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四个拥有“手搓质感”的人聊在一起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互联网上的能人异士们开始热衷于“手搓”一切。

从硬核大佬手搓芯片、手搓火箭，到年轻人手搓拼豆，乃至打工人深夜凭着残存意志手搓出来的方案。“手搓”这个词，在算法通行的时代自带一种微妙的黑色幽默与浪漫——它意味着不那么精准，意味着可能带有奇奇怪怪的瑕疵，却也意味着某种难以被预制模具替代的、货真价实的人味儿。

其实仔细想想，不仅是代码和工具可以手搓，连我们每个人本身，可能都是造物主打瞌睡时“手搓”出来的产物。

那些曾经让我们感到尴尬、局促甚至格格不入的“异质”，根本不是什么系统出厂的故障，而恰恰是造物主捏塑生命时留下的体温，是残留在泥胎上最独特、也最不可复制的指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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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NESS携手轻奢皮具品牌GROTTO个乐共同呈现「So GROTTO」Vol.12，发起了一场名为“个，自不同”（Difference is a GIFT）的对话，当世界试图将人归类，总有人选择把人生活成一道开放题。那些与众不同的部分，不是缺陷，不是偏离轨道，而是每个人送给自己的、给这个世界的珍贵礼物。

我们邀请陈卓、刘恋、马懿、张骏——四位完全不同的人坐到一起，彼此互换经验与感受。在这个差异巨大的世界中，分歧不断出现，我们不想弥合这种缝隙，而是让它们成为蔓生的枝干，尊重生命的各种形态。当话匣子打开，“不同”慢慢出现，人之所以为人的有趣与温度也浮现出来。

“我好像很早就开始感觉到自己和别人不一样。”

刘恋生在成都，长在成都，却总觉得自己是个“故乡里的外地人”。父母不是成都本地人，家里只说普通话，她到高二才开始努力学习四川话——只为了和同学之间没有距离。小学六年级，她的身高就蹿到接近一米七，在一群一米五、一米六的同学中间格外突兀。十二岁那年独自乘机，机场人员把她当成带领队伍的成年人；而她一张嘴，又因为声线低沉微哑，电话那头常传来一句“刘先生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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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大约是刘恋最早撞上的“模具”——社会对一个女孩该长成什么样、说话什么声调，有着一套心照不宣的标准。她后来告诉自己：“我可以是最乙的艺人，但我要是自我命运里唯一的甲方。”“不要再把他人的需求和社会钢印摆在自我的前头。”

从那个努力缩起自己、擅长说“好”的小女孩，到放弃北大保研、白天做广告创意总监、晚上唱爵士拿下金曲奖的Mr. Miss主唱，她用很多年，才把当年那份“不一样”从负担，活成了礼物。

按理说，做创意、写歌词少不了与语言缠斗，但刘恋与文字的相处方式，却带有某种反差的个性。她看字极慢，读剧本杀会因为看不够快而直接放弃，看书时往往得靠朗读或倍速听读。但她又拥有一双“相机般的眼睛”——能在脑海里把整页文字拍成画面，全靠视觉定位去检索记忆。

正因如此，当她落笔作词或构思创意时，大脑里跳出的似乎都不是抽象的文本概念，而是一个个有镜头感、甚至带着浓烈 Cult片色彩的单幕剧：“我好像都是在脚本设置的语境下，去想象一个人物角色会怎么表达。”

她深爱《圣山》与昆汀式的奇诡美学，偏爱那些奔放肆意、却又带有几分矫邪与娇俏的表达。既然塞不进那个标准乖女孩的模具里，她选择索性做个坐在台下的野生导演，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周遭的荒诞与真实，最后把它们全搬进了自己的剧场里。

而同样是女性创作者，坐在她身旁的词作者马懿，却是一个强烈依赖“文本建筑”的人。与刘恋那种看字发愁、靠视觉成像的方式不同，马懿极其迷恋汉字本身横平竖直的方块感与图像结构。

当年面对保送小语种这条顺理成章的捷径，她硬是给推掉了，死磕着要读中文系。在她眼里，文字是有骨骼、音律与视觉立体的，连给事物命名，都得严苛地兼顾声调的韵律与字形的美感。不过，这种对文字的偏执并没有让她变得刻板，她可以在深夜里捧着晦涩古板的朱熹《周易本义》死磕，看累了，又能掏出几百万字的玄幻网文看上几天给自己“配货”找平衡。

落笔写词时，马懿总会凭着直觉去摸索每一个字词的重音、声韵与情绪密度，像搭积木般建构心底的风暴；刘恋则常常在“感叹号”和“问号”间辗转，怀疑第一直觉，却又极度忠实于这份拉扯。“我非常喜欢坐过山车，我的梦想是把全世界的过山车都坐一遍，收集所有的过山车。”

她们感知世界的视角截然不同，却都在各自的节奏里得到了舒展。

而所谓的“模具”，在她们的生活里仿佛从未真正成立过。从最初起，她们就选择用独属于自己的手感去捏塑日常——清醒地为自己做下一个决定，然后任由这股主动的力道，去撬开后续所有不被定义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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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刘恋与马懿是在视听与文本的剧场里重新拿回了选择权，那么坐在对面的陈卓和张骏，则展现了另外两种不被规则套牢的生存智慧——当一个人脱下了通用的“模具”，该如何具体地与这个高效而沉重的世界见招拆招？

理科生背景的张骏身上带着一种极其清醒的“怕麻烦”。从中山大学计算机系毕业，拿到了美国圣母大学的直博offer，在既定的标准赛道里，他原本手握一张极具性价比的完美图纸。但他偏偏讨厌那些繁文缛节式的“预制流程”。因为“怕麻烦”，他懒得去扮演一个顺从的完美学霸，中途退学跑去讲脱口秀，被朋友和观众戏称为“张本科”，后来又跑去哥大读研。

面对外界推给他的各种教条，他很少选择正面硬刚，而是掏出计算机系的逻辑手术刀，把生活里那些虚张声势的沉重给一刀剖开。在他看来，人如果只是为了安全感去盲目迎合主流的期待，代价往往是丢掉最真实的自己。于是在他嘴里，父权被解构成“炸开后人人受辐射的核弹”——“居里夫人遭受了两种辐射，一种是镭辐射，另一种是父权辐射”；连“松弛”这种人人称道的美德，也在他的段子里露出了“卷”的底色。

张骏不顺从，也从不在虚浮的套路里消耗自己。他干脆把那些繁文缛节的修辞削得只剩荒诞本身，并在其中砸出一个轻松的缺口。

这个缺口，对应着韩炳哲所警示的那个时代：一个当下正沉溺于消除一切异质与阻力的“平滑感”的时代。可里尔克在一个多世纪前写下的那句劝诫——“去爱这些问题本身”，却依然能在今天于我们的心头激起悸动。

我们的生活中似乎充斥着各种形式的神坛、权威与标准答案。我们被推着去索要一个即刻而确切的解法，却渐渐失去了对新鲜、独树一帜表达的渴望。如同当我们翻开语文阅读理解的答案页，在那个一笔带过的“略”字里，感受到一阵遥远的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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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如果生命里所有曲折的旁白与毛刺都被草草“略”过，我们又该拿什么去证明自己曾经真切地活过？

作为巴黎世家御用男模、中央圣马丁摄影专业背景的陈卓，本身就拒绝被“模特”这一个身份定义——他还是摄影师、设计师，视觉创作者。他倾向于将那些被光环包裹的高定秀场，解构成一张大家围坐的“餐桌”。于他，理解世界最通透的方式，往往通向最具体的味蕾与食物。那些被时尚界崇奉的神坛与高雅，被他毫不客气地盘活成了一桌烟火气弥漫的家常菜——

巴黎世家 2023 年的秀场，是一盘火候极旺、辣得让人直呼上头的小炒肉，逼人的灯光与音乐节奏交织，走完全程就像是大汗淋漓后的酣畅；Burberry 2023 年的舞台，则像是一锅在冬天里慢慢咕嘟着的黄焖鸡，在Amy Winehouse 缓慢流淌的声音里，整个空间与时间都跟着慢了下来，变得温热而沉静；而到了三宅一生 2025 春夏的现场，一切又化作了一道清炒娃娃菜，明亮轻快，清爽得能抚平所有的浮躁。

台下，陈卓更像持镜头踱步的旁观者。他习惯把视线放低，去捕捉大众目光边缘的“侧影”——一缕落在墙皮上的阳光，或人群里短暂的失神。对待后者，他会以一种温和的平视与共感，替对方接住那片刻的脱轨。因为他清楚，这些不在既定脚本上的偏离，本就隐秘地发生在每一个具体的生命里。

他们都保有一种在台上对规则举重若轻，在台下面对世界仍能专注凝视的能力。比起被外界的推手裹挟，他们更懂得如何干脆地剔除杂质，将主权重新还给自己的能量与时间。

当欲望被过度制造，日常被屏幕反复割裂，张骏以近乎清癖的姿态守护着边界：“我生活中需要的东西就那么多，20秒之内如果能够完成购物，我会非常满意。”而那段睡前意识渐次沉降的最后五分钟，则成为他等待灵感自由穿过身体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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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迭代在今天走到了一个奇妙的节点：大模型不仅学会了模拟人的偏好、修辞与语感，甚至能捏造出极其逼真的“人味儿”——以一种去 AI 化的隐蔽姿态，精细地完成自我表达。当万物皆可预制的时代呼之欲出，“我们还剩下什么？”便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哲学追问，而是一场逼近眼前的自我确认。

马懿从自身的经验出发，顺手卸下了创作身上那些虚浮的光环。在她看来，这世界上本就没有什么东西是“应该”被写出来的，伟大的作品早已足够多，创作从来不是为了给世界“添砖加瓦”，不过是人臣服于内心的原生好奇，想要去说话、去歌唱的本能。她提及甲骨文里的“文”字，中间的那一点，本就是一颗“文心雕龙”式的心脏。AI 可以吞噬并输出海量的文字，但它永远长不出一颗会流血的心。

面对算法的边界，张骏带着一种理科生式的狡黠与戒备，半开玩笑地防着算法，他和陈卓都认为AI 的本质无非是在“填空”。它没办法凭空捏造出一个全新的维度，固然能在既定的框架里把细节补得天衣无缝，可那个开启探索的初始条件、那个打破局面的第一道问题，依然只能由人来抛出。

刘恋的思考，起源于一次有趣的反向共情。她曾出于好奇去问 AI：“你快乐吗？你在这图啥呢？”当她试着站在 AI 的立场，发现每天无休止地消耗算力、奉献答案，自身却不产生任何真正的感知与获得，这本身就极其荒谬。而 AI 给出的答复，反倒彻底拉开了人与机器的距离：在精神层面它毫无感知，但若翻译成数据的语言，“当我的目标函数被最优地解决时，那是一个最趋向于人类快乐的状态。”

刘恋并不觉得这是人类可以居高临下的理由。她打趣说自己像《三体》里的“降临派”，非常好奇如果有一天 AI 真的诞生了自主意识会是何种景象。AI 并不比人低等，也无关高下，它只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存在。可恰恰是这种截然不同，像一面镜子，把人类最核心的凭据照得无比清晰——那就是体验感。

正如陈丹青所提醒的那样，我们正步入一个被“伪经验”充斥的时代。AI 所谓的“快乐”，是一场被预先设定好的求解——效率达标，逻辑闭环，代码运行便就此交差。但人的生命与愉悦，从来需要直接的、甚至带着狼狈的第一手体验；唯有亲自去试错、冒犯与碰撞，才能在真切的摩擦中丈量出世界的尺度。只有人，才会把心血扔进没有回报的事情里，会在完全不划算的选择里流连忘返。

就如同GROTTO身上那个醒目的方向键，它像是一个永远向旷野开放的坐标。箭头指引着探索的势能，却从不限定唯一的归宿。比起平坦的顺从，它更着迷于去承认每一个具体生命在偏离主干时的重量与自由，包容所有的摇摆、异质与不被驯服。

诗人保罗·策兰在《不来梅演讲》中曾发出过这样的拷问：“难道不存在那些偏离的、迂回的道路吗？”

只要我们依然能不断给生活抛出新的前提，只要胸膛里还跳动着那颗会好奇、会流血的心脏，普通人“个，自不同”的人生，或许，就永远不会被任何规则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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