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目新闻通讯员 张益游 李慧学
在湖北省档案馆的查阅大厅里,每天都有人捧着身份证而来——有人为找回丢失的工龄,有人为确认一处房产的归属,有人为给牺牲的父亲正名。这些人或许不会想到,手中那卷泛黄的纸,曾沉睡在库房深处,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档案向社会开放,不只是一扇门的打开,更是一段历史与当下的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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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卷五十三记载“何独先人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湖北省档案馆藏 )
档案之于治国,自古便是国之重器。公元前206年,刘邦攻入咸阳,诸将争抢金帛财物,唯有萧何直奔丞相府、御史府,将秦王朝的律令、地图、户籍簿册等悉数收走。《史记・萧相国世家》记下了这一笔:“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正是这批档案,让刘邦掌握了全国山川险要、郡县户口、兵力部署,为楚汉战争的胜利和汉初制度建设奠定了根基。萧何收的不是纸,是治理天下的“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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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江分洪工程布置总图(湖北省档案馆藏)
在湖北,这样的故事同样令人震撼。湖北省档案馆藏有2000余件荆江分洪工程档案,最早一份是1951年的工程布置总图。1952年4月5日,30万军民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集结公安县,仅用75天便建成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比计划提前15天。1954年汛期,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袭来,荆江分洪工程成功开闸分洪,保住了荆江大堤和武汉三镇。这些档案不仅记录了一个水利奇迹,更为此后长江流域的防洪治理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技术参照。2025年6月,荆江分洪档案入选第六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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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帝国主义提出“二十一条”中关于汉冶萍公司的条款部分内容(湖北省档案馆藏)
而馆藏6600卷的汉冶萍公司档案,从1889年到1948年横跨近60年,记录了近代中国钢铁工业从无到有的全部挣扎。少有人知的是,五四运动的导火索——巴黎和会上的“二十一条”,其中两条直接涉及汉冶萍公司。这批档案是研究近代中国经济史、外交史的第一手凭证,2002年便入选首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如果说治国是档案的“大写意”,利民便是它的“工笔画”。秭归县一位流浪老人半生漂泊,无户籍无身份,晚年想回乡进福利院却被卡在“证明我是谁”上。档案馆工作人员翻遍人口普查档案,最终在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底表中,找到了老人出生于1942年1月27日的记录。一纸档案,让漂泊半生的人终于有了“回家”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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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的老人终有身份确认(秭归县档案馆供图)
档案馆查到了1970年那份因公牺牲档案,英雄的名字终于被正式铭记。一位老赤卫队员的后人跨越千里寻根,仅凭模糊的姓名线索,工作人员在1977年湖北省第五届人大代表登记表中找到了董志明的名字,不仅拼合了家族记忆,更成为落实军属待遇的关键凭证。
从萧何收秦图籍到荆江分洪的75天奇迹,从一个流浪老人的身份证明到12年工龄的失而复得,一卷档案能走多远?它能从秦朝的丞相府走到汉朝的朝堂,能从1952年的工地走到今天的防洪决策中,能从库房深处走到一个普通人的退休金卡里,走到全社会的荣誉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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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民查到祖父在湖北当赤卫队员的档案(襄阳市档案馆供图)
档案向社会开放的意义,正在于此——它让沉睡的记录醒来,让历史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在档案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维护自己的权益、接续家族的记忆。治国者以档案为鉴,知兴替、明得失;利民者以档案为凭,定纷争、正名分。档案不说话,但它记得一切;而当它向社会敞开时,那些被记住的,就有了改变现实的力量。
(来源:极目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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