背上，神色灰败。
“那你们后来为什么没有来要房子？”我死死压着声音里的颤抖。
“陈国栋当时以为，你一个工人，手里揣着三百多万，肯定会被警察找上门。结果你没有。你闷声不响地买了房子，不声张，也不挥霍。过了几年，这笔钱在账外挂得太久了，没有走账的凭据了，想要回来，就难了。再加上后来机构改革，人事变动，这事就搁下了。
陈国栋当时没有动，是因为时机不对。他怕真把这事捅开，反而把自己当年挪钱的事暴露了。”
我想了想，忽然全身发冷：“那这次，为什么突然来要了？”
“这次据说是总行审计，发现支行有一个旧账户注销之前有一笔大额流出，要求核查。陈国栋怕了，才想出这个法子，把‘错转’的帽子扣在银行头上，让你们把钱退回来。房子还是他的，钱也是他的。他的算盘，打得太精了。”
我听完，坐在那里，一句话也没有说。
窗外天已经黑透了。屋里没有开灯，鲍生平的影子在暮色里缩成小小一团。他抬起头，声音沙哑：“肖师傅，我对不起你。”
我没回答他。
我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停下。“鲍行长，你敢不敢把刚才说的话，写下来？”
他低下头，肩膀抖了一下。过了很久，他开口说：“你给我两天时间。”
我推开门，走进了夜色里。身后那扇门轻轻合上，咔嗒一声。我站在楼道里，掏出手机，给程浩发了一条语音：“程律师，我找到当年的行长了。”
06
两天之后，鲍生平打来电话，声音比之前平稳了很多：“肖师傅，你来一趟吧。”
我骑上电动车，赶到他家里。
他穿着一件干净的白色旧衬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桌上放着一个牛皮纸信封。
他指了指信封：“我写好了。你拿去吧。”
我打开看了一眼，三页纸，密密麻麻的钢笔字，写得很工整。
他从头到尾，把自己当年参与签字的过程、陈国栋操纵资金的事，都写了下来。
最后一页，他签上了名字，按了手印。
“肖师傅，”他的声音带着一丝解脱，“这是我欠你的。十六年前，我该跟你说一句实话，但我没有。”我看着他布满老人斑的脸和微微佝偻的肩，心里不知道怎么接话。
我收了信封，说了一声：“谢谢鲍行长，我没有别的要求。”他点了点头，没有送我。
第五天，法院通知到庭。
开庭那天早上，天阴沉沉的，气压很低。
我穿了一件干净的灰夹克，把那份合同和鲍生平的证词放在一个深色的文件袋里。
王桂香非要跟着去，我拗不过她，让她坐在旁听席上。
儿子和程浩早就到了法院门口。
程浩看了一眼我手里的文件袋：“都带齐了？”
“齐了。”
程浩点了点头：“肖叔，今天开庭，大概率不会直接宣判。你的合同是原件，银行那边如果否认其真实性，法官会安排鉴定，中间要隔一段时间。他们肯定准备了应对的手段，我们要把手里有利的证据都亮出来，先声夺人。”
法庭不大，旁听席上稀稀落落坐了几个人。
对面席位坐了四个人，蒋雨欣坐在最中间，旁边两个男律师面前堆着厚厚的卷宗。
她的状态看起来不太好，眼睛下面有淡淡的青色，像熬了夜。
审判长宣布开庭，核对完双方身份，读完了起诉状。
蒋雨欣陈述完毕后，把一叠打印材料递给法官：“审判长，这是我方提交的关于转账金额、账户流水、资金流向的证据材料。被告于某年某月某日收到款项三百二十七万，这笔资金转入被告个人账户后，当日即被转出用于购买房产。经核实，银行内部并无该笔转账的合规审批记录。因此，被告取得该笔资金缺乏合法依据，构成不当得利。”
审判长接过材料，翻了翻，看向我这边：“被告方，请陈述你们的答辩意见。”
程浩站起来，不慌不忙地打开文件袋：“审判长，我方向法庭提交三份证据。”
他先把合同原件递上去：“第一份证据，是一份《一次性工伤赔偿协议》。协议签订日期为十六年前，甲方为银行，乙方为肖江河。协议中明确约定：银行与机械厂联合向肖江河支付一次性工伤赔偿款三百二十七万元，款项已结清，双方不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协议上盖有银行公章，有原行长鲍生平的亲笔签字。”
蒋雨欣的视线落在那份合同上，神色微微一滞。
程浩继续说：“第二份证据，是原支行行长鲍生平的书面证词，详细说明了当年这笔资金的来源和审批过程。”他把信封递上去，“第三份证据，是当时经办会计保留的付款审批单复印件，上面有鲍生平亲笔批示‘按合同执行’。”
审判长翻看材料，扶了扶眼镜，看向银行方面：“原告方，你们对被告提交的这份合同有何意见？”
蒋雨欣对面的男律师站起来，声音很响亮：“审判长，我方认为，该合同不具备合法性。第一，该合同是由当时的行长个人越权签订，未经过支行集体决策程序，违反银行内部管理规定。第二，那笔资金并未在银行当年正式账目中登记，属于账外操作，不能成为合法依据。”
程浩立刻接话：“审判长，原告说合同是行长个人越权签订。但我想请法庭注意，该合同加盖了银行公章，不是个人私章；经办人、审核人、批准人三个栏位都有签名和批示。并且，合同签订时，肖江河先生作为普通工人，没有能力识别银行内部审批程序是否合规。他基于银行公章和行长签字的信赖，接受了这笔赔偿，没有任何过错。”
法庭里安静了一会儿。审判长翻了翻材料，目光看向蒋雨欣：“原告方，对合同上银行公章的真实性，你们是否申请鉴定？”
蒋雨欣沉默了几秒。她手指在桌沿上敲了一下，才开口：“……我方申请对该合同上银行公章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
“准许。休庭后，双方配合做好鉴定材料交接。具体开庭时间，另行通知。”
法槌敲下。
走出法庭时，王桂香站在走廊里等我，手里攥着一个保温杯，脸色有点白。“怎么样？”她低声问。
“打的还行。”我说，“专业的事情，交给程律师判断吧。”
回去的车上，程浩坐在副驾驶，沉默了很久，才说：“肖叔，你注意到了没有，蒋雨欣今天没有就鲍生平证词发表太多意见。”
“她今天的表现，跟我之前接触到的她不太一样。”程浩说，“她好像有点走神。”
我没有说话，心里却翻腾起来。
也许蒋雨欣，并不是铁板一块。
资料上写着，她今年三十二岁，进银行工作八年，打这种案子是第一次。
也许，她发现了什么不对的地方。
07
休庭第四天的那天傍晚，我站在院子里。
忽然，院门被人从外面推开了。
门外站着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穿着深色夹克，一脸和气的笑容。
“肖师傅吧？我是陈行长的秘书。陈行长想请你吃顿便饭，就在县里，你看方不方便？”
我攥紧了手里的水管：“哪个陈行长？”
“陈国栋。”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陈国栋，他终于出面了。我平静了一下：“吃饭就不必了。他有什么话，你转告吧。”
那男人笑了笑：“肖师傅，陈行长说，有些事是可以谈的。你手上有合同，银行那边呢，也怕麻烦。你要是不打这个官司了，把合同还给银行，房本交出来，陈行长可以给你补二十万辛苦费。这是很大一块人情，你考虑一下。”
“二十万？”我缓缓地看着他，“让我那十一套房子白白交出去？”
“肖师傅，”男人压低了声音，“房子本来就是银行的，你不过是代持了十六年，还白拿了这么多年租金。这笔账怎么算，你也亏不了。这二十万，你拿得安心。”
我沉默了几分钟。
水管里的水哗哗地浇在地面上，在地上流了一摊。
我关掉水阀，直起身子，抹了一把脸上的水珠：“你回去跟陈行长说，我不谈。他要有本事，让法院来判。我手里的合同，他说是假的，那就让国家鉴定机构去验。”
那男人的笑脸渐渐收起来了，眯起眼睛看着我：“肖师傅，你可想清楚。这官司打下去，对你没什么好处。”
“我一个退休工人，有什么可害怕的。”我说，“你们银行有公章，我有合同，这官司打到天边，我也是站在有道理的这一边。你说对吧？”
他没有再接话。深深看了我一眼，转身上了停在门口的那辆黑色轿车。车子发动，走了。
晚上，王桂香问我：“那人来干什么？”
“没事。”我说，“一个无关紧要的人。”
第二天，杨喜珍打来电话。她声音有点急：“肖师傅，那张复印件……他们要来问了。刚才行里有人打电话给我，问我有没有留什么材料。”
我心里一紧：“你跟他们说了？”
“没有，我没承认。”她犹豫了一下，“但是肖师傅，我害怕。”
我握着电话，沉默了一会儿：“杨大姐，他们要是找你做工作，你实在顶不住，就让他们来法院找我。你愿意把复印件交给法院吗？”
电话那头静了很久。最后她说：“我愿意。”
再次开庭那天的上午，我记得很清楚。
审判长宣布开庭后，双方早已落座。
蒋雨欣旁边坐着一个陌生的律师，还有一个头发梳得油亮的男人，坐在旁听席第一排。
我认出来了，是陈国栋。
他穿了一件深蓝色西装，翘着二郎腿，脸上带着志在必得的平静。
法庭调查开始。
蒋雨欣站起来，语气比上次硬了很多：“审判长，我方补充提交一份证据。经鉴定机构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证实被告提交的合同上银行印章，经工商登记备案比对，为真实公章。但该印章的使用，未经行内用印流程审批，因此我方不认可该合同的效力。而且，公章是真实的，并不代表合同真实有效。”
程浩不慌不忙地站起来：“审判长，针对原告方的质证意见，我方请证人出庭作证。”
法庭那扇门推开了，杨喜珍穿着一件深色外套，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走了进来。
她走到证人席上站定，法官核对了她的身份，她举起右手，宣誓自己所说属实。
“杨喜珍女士，请问你在银行工作了多少年？”
“二十八年。”
“十六年前，你是否经手过一笔转入肖江河账户的款项？”
杨喜珍深吸了一口气，声音微微发颤：“经手过。当时那笔钱是行长特批的，付款审批单上写着‘工伤赔偿款’，有行长鲍生平的签字。按照流程，我核对过单据，确认无误之后才放的款。”
“请你向法庭出示你保留的材料。”
杨喜珍从口袋里拿出那个旧信封，抖着手递了上去。
信封里是一张泛黄的复印件，放在法庭的投影仪下，屏幕上清晰地显现出那几行字。
日期、金额、款项用途，还有右下角鲍生平那潦草的签名和批示：按合同执行。
法庭里安静了好一会儿。
蒋雨欣看着那张复印件，嘴唇微微张开，没有说话。陈国栋在旁听席上，笑容已经完全消失了。他的背僵直地靠在椅背上。
“审判长，”杨喜珍的声音忽然提高了几分，“我想跟法庭说一句话。这笔钱当时的付款手续合规，没有任何转错账的迹象。我工作了大半辈子，从来没有见过银行转错账，还会主动通知别人。这笔账，不会是转错了的。”
她的话音落了。法庭里更静了。
就在审判长正要开口的时候，法庭的门再次被推开了。
一个老人拄着拐杖，穿着一件旧蓝布中山装，站在门口。
他的脸很平静，像是走了很长很长的路，终于走到了目的地。
“我有话要说。”
鲍生平站在证人席上，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颤巍巍地递了上去：“这是我自己写的材料，从头到尾，这些年的事。我现在当着法庭的面，把它交出来。”
陈国栋在旁听席上，脸色刷地白了。他的目光和鲍生平对上了。鲍生平看了他一眼，没有躲。
窗外响起一声闷雷，阴云压得低低的，天要变了。法槌敲了三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