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方志敏侄女婿，曾任省军区司令员，叛变后警卫员送来一餐饭，壮烈牺牲

1935年，赣东北磨盘山区，闽浙赣省军区司令员唐在刚已经被敌人围困多日。山里没有炊烟，部队缺粮少弹，战士们靠野菜充饥。就在这时，一名警卫员从山下回来，手里端着一碗饭。

这碗饭看起来普通，却成了唐在刚生命中的最后一顿饭。

唐在刚是四川开江人，早年家境相对宽裕，读过私塾，也进入绥定联合中学求学。新文化运动兴起后，他参加学生罢课，后来考入国立北京工业大学。在北京读书期间，他受到五四运动影响，开始接触进步思想，逐渐确立了民族解放的理想。

这条路并不好走。

参加地下工作后，唐在刚曾被敌人逮捕。狱中，他遭受严刑拷打，还被押到刑场“陪斩”，敌人企图用死亡威胁逼他交代组织情况。唐在刚没有屈服，始终守口如瓶。后来，在党组织帮助下，他与狱友打死狱警，成功集体越狱。

逃出监狱并不意味着脱险。唐在刚前往上海开展工作，身份暴露后又设法脱身。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更加严重，组织将他派往江西，担任赣西特委代理书记，负责吉安、吉水、安福、万安等地的革命工作。

他做群众工作有一股韧劲。

在景德镇期间，唐在刚深入瓷业工人之中，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工人争取提高工资、改善生活。资料记载，他曾多次领导瓷业工人举行罢工，参加者达到数千人。工人运动的发展，也为当地党组织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此后，唐在刚被派往赣东北弋横地区。当时的方志敏正在病中，两人由此并肩共事。唐在刚负责信江特委工作，方志敏任相关组织负责人，他们与邵式平等人一道，推动弋横地区的革命力量不断发展。

那时的斗争，谈不上条件优越。

部队缺枪，群众缺粮，地方武装基础也很薄弱。唐在刚等人依靠群众，建立地方赤卫队和红军独立部队，逐步把分散的革命力量组织起来。随着根据地扩大，赣东北、闽北以及中央苏区之间形成联系，红军的行动开始产生相互策应的效果。

这片根据地后来被称为“方志敏式根据地”，并非只因为方志敏个人的名字，更在于它形成了一套依靠群众、发展武装、建设政权的办法。唐在刚是其中重要的组织者和军事领导者，不能因为方志敏声名更大，就忽略他的作用。

在赣东北工作期间，唐在刚先后担任赣东北省军委书记、赣东北苏维埃军事委员会主席、闽浙赣省军区总指挥等职务，后来又担任红十军政委、闽浙赣省军区司令员。长期并肩作战，使他与方志敏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这种关系后来又延伸到家庭。

在革命斗争中，唐在刚与方志敏的侄女方秋荣结为夫妻。一个是根据地的重要将领，一个是方志敏亲属，但他们的婚姻并没有给唐在刚带来特殊保护。恰恰相反，革命环境越是险恶，身处领导岗位的人越要承担更大的风险。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赣东北的形势也急转直下。方志敏率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皖南行动，唐在刚则奉命留下，负责指挥闽浙赣省军区部队，坚持保卫根据地。

名义上的红三十师有三个团，实际兵力却只有三百多人。敌军从多路发动进攻，兵力和装备都占据压倒性优势。唐在刚亲自指挥湖塘、漆工镇一带的战斗，部队苦战之后被迫突围，转移到横峰葛源和磨盘山区。

更沉重的消息随后传来。

方志敏率领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怀玉山失利，方志敏等人被捕。唐在刚得知情况后，在横峰槎源坞召开会议，将赣东北划分为三个游击区，安排部队转入游击战，同时设法营救被捕人员，并为突围出来的部队补充武器弹药。

遗憾的是，敌人的“搜剿”“驻剿”“堵剿”接连展开。边界地区的群众遭到严酷迫害，游击队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山里不能生火，粮食无法补充，战士们几天吃不到一顿像样的饭。唐在刚的脚趾因潮湿和寒冷溃烂，走路十分困难，却仍然坚持部署游击行动。

有人意志动摇，他对身边同志说：“中央红军一定会打回来，革命一定会胜利，大家要坚持下去。”

这不是安慰，而是一个指挥员在绝境中的判断和要求。

包围圈收紧后，唐在刚身边只剩少量人员，手枪里也只剩三颗子弹。负责下山寻找粮食的警卫员徐志荣，突然端着一碗饭回来。唐在刚很快察觉到异常，警卫员神色慌张，目光不停向四周打量。

他厉声问道：“这饭是从哪里来的？”

徐志荣没有回答，丢下饭碗便向外逃跑，同时大喊：“他就是唐在刚，快抓！”

树林里随即冲出一队敌军。直到此刻，唐在刚才明白，警卫员已经叛变，送饭只是诱骗他暴露位置的手段。敌人逼近，叛徒边跑边喊。唐在刚举枪射击，当场击毙叛徒，又打死一名敌人。

枪里只剩一颗子弹。

面对围上来的敌军，唐在刚高呼“红军万岁”，随后将最后一颗子弹射入自己的胸膛，壮烈牺牲，年仅32岁。那碗被丢在地上的饭，没有成为生路，反而见证了一个革命将领在弹尽粮绝之际作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