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少将王诚汉被免去职务后，不久便接到通知：中央要你去军科带班

1985年5月，北京，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召开前夕，成都军区司令员王诚汉正在反复琢磨一个问题：成都、昆明两个军区合并后，新的指挥机关究竟应该设在哪里？

这不是一处办公地点的简单调整。它牵涉西南地区的军事布局、交通通信、后勤保障，也关系到几十年来形成的部队体系。更现实的是，王诚汉本人已经68岁，军区司令员的职务即将被免去，按常理说，这件事已经与他的个人前途没有太大关系。

当时，成都军区机关大院里流传着各种消息。有人说，成都军区要撤销，合并到昆明军区；也有人说，十一大军区将缩减为七个。北教场正在建设的通信情报中心，地基挖了又填，填了又挖，工程反复了三次。

军心不能乱，工作不能停。

王诚汉与政委万海峰一面稳定干部情绪，一面组织人员研究合并后的利弊。他们并没有只从成都军区自身利益出发，而是把问题放到整个西南战区来分析。成都位于西南腹地，交通、通信、仓储设施较为完备，通往云南、西藏的保障线路也经过多年建设。

有意思的是，原定方案中，昆明被认为更接近作战方向，因而一度占据优势。可是，距离前线近，并不等于适合作为大军区机关所在地。指挥机关既要考虑反应速度，也要考虑安全纵深、综合保障和向其他方向机动的条件。

王诚汉后来曾对身边同志说：“看准了的事情，只要对全局有利，就要敢于提出。”

在赴京开会前，他专门征求了洪学智等人的意见。洪学智听完后表示：“有意见就大胆提，不对还可以再改嘛。”这句话让王诚汉下定决心，不能因为自己即将离开岗位，就对重大问题保持沉默。

随后，王诚汉、万海峰召集成都军区有关部门负责人讨论，形成了《关于昆明、成都军区合并后定点问题的几点想法》。这份材料没有纠缠于干部去留，也没有强调成都军区的历史地位，而是从政治、经济、军事地理、交通通信和后勤保障等方面，说明成都更适合作为新的指挥中心。

材料送到了杨尚昆、杨得志、余秋里、张爱萍、洪学智等军队领导同志手中。王诚汉还在会议上当面陈述意见。对他而言，这是一份可能影响个人安排的建议，更是一名老军人对战区建设所承担的责任。

王诚汉不是凭空提出主张的人。早年在中原突围中，他曾任皮旅一团团长。1949年6月，西北战场形势紧张，时任第181师师长的王诚汉奉命率部从太原赶赴咸阳，三天之内完成长途急行军。

6月11日晚至12日凌晨，第181师陆续抵达咸阳。随后，马家军部队逼近，兵力明显占优。王诚汉指挥部队展开防御，从6月12日下午一直坚持到13日深夜，顶住了对方连续冲击，为华北部队进入西北争取了时间。

战后，彭德怀评价：“六十一军咸阳战斗打得好。”这场战斗让王诚汉声名渐起，也塑造了他后来处理问题的习惯：少谈得失，多看全局；少讲空话，多拿事实说话。

1985年5月23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正式作出精简整编决定。结果出人意料，昆明军区并入成都军区，新的军区机关设在成都。原先的方案被调整，王诚汉的建议得到采纳。据有关回忆，仅通信线路和基础设施方面，就避免了重复建设，节省了大笔经费。

方案确定后，王诚汉并没有把事情交给别人了事。他参加精简整编协调工作，推动两个军区平稳完成交接。到1985年8月，协调任务基本完成，他又建议尽快撤销协调机构，避免临时班子长期存在。

处理完成都、昆明两大军区合并问题后，王诚汉原本准备退下来。没想到，新的安排很快到来。

1985年10月，他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检查身体。总政治部总干部部部长李继耐前来探望，并转达了组织意见：“军事科学院的领导班子准备调整，军委和总政想安排你去担任政委。”

王诚汉有些意外。他已经过了几个月离休生活，便回答：“还是安排年轻一些的同志去吧。”李继耐将这一意见上报后，中央没有改变决定。不久，他再次来到医院，直接告知王诚汉：“军委已经决定，选一个老同志到军科带班，还是你去。”

军事科学院不同于野战部队。它承担军事理论、战略研究和军队建设研究，既需要政治领导，也需要丰富的军事实践经验。王诚汉长期担任军事主官，担任政治主官的经历并不多，对科研机构的工作也不熟悉。

但中央看重的，正是他的资历、判断力和全局观。

1985年11月，王诚汉出任军事科学院政委兼党委书记。1988年恢复军衔制度时，他被授予上将军衔，老搭档万海峰也被授予上将军衔。此时的王诚汉，已经从一名战场上的师长，转为军事科研事业的组织者。

他在军事科学院工作五年，推动恢复和发展军事研究，加强对外军事学术交流，使科研机构逐步恢复活力。1990年4月，王诚汉从军科领导岗位退下。同年8月，他在北戴河疗养期间遇到刘华清。刘华清谈到军事科学院的变化，评价道：“老王啊，你对军科院是有大功劳的！”

王诚汉一生多次面对职务调整。真正值得注意的，并不是他担任过什么职位，而是在职位即将结束时，仍愿意为国家建设多承担一份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