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云社是市场经济时代产物，孙玉良：希望郭德纲莫忘侯宝林的嘱托

文｜孙玉良

对于郭德纲，我是很佩服的。并非佩服他是一位多么了不得的“艺术大师”，而是佩服他是一位相声界的成功企业家。德云社的成功，是市场经济在文化领域的一次精准投射。从1995年北京茶馆里挣扎求存的小社团，到如今年商演收入突破15亿元、海外巡演一票难求的文化帝国，德云社的崛起轨迹与改革开放后文化市场的逐步放开几乎同步。郭德纲段子适应的是“下里巴人市场”，在这个“市场”里，他纵横捭阖，拿出了几乎所有能拿出的“活”，供给“下里巴人”最旺盛的需求。

有人说郭德纲很“三俗”，但不要忘记，追求低级趣味，本就是人性中不可回避的一面。郭德纲为了“市场”，将这种人性需求与特定时代的社会心理精准对接，通过相声这种艺术形式表演出来，满足了这部分人的低俗需求，这和澡堂子里带荤味的“二人转”表演没什么两样。郭德纲相声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把核心卖点定位为“讽刺”。通过编造的搞笑段子讽刺同行、讽刺体制内院团、讽刺社会怪现状。这对于那些在现实生活中感到“憋屈”的普通人而言，听到台上有人用嬉笑怒骂的方式说出自己不敢说的话，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心理释放。这种“替观众出气”的代入感，构成了德云社最坚实的情感护城河。郭德纲“体制外叛逆者”的人设，以及对“同行之间赤裸裸的仇恨”的反复渲染，精准地击中了大众对于“权威”和“体制”的复杂情绪。

德云社的崛起，本质上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在传统相声逐渐脱离大众、走向晚会化和教育化的年代，郭德纲反其道而行之，他把相声从体制内剧场拉回小茶馆，用伦理哏、荤段子和密集的现挂砸挂重新把观众拉了回来。郭德纲在“相声商业”而不是“相声事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德云社不仅垄断了国内一二线城市的商演市场，还频繁出海巡演，其商业版图更延伸至餐饮、服装、综艺、影视等多个领域。市场用真金白银投了票，无论批评者如何定义郭德纲“低俗”，但观众愿意为“通俗”买单。

郭德纲本人也曾竭力分辨：“我们要承认我们是俗，但我们是通俗，不是庸俗。”。然而，这道边界在他的创作实践中常常模糊，从“于谦一家人对德云社做出的巨大贡献”，到郭德纲小丑式的表演济公活佛与篡改红歌，德云社的“俗”屡次从“通俗”滑向了“庸俗”甚至“恶俗”，最终被观众举报接受调查。与郭德纲相比，姜昆等体制内演员并非不会说那些“低俗”内容，而是作为体制内主流艺术的代表，他们的创作受到政治纪律和意识形态的刚性约束。主流相声必须“三观端正”，必须寓教于乐，必须传递正能量，这是体制赋予的使命，也是不可逾越的红线。然而，这种“政治正确”的主流相声，在市场化竞争中逐渐失去对普通观众的吸引力。我们观察到的是：德云社的商演场场爆满，而曲协的演出“不让观众录像，网上也几乎找不到相关视频”。市场用脚投票的结果，某种程度上宣告了“教育式相声”在娱乐消费时代的式微。

表面上来看，郭德纲与体制内竞争大获全胜，然而，市场的胜利并不意味着艺术的胜利。我从来不认为郭德纲的相声有多高的艺术性，德云社的核心症结，在于将“贫嘴化”当作风格，将“低俗化”视为创新。缺乏专业编剧团队，作品陷入“内部循环”——于氏家族的调侃被反复消费，师徒恩怨成了固定梗库，其作品缺乏持久的艺术生命力。不管是听郭德纲调侃于谦一家人，还是看岳云鹏耍贱卖萌，笑笑就完了。我不相信这些相声能够永远流传，这些相声也没有永久流传的艺术价值。

德云社是市场经济时代的特定产物，它既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也承受着市场逻辑的全部局限。当“流量变现”压倒“艺术追求”，当“逗笑观众”成为唯一标准，相声这门传统艺术是面临着被彻底工具化风险的。我希望郭德纲与他的德云社在满足市场需求的同时，能够守住艺术的底线，而不是放飞自我信口雌黄。就如同开车，不能只顾着飙车的痛快，遇到风险该刹车时要刹车啊。侯宝林大师当年致力于“净化相声舞台，将民间曲艺抬上大雅之堂”，郭德纲作为侯宝林的三代弟子，请记住老人家的嘱托，不要一头扎进钱眼里不可自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