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3年9月9日，上海，汪伪特工头子李士群在一场看似寻常的宴请后突然病倒。几天之内，他从一个手握特务机关的显赫人物，变成了卧床不起的垂死之人。医生说是急性肠胃病，日本方面却不许深查。李士群的妻子叶吉卿很快察觉到，丈夫的死并不简单。
这个结局，早在他一次次改换门庭时，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李士群早年曾参加中国共产党，后来在国民党统治下从事秘密工作。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局势骤变，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李士群于1932年前后被捕，随后选择投降，并进入国民党的特务系统。
这一步，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
在中统内部，李士群始终不是最受信任的人。出身复杂，又有叛变经历，他既想往上爬，又担心被人清算。于是，他开始用更加凶狠的手段证明自己的“价值”。
1933年，上海中统内部发生派系冲突。关于中统上海区负责人马绍武遇害一案，李士群与丁默邨被认为牵涉其中。案件发生后，丁默邨因关系深厚，很快脱身，李士群却被押往南京审讯，遭受严刑拷打。
叶吉卿四处奔走，设法营救，李士群才没有死在狱中。
有意思的是，这场牢狱之灾并没有让他收手，反而让他更加相信一个道理：在乱世里，只有掌握权力，才能保住性命。此后，他不再把忠诚当作立身根本，而是把阵营当成可以随时更换的筹码。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李士群奉命留在南京从事潜伏活动。对国民党而言，这是一次危险的任务；对李士群而言，却成了重新选择出路的机会。当南京沦陷、日军控制华东地区后，他没有继续潜伏，而是转身投靠日本。
他后来曾对身边人说：“跟着重庆，没有出头之日。”
这句话是否确有其事，已经难以完全核实，但他的选择却是事实。李士群很快与丁默邨重新合流，成为汪精卫伪政权的重要特务人物。
1939年，汪伪特工总部在上海建立，办公地点位于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因此被称为“七十六号”。这里既是情报机关，也是绑架、审讯和暗杀的重要场所。李士群凭借熟悉上海地下社会和秘密工作的经验，迅速成为其中的核心人物。
七十六号办案，往往不讲证据，更不讲程序。抗日志士、进步人士、工商界人士，甚至与特务头目发生利益冲突的普通人，都可能被盯上。方液仙、茅丽瑛等人的遇害，便是这一时期上海社会黑暗面的缩影。
李士群的手段很快超过了单纯的政治镇压。他利用特务机关控制商界，插手物资流通，借查缉之名敲诈勒索。谁能给他带来钱，谁就可能暂时平安；谁挡了他的路，谁便可能被扣上“通敌”或“重庆分子”的罪名。
但日本人需要的是一把听话的刀，而不是一名自作主张的合作者。
李士群掌权后，逐渐扩大自己的势力。他在江苏等地经营税收、物资和地方治安，从中牟利。有关他私截日军物资、借机倒卖军需的传闻，也不断传到日本方面。无论具体数额如何，日军已经认定：这个人贪婪、危险，而且越来越难以控制。
汪伪内部同样有人盼着他倒台。周佛海与李士群长期存在权力和利益冲突，双方明争暗斗。日本人看得很清楚，除掉李士群，既能削弱一个不听话的特务头子，也能重新平衡汪伪集团内部的关系。
于是，一场针对李士群的宴请出现了。
日本方面故意释放缓和信号，邀请李士群赴宴。李士群并非没有戒心，据说他到场后吃得很少，对入口的食物格外谨慎。可特务生涯养成的警惕，终究没有挡住暗中的毒手。
关于李士群究竟中了什么毒，后来的说法并不完全一致。有资料称，日军通过细菌性毒物使其发病，也有说法认为是被投放了特殊病菌。能够确认的是，他在宴请后迅速出现严重症状，病情不断恶化，日本方面则竭力把死亡解释成普通疾病。
叶吉卿不接受这个说法。
她要求查明丈夫死因，并试图追问宴请经过。日本人没有给她调查的机会，反而开始施压。为了堵住她的嘴，日本方面抛出了一种极具羞辱性的说法，声称她与李士群的下属有私情，甚至暗示她可能与丈夫之死有关。
“你和丈夫的下属通奸，当然盼着他死。”日方人员曾以类似话语逼迫叶吉卿。
这不是查案，而是栽赃。只要把死因变成夫妻纠纷，李士群与日本人之间的矛盾便可以被掩盖，日军毒杀的嫌疑也能顺势转移。面对威逼，叶吉卿最终被迫接受“病重死亡”的说法，相关疑问也被强行压了下去。
李士群死时，年仅39岁。他曾经在中统、汪伪和日本特务机关之间反复转换身份，以为自己能够借势上位，最终却连自己的死亡都无法作主。对日本人来说，他只是战争机器中的一枚棋子；棋子一旦失去利用价值，便可以被悄悄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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