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1995年的冬天，雪下得比往年都要厚，踩在脚底下发出咯吱咯吱的闷响。我结婚那天，院子里搭着红蓝相间的塑料棚子，几口大铁锅咕嘟咕嘟地炖着猪肉白菜粉条，热气腾腾地往上冒。亲戚邻居们围坐在八仙桌旁，划拳喝酒，热闹非凡。可作为新郎官的我，心里却像揣了一只兔子，七上八下的。
因为我娶的，是我们下河村出了名的“母老虎”，王春梅。在我们这十里八乡，提其他大姑娘，大家想到的都是麻花辫、红花袄、低眉顺眼。提起王春梅，村里人的脑海里只会浮现出一把铁锹。
春梅的爹在她十六岁那年去采石场干活，被炸飞的石头砸断了腿，成了个只能躺在炕上咳嗽的废人。她娘是个软弱没主见的女人，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家里的顶梁柱塌了，原本淳朴的乡邻里，总有几个爱欺负孤儿寡母的无赖。
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1993年的夏天，大旱。村里排队浇地，本来轮到春梅家，可村东头的二流子赵大强仗着自己兄弟多，硬生生把水渠撅了，把水引进了自家地里。春梅她娘坐在地头上哭，春梅当时才二十出头，二话不说，回家抄起一把生了锈的铁锹，光着脚丫子踩在泥地里，拦在赵大强面前。
赵大强一开始还笑嘻嘻地调戏她，结果春梅一铁锹就拍在了他的肩膀上，铲下去了一块皮。她红着眼睛，像头护崽的狼，指着赵大强的鼻子骂，说今天这水要是不流进她家的地里，她就用这把铁锹跟赵大强换命。
从那以后，“母老虎”的名号就死死地扣在了春梅的头上。村里的小伙子见了她都绕道走，生怕哪句话没说对，招来一顿臭骂或者一顿打。
我那时候是个木匠，家里穷得叮当响，我爹老实巴交了一辈子，我娘常年吃药。我性格随了我爹，三棍子打不出一个闷屁。到了二十四岁，还没人给说媳妇。后来，村里的李媒婆看我实在可怜，又看春梅二十三了还没嫁人，就把我俩硬凑在了一起。
春梅答应嫁给我，原因很简单。她跟李媒婆说：“李建国家里穷点没事，但他手艺好，人老实，嫁过去他不敢打老婆，能踏踏实实过日子。”
就这样，在那个飘雪的冬日，我把这只“母老虎”娶回了家。婚礼热闹了一整天，到了晚上九点多，闹洞房的年轻人都散了，屋子里只剩下我和春梅。
新房是用我家的老东屋收拾出来的，墙上贴着新剪的红双喜，炕上铺着大红色的缎子被，地中央生着一个煤球炉子，炉子上面坐着一把烧水壶，正发出嘶嘶的响声。屋子里弥漫着一股劣质烟酒混杂着旱烟的味道，还有点新家具的清漆味。
春梅穿着一件红色的呢子大衣，坐在炕沿上。她长得其实挺好看，只是常年的风吹日晒让她的皮肤有些粗糙，两条眉毛习惯性地微微皱着，透着一股生人勿近的凌厉。
我搓了搓手，在屋子里局促地转了两圈，感觉手脚都没地方放。看她不说话，我更慌了。脑子里全是她拿着铁锹和人拼命的画面。我心想，这要是以后日子过不到一块儿，我这木匠的小身板，估计不够她三铁锹拍的。
为了避免第一天晚上就惹她不痛快，我瞥了一眼屋角那张我从旧货市场淘回来的绿色人造革沙发。那沙发弹簧都有些塌了，但勉强能睡个人。
我咽了口唾沫，走到炕柜前，抱起一床旧棉被，低着头小声说：“那个……春梅，你今天累了一天了，早点歇着。我这人睡觉打呼噜，怕吵着你，我……我去睡沙发。”
说完，我抱着被子就往沙发走。
“李建国，你给我站住。”
她的声音不大，但透着一股子冷硬，吓得我浑身一激灵，脚步硬生生地钉在了原地。
我转过头，勉强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咋……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