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财经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胡慧茵 实习记者陈彦汐 报道
今年是中国和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也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一路走来,双边合作已结出累累硕果。
经贸方面,中国与东盟已连续多年互为最大贸易伙伴,2025年中国和东盟双边货物贸易总额更是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制度合作方面,双方在2025年签署了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将合作从传统贸易拓展至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等新兴领域。
“回顾过去五年,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仅是一个外交框架,它象征着一个非常务实和面向未来的伙伴关系,为民众带来了非常切实的利益,还为地区创造了繁荣。”近日,马来西亚—中国友好协会会长、马来西亚前驻华大使马吉德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说。他认为,当前,中国和东盟合作驱动力已经从经济互补性转向坚定的共同承诺,并最终聚焦于创新。
今年是APEC“中国年”。马吉德盛赞APEC这一合作机制,称APEC已为成员经济体带来了广泛利益,尤其在市场开放、人员培训以及技术交流等方面成果显著。
展望未来,他认为东盟和中国应携手利用这一平台深化合作。他表示:“对中国而言,APEC提供了展示自身成就的区域性舞台,尤其在人工智能、绿色转型技术、智能制造以及与气候变化相关的诸多领域,中国都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这些新兴领域的成果可通过APEC平台向更广泛的市场和消费者群体传播。”
马吉德是马来西亚知名外交官。他曾两度派驻中国,并在1998年至2005年担任马来西亚驻华大使。离任驻华大使后,马吉德积极推动民间外交,重点深耕马中两国人文交流,现担任马来西亚—中国友好协会会长。他的研究领域涵盖中国、马来西亚外交政策和东盟合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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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站在这一节点,你认为过去五年中国—东盟关系最大的变化是什么?这是否意味着双方合作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马吉德:首先,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五周年,确实是中国—东盟关系演变中一个极具战略意义的发展。
自中国和东盟30年前开启对话和伙伴关系以来,这种伙伴关系不断发展,相互信任日益增强,双方经济融合程度加深,合作领域不断扩大。现在双方的合作几乎涵盖了方方面面。因此,我们可以说,回顾过去五年,这种全面伙伴关系不仅仅是一个外交框架。实际上,它象征着一个非常务实和面向未来的伙伴关系。在过去五年,它为民众带来了非常切实的利益,还为地区创造了繁荣。
面对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东盟和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仍在不断发展壮大。目前双方的合作已从纯粹的贸易转向了更全面的领域,包括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比如在疫情期间,东盟国家和中国在公共卫生方面进行了强有力的合作,现在在教育、旅游和人文交流方面也合作密切。这无疑巩固了东盟和中国之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在更宏观的层面,东盟和中国在加强区域凝聚力方面也取得了进展。中国和东盟都支持多边主义,主张开放的区域主义。过去五年,双方作出了更多共同承诺,以确保亚太地区在全球诸多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保持稳定和经济活力。
在此背景下,中国—东盟合作正迈入新阶段。双方合作的驱动力已从经济互补,转向更为坚定的共同承诺,并最终聚焦于创新(尤以中国市场的创新实践为代表)以及对可持续发展的共同追求。当前,互联互通,包括区域联通、基础设施联通,成为更突出的重点,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此提供了坚实平台。我们期待,这一新阶段的合作能够切实转化为本地区的共同繁荣。
21世纪:过去几十年,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持续深化。今年上半年,东盟继续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国与东盟贸易总值4.34万亿元,增长18.2%,占中国外贸总值的17%。你认为中国—东盟合作有哪些长期优势?未来双方可能会有怎样的合作新动能?
马吉德:我认为中国—东盟合作的长期优势是双方的互补性。从结构上看,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全面的工业体系之一,拥有先进的制造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和庞大的消费市场。东盟国家拥有丰富的资源、年轻且充满活力的劳动力。而且,东盟国家和中国在地理上相连,东盟拥有近6亿人口,拥有快速增长的消费市场。东盟国家和中国具有极强的互补性,这构成了双方合作的长期优势目前我已经看到了几个新的合作驱动力。
首先,数字经济将成为新的增长引擎,为企业和制造业开拓发展空间。在此框架下,双方可在电子商务、金融科技、数字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及智慧城市等领域深化合作,而中国在这些方面已展现出强劲的引领作用。中国不仅拥有成熟的技术、完善的解决方案和先进的设备,更表达了积极分享的意愿。我认为,只要双方能够制定出合理的合作框架,就能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
第二个驱动力是绿色发展。这突出体现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发展成就上。如今,中国电动汽车不仅畅销东盟,更远销全球各地。此外,绿色金融与环境保护也是双方合作的重要议题,这些领域共同构成了东盟与中国深化合作的新平台。
第三是创新与人才培养。东盟和中国都高度重视人力资本的开发,深刻认识到缺乏年轻人才和专业技能将难以支撑持续的经济增长——这些正是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核心驱动力。
在微观层面,东盟和中国的合作还体现在联合研究、技术转让和初创企业协作等方面。当前,东盟国家与中国的高校间已开展诸多合作项目,初创企业合作亦被纳入新的合作领域。同时,外界已将职业教育定位为经济发展的关键支撑,现在东盟国家和中国都日益认识到,技能培训是为未来年轻一代赋能的重要动能。
除经济领域外,人文交流对双方合作来说同样重要。过去几年,双方已在人文交流领域打下坚实的合作基础;未来,双方应着力强化文化与旅游领域的合作。中国旅游业当前活力充沛。青年交流方面,马来西亚正积极推进马中及中国—东盟之间的项目合作。学术合作亦在蓬勃兴起,以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为例,该校作为中国在海外设立的第一所分校,已成为双方教育合作的标志性成果。
21世纪:当前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正在经历深刻调整。中东局势、能源供应波动以及全球贸易政策变化,都给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的不确定性。与此同时,东盟凭借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和制造业基础,在全球产业布局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中国则在先进制造、技术创新和完整产业链体系方面具有优势。在这一背景下,你认为中国与东盟应如何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协同,提升区域合作的韧性?
马吉德: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的深刻转型,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也面临调整。此外,全球地缘局势的不确定性、供应链中断、主要国家的贸易政策变化以及气候相关挑战,都促使东盟国家、中国乃至世界各国重新审视并推动供应链和产业链向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东盟与中国通过系列会议展开磋商,以共同应对上述挑战。中国在技术创新、制造能力及完整产业生态方面具备显著优势,而东盟则可提供资源丰富、市场持续扩大且制造业竞争力不断提升的战略性生产基地——这一互补格局,为我们重新构想新兴供应链架构或强化现有供应链体系提供了基本框架。
在中国—东盟推进合作的过程中,有几个优先方向值得关注:第一,加强区域产业整合。双方要充分利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机制框架。东盟与中国可借助这一平台,提升跨境投资与生产网络的有效性。
第二,加大物流互联互通的投入。物流效率直接关乎供应链连通性,双方应进一步完善数字海关系统,并推动智慧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在东盟已有相关投资,跨境基础设施的完善将促进区域内部投资流动及商品和服务的更高效配置,从而整体提升供应链运行效率。
第三,深化新兴领域合作。在半导体、电动汽车、可再生能源、生物技术、先进制造等领域,双方合作空间广阔。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居于领先地位,东盟与中国可在此加强创新协同,共同塑造更具韧性的供应链格局。
在设计上述合作架构时,不应忽视中小企业的关键作用。中小企业是东盟国家与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柱,亟需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与激励机制,帮助其发展数字与技术能力、拓宽融资渠道,并深度参与区域及全球价值链。
与此同时,各行业均需增强韧性,以应对突发事件冲击。东盟与中国都已明确表示支持开放和创新,双方均致力于构建更可持续、更加繁荣的区域经济未来。这些都是双方深化中国—东盟合作伙伴关系过程中亟需落实的重点方向。
21世纪: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进一步拓展了双方合作领域。你认为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将如何推动中国与东盟合作从传统贸易投资,走向更深层次的产业融合?特别是在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等全球经济竞争的新领域,中国与东盟有怎样的合作潜力?
马吉德:我很高兴看到中国—东盟自贸区协定的发展演进。事实上,早在2004年该协议首次启动磋商之际,我本人就参与推动促成了这份协议。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强调合作和信任。中国—东盟自贸区协定最初是双边层面的制度,涵盖的产品也较为基础;而如今的3.0版本,已将诸多新兴发展领域纳入其中。
通过这一升级,我们致力于推动东盟与中国之间的合作迈向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这表明双方伙伴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技术进步而持续演进——尤其受到中国在高科技领域快速发展的驱动。中国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理念,旨在带来更高品质的产品与服务。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是双方未来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将有助于双方合作的升级,提升参与贸易与跨境投资企业的附加值。
在中国和东盟的相关展会上,可以明显看到双方产品的结构性转变。早期的产品较为基础,主要是消费品和家具;而如今,来自中国的电动汽车、新技术和机器人技术,已成为新的合作焦点。
对中国—东盟合作而言,这是一个积极信号,展示了向前迈进的务实而具体的合作形态。在双方领导层已达成框架共识的基础上,企业界可充分利用这一平台,进一步加深和拓宽合作。关键在于,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转化为更具实质意义、更务实的合作类型,从而切实提升中国与东盟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21世纪: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今年11月在广东省深圳市举行。你如何看待中国和东盟在APEC框架下进一步深化合作的前景?亚太自贸区(FTAAP)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核心愿景,未来可能为中国和东盟的合作带来哪些变化?
马吉德:尽管当前全球经济转型持续深化、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依然存在,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重要性和受关注程度依然不减。中国作为本次会议的东道主,也彰显了其在这一多变环境下继续积极推动区域合作的意愿。
中国及各APEC成员经济体均希望继续借助APEC这一平台,让广泛的亚太区域议题得到更充分的关注。众多成员的积极参与,有助进一步提升该贸易合作平台的实际价值。
我认为,APEC是一个很好的平台。APEC自成立以来,已为成员经济体带来广泛利益,尤其在市场开放、人员培训以及技术交流等方面成果显著。
东盟和中国应携手利用这一平台深化合作。对中国而言,APEC提供了展示自身成就的区域性舞台,尤其在人工智能、绿色转型技术、智能制造以及与气候变化相关的诸多领域,中国都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这些新兴领域的成果可通过APEC平台向更广泛的市场和消费者群体传播。
深圳已成长为世界级技术中心,选择此地作为会议举办地,既提供了合适的平台,也为中国向世界展示这一成就提供了恰当时机。
21世纪: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产业链供应链重塑加速的背景下,你认为APEC这一经济合作机制,将如何继续促进区域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马吉德:若要应对新形势、保持APEC的有效性,关键在于构建合理的合作框架。我们应回归该机制的创设初心,强调合作、全球化与市场相互开放的核心要义。
在此过程中,需正视关税可能对贸易自由流动造成的负担与障碍平台最初的精神,应在应对当前全球地缘政治变局时得到切实铭记与充分体现。竞争虽有益,但应为友好且建设性的,旨在促进共同繁荣,而非导致合作倒退,亚太合作的精神当清晰贯穿于未来进程。
21世纪:你曾担任马来西亚驻华大使,长期推动中马友好交流。在你担任驻华大使期间,有哪些推动中马友好交流的经历让你印象深刻?未来要如何更好地推动中国和东盟关系继续稳定发展?
马吉德:在担任驻华大使期间,即1998年至2005年,我见证了中国经济的快速转型与深刻变革。
那些年里,中国加速融入全球体系,在国际贸易中日趋活跃,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外国投资大量流入,同时中国对外投资尤其是面向东盟国家的资本输出也在不断增长。经济特区的成功尤为突出,深圳作为技术中心迅速崛起,以华为为代表的一批中国企业开始走向全球舞台。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入世之后,中国不仅成为出口和市场准入领域的积极参与者,也逐步向外国企业与合作伙伴开放本国市场。中国参与国际贸易与跨境合作的全新格局由此展开。
这奠定了中国如今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如今,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一直保持在30%左右,并与近150个国家保持贸易伙伴关系,其中绝大多数国家以中国为第一大贸易伙伴。世贸组织这一平台所带来的红利十分显著。
在我担任大使期间,中国对马来西亚及东盟的关注与投入也明显增强,采取了更为积极主动的双边政策。中国开始更加重视东盟,推动建立了中国—东盟自贸区,如今我们更看到其升级至3.0版本。中国与马来西亚、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额,已增长至我当年无法想象的水平。
中国选择了正确的政策方向,发起并加入了恰当的多边平台。中国与所有参与方共同推动这些平台高效运转,有力促进了全球经济增长与绿色发展。尤其对东盟而言,中国是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核心合作伙伴与共同推动者,是RCEP的成员国,双方还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等重要合作平台。这些平台必将引领我们迈入区域合作的新阶段。
21世纪:近年来,中国企业加快布局东南亚市场。你认为中企“出海”给东南亚的经济和产业发展带来哪些变化?当前,东南亚经济也面临深刻转型,未来中企在哪些领域的布局能够更好地推动双方实现互利发展?
马吉德:我们欢迎中国的发展,欢迎来自中国的投资——这些投资在技术合作、供应链整合、提升我们的技能水平以及拓展双方市场等方面,都带来了积极助力。
与此同时,我认为,正如中国自身所强调的,必须实现互利共赢。关键在于,中国在本地区的拓展也须为区域各方、本地参与者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不可否认的是,与东盟相比,中国在很多领域的竞争力已遥遥领先,如今能够以更高效率生产商品、有效降低成本;而东盟仍处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进程之中。
因此,我们期待中国能进一步与东盟国家在供应链等关键领域加强合作。我们希望中国能出台相应政策或激励措施,使本地各方及本土企业切实融入供应链体系,从而确保利益得以共享。这需要一种全面、整体的视角,促进双方乃至区域的共同繁荣,而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们期盼,随着中国加大开拓海外市场的力度,中国在这一新阶段的发展也能如当初加入世贸组织时那样,引领东盟国家继续走向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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