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上海，谁是“扬州八怪”的关键推手

正在上海海派艺术馆展出的“八怪回响——从扬州八怪到海派艺术”，是扬州珍藏的扬州八怪书画首次大规模亮相上海。在近日海派艺术馆举办的“八怪回响”研讨会上，艺术史论学者汤哲明认为，扬州绘画对上海的影响并非单线直传。扬州在晚清衰落后，除了金石画风，扬州八怪的传统一方面通过嘉兴的周存伯（周闲）和杭州的张孟皋影响至上海，此外，高邕之是当时收藏石涛与八大山人作品的第一人，也是在上海推广扬州八怪大写意风格的重要推手。

一、扬州与上海在江南经济版图中的位置变化

宋元以后，整个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基本都集中到了江南。从杭州到南京，从苏州到扬州再到上海，江南的城市是次第兴起的。

南北朝与隋唐时代，大运河刚开通，扬州几乎就代表了整个江南，当时其体量很大。南宋以后，江南的中心在杭州。到了元明以后，苏州脱颖而出，成为经济体量最大的地方。

苏州的核心地位笼罩的是整个吴地。作为中心，苏州向西向北由苏锡常一直辐射到镇江、丹阳；向东囊括松江，也就是后来的上海一带，当时叫苏松道；向西南则笼罩湖州、嘉兴。有学者认为，从明中期开始，天下财赋七成出于这个区域，这个说法可能夸张了，但这片区域在明清两代成为国家财赋的支柱，是没有问题的。

清代徐扬 《姑苏繁华图卷》局部 辽宁省博物馆藏

苏州跟此前发展起来的南京、杭州这些都城最大的不同，在于发展的是市场经济。明朝苏州的人口不过五六十万，远不如北宋汴梁的一百三十万人，但苏州的经济体量却碾压汴梁、杭州与南京。汴梁、杭州、南京本质上都是都城经济——比如汴梁供养过几十万禁军、而南京独有的与科举绑定的官方出版业……这些是其他城市比不了的。而苏州及其辐射圈发展出来的市场经济，却已经被研究者公认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形成了市场。苏州发展出了成熟的丝绸加工业、早期的金融业与带动整个江南产业的市场分工、分销体系，这是跟过去的都城经济完全不同的经济模式。

二、扬州绘画的兴起与构成

扬州的崛起，是另一种模式。

扬州在清中期的陡然崛起，既靠行政，也靠传统的优势漕运。靠行政，是指乾隆年间扬州获得了盐业经营牌照，引发大批徽商涌入。盐业长期是官家垄断的，一旦拿到牌照就是躺赚。因而盐商生活奢华，大量建造楼堂馆所，这就带动了绘画与装饰行业。外来画家快速涌入，扬州画派便应运而生。

扬州画派细分起来，其实是两个文人圈加一批外来职业画家构成的。一个是金冬心及其友朋弟子，一个是郑板桥、李方膺这批官员文人，此外再加上以华新罗为首的职业画家。华嵒虽然没算进通常的"八怪"名单，但他非常重要，他的人物画在清中晚期就风靡了整个江南。

正在安徽美术馆展出的金农画作

正在上海海派艺术馆展出的扬州八怪李鱓《五松图轴》局部

扬州花卉画的特点，过去谈得比较多的是文人画水墨大写意，有一点却讲得比较少——扬州花卉画家把明清江南花卉的三位大家，白阳、青藤和恽南田的风格融合到了一起，形成了一种新风尚。金冬心、郑板桥、李复堂主要画水墨，而李方膺、李鱓，还有后来的吴让之，主要画彩墨写意，其实就是融合了常州恽南田的色彩。这种风格对后来海派花鸟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奠基作用。

扬州的繁荣与败落，都是陡然发生的。道光年间盐业经营被废止，1855年黄河改道又毁了漕运，再加上太平天国战乱，扬州靠近清军的江北大营，受到了重创。漕运变海运，战乱引发迁移，扬州衰落了，客观上这也助力了上海的兴起。

直接来上海的扬州画家有虚谷，还有兴化的莲溪（释真然），晚一点有倪田——他本来是学扬州"十小"里王素的（华新罗风格）人物画，到上海以后就改画任熊、任伯年了。但直接来沪的扬州画家其实不算多。

汪涤在“八怪回响”研讨会上提出扬州画风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杭州、嘉兴中转来上海的，非常准确。他主要聚焦的是金石画风，这里我还要补充两个被忽视的重要画家——嘉兴的周存伯（周闲）和杭州的张孟皋。这两个人对海派彩墨写意花卉画风的形成，起到了关键的奠基作用。

张孟皋画作

吴昌硕临张孟皋画作

张孟皋是北方人，他是做官的，晚年住在杭州，画的就是扬州传统。吴昌硕临摹了大量张孟皋的画，一直在题跋里说明。除了吴昌硕，周存伯、赵之谦包括任伯年，也都学过张孟皋。周存伯的朋友张鸣珂在《寒松阁谈艺录》里也说，他的画是将陈白阳、李复堂融于一手，这是非常准确的，但他没提周存伯也学了南田的色彩。周存伯的这种画风对上海花卉画的影响非常大——吴昌硕就学过他不少，蒲华干脆就是他的学生兼同乡，从小跟他学画。

周存伯《依样》

吴昌硕《依样》

杭州、嘉兴画家大量涌入上海，跟太平天国攻击杭州也有关系。1860年代初，杭州、嘉兴人大量往上海跑，杭州不少画家消失了，戴熙自杀，吴昌硕也是躲过死人堆，先跑到苏州去了。

扬州传统进入上海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关键人物是高邕之，他是早期海派的领袖级人物，也是当时收藏石涛与八大的第一人，是推广扬州大写意风格的重要推手。

任伯年人物画

任伯年初到上海时，给谁画肖像，差不多就可视为是当时的画坛领袖。任伯年画过周存伯、胡公寿、张子祥和高邕之。高邕之父兄都是做官的，社会地位高，他自己也做过县丞，后来吴昌硕结识任伯年也是高邕介绍的。任伯年刚到上海时人物画学的是任熊的勾勒法，后来看了很多高邕收藏的八大山人、石涛的画，可能是听取了高邕的建议，变勾为写，改学八大山人的线条。可以说高邕对任伯年影响极大。任伯年给高邕画的肖像叫《横云山民行乞图》，当时有点功名的人卖画为生，都会自嘲为“行乞”。

任伯年给高邕画的肖像《横云山民行乞图》

高邕之、周存伯，包括直接来沪的虚谷——都成了把扬州传统带进上海的关键先生。他们直接影响了蒲华、任伯年和吴昌硕。早期海派公认的四大家里，除了任伯年受扬州传统的影响相对间接，其他三人主要都画扬州的写意传统。

虚谷画作

海派艺术馆展出的蒲华竹石图

扬州绘画对上海的影响主要有三种风格：一是水墨梅兰竹菊，从蒲华到吴昌硕再到潘天寿、刘海粟、朱屺瞻，都深受影响；二是融合白阳、青藤、南田三家的设色花卉，加上吴让之的花卉，这对海派花鸟画坛影响极大，影响只在水墨写意花卉之上，至少绝不逊色；三是华新罗的人物画，到清中期以后风靡江南，催生了改琦和费丹旭。改琦、费丹旭是海派人物画的开山祖，海上大量人物画家都从这两家起步。任伯年到上海看到流行这种画风，也开始学费丹旭，还起了个号叫"晓楼"——费丹旭号晓楼。到了民国，张大千、徐悲鸿、冯超然等等很多人还在学改琦和费丹旭。费与改的画风，还通过月份牌与连环画进入了商业绘画的领域，深刻地影响了普通上海市民的精神生活。过去谈海派人物画很重视三任师法的陈老莲，师承华新罗的费改的影响，比之陈老莲，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三、扬州传统进入上海对海派绘画的意义

上海的绘画原本就是吴门派、苏松派、云间派的延伸。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之前，上海绘画就从属于吴门、苏松、云间这几派。

大乱之后，杭嘉地区的画家带来了浙江两大传统：一是陈老莲师法唐宋的人物画，二是寄居杭嘉地区的扬州写意花卉传统。继承陈老莲传统的是"海上三任"；继承扬州传统的，除了虚谷，还有蒲华、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他们在师承扬州金石大写意之外，又极大吸收了周存伯、张孟皋源于扬州传统的花卉画新风。再加上改琦、费丹旭继承的华新罗人物画风，这些传统与上海本土的吴派传统融合到了一起。

上海本来就是吴地绘画传统的一部分，因为特殊的历史机遇，融合了浙江的力量。而浙江入沪的传统里，既包括了本土的陈老莲传统，也包括了辗转而来的扬州传统。全球化巨变让上海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迅速崛起，鲸吞了整个江南文化的精华，融汇中西，开创了中国书画发展的全新局面。

此前的江南，无论苏州、扬州还是上海，经济上都是国内的内循环。上海的崛起，本质是因为欧洲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扩张，把中国纳入了全球化版图。这虽然屈辱，但却把中国推向了现代化。短短七八十年，上海从滨海小县城成长为"远东第一大都市"。

在这个过程中，加上太平天国的挤压，上海吸纳了整个江南的精华，形成了儿子吞老子、小老弟吞老大哥的奇特局面。别说扬州，苏州、常州、湖州、嘉兴、杭州的艺术精英统统被上海吸纳，这些外来的风格在上海交融消化，最终形成了二十世纪上半叶海派绘画辉煌繁荣的局面。当时上海画家的数量占到了全国半数以上，海派主流形成后，又开枝散叶，深刻影响了中国北方和内地画坛。

从吴门画派的文徵明、唐伯虎开始，画家居住在城市越来越成为主流，这是中国书画史上意义重大的变化。城市的要义是商品经济——从明朝中期开始，中国书画的商品化正式开始了。沈周是吴门画派初代领袖，他是传统隐逸文人，厌恶进城，靠苏州乡下的田产过活。但从文徵明、唐伯虎开始，画家成了城里人，再发展到扬州画派诸家，他们面对的，就都是商品经济。而明中期发端的艺术商品化，最终在上海形成了最壮阔的高潮。

书画有买卖，画廊就应运而生。从晚清到民国，上海的朵云轩、荣宝斋、九华堂等兼营书画的商号因而层出不穷。

我最近一直在看这方面的资料。在公众化画廊出现前，官员幕府里卖画是一种很重要的方式。1840年前，上海有过苏松太兵备道李廷敬组织的平远山房雅集。后来张鸣珂在《寒松阁谈艺琐录》里详细记录了书画家在吴地官员幕府里举办雅集卖画的情形——先为官员画画，官员付润金，再请长辈书画家订出润格，邀请官场朋友观看捧场，这就是圈子文化。但商品化就是这样从小圈子慢慢扩大，走向公众化。

1839年，常熟布衣画家蒋宝龄来到上海，组织了小蓬莱阁雅集，参与的名家不少。这是由画家主导邀请收藏家，不再依附官员人脉，是个重要的转折。1862年，钱慧安、吴大澂等二十四个画家在上海城西关帝庙（今大镜阁）举办了规模更大的萍花雅集。辛亥革命前几年，豫园书画善会成立，创立了慈善与鬻画相辅相成的机制。一年后的1909年，纯粹商业经营的朵云轩出现了。

海派崛起依托的是平民化市场经济。此前托庇于官员幕府卖画，虽然一直延续到民国，但这终究是在向纯粹市场化、公众化过渡。市场经济和与之伴生的文艺平民化，是不可逆转的潮流——这也是苏州、扬州、上海和海派绘画崛起的过程及其意义所在。

来源：汤哲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