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称患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无力负担”儿子抚养费，法院查明：其两年收入54万，离婚时分得48万，转头再婚支付彩礼、买首饰

离异父亲自称患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无力负担”，请求将儿子抚养费从每月1500元降至800元。法院查明，他离婚时分得48万元补偿款，转头再婚支付彩礼、买首饰、过户车辆，抚养费却多次被强制执行。近日，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抚养费纠纷案作出维持一审的终审判决，认定其不属于法定可降低抚养费情形，维持每月1500元及教育费、医疗费50%的原标准。

2023年8月，章某与妻子翟某经法院调解离婚，约定儿子小章随母亲生活，章某自当年9月起每月支付生活费1500元及教育费、医疗费的一半，直至儿子18周岁；翟某另支付章某房屋补偿、财产折抵等共计48万元。

离婚后，章某仅主动支付了前4个月的抚养费，次年上半年经法院强制执行才给付部分款项，此后彻底停付。2024年3月，章某再婚，他利用分得的48万元支付了彩礼首饰，并将名下一辆轿车以3万元过户，财付通流水显示其在近两年间收入54万元、支出37万元，却始终未支付儿子抚养费，还因拒不履行被法院罚款5000元。

2026年4月，章某以身体原因致无力支付约定标准为由，向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将抚养费降低为每月800元（含教育费、医疗费）。

海门法院经审理查明，2024年8月至9月，章某曾因恶性高血压、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2型糖尿病等住院治疗，诊疗费共计3968.2元；2026年5月又因冠状动脉粥样硬化、2型糖尿病伴血糖控制不佳、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等住院，诊疗费2180.51元，医保报销近千元，自费仅1183.7元。

另查明，章某再婚未生育子女，翟某未再婚。

海门法院经审理认为，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应负担必要抚养费，负担多少和期限可由双方协议。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事实应提供证据，否则承担不利后果。章某作为父亲，应依法承担抚养义务。原调解书综合考虑小章实际生活需要、章某负担能力及本地生活水平，确定每月1500元及比例分担，标准合理。现章某主张因身体原因降低抚养费，虽证实存在健康问题，但住院时间短、自费少，尚不足以对其支付能力产生实质性影响。且从查明事实看，其有分得巨款后转移车辆、流水异常、规避执行的行为。根据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原则，法院不予支持其诉请，遂判决驳回。

章某不服，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南通中院经审理维持了原判。

法官说法：

遇特殊情形，方可适当调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五条规定：“离婚后，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四十九条进一步明确，抚养费数额应当根据子女实际需要、父母双方负担能力和当地实际生活水平确定；仅有“特殊情况”的，方可适当提高或降低比例。

离婚时，父母可就抚养费负担、支付方式等作出约定，法院确定或调整抚养费时，亦以前述三项因素为基准。但社会生活复杂多变，物价水平、子女实际需求、父母收入状况等常随时间发生变化，原定数额或支付方式可能出现不适应新情况的问题。对此，法律并非一律不许调整，而是明确限定为“特殊情况”方可变更，且主张调整的一方须承担充分举证责任。

就降低抚养费而言，虽无逐一列举的法定清单，但司法实践通常掌握为：给付方长期患病、丧失劳动能力且无经济来源；因重大变故致收入持续显著下降、难以维持当地基本生活；因服刑等原因丧失经济能力等，方可适当调低。其底层逻辑与民法典情势变更原则相通，即客观情况发生根本性、长期性变化，继续履行显失公平。短期疾病、普通开销增加或主观“觉得负担重”，均不构成降价事由。

本案中，原调解书系双方自愿达成，章某分得48万元补偿款后随即再婚、支付彩礼首饰，证明其主观上确认具备负担能力；住院记录仅能证实患病，未证明丧失劳动能力或收入长期显著下降，亦无大额医疗支出导致经济恶化的证据；加之转移车辆、流水异常、多次被强制执行，明显构成规避抚养义务。据此，其以“患病”为由诉请降低抚养费，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

本案厘清了“患病≠免付、再婚花钱≠无能力”的裁判边界。父母对个人财产依法享有处分权，但离婚后对未成年子女的法定抚养义务具有优先性；以生病为表象，实则转移财产、支付再婚彩礼却拒付抚养费，属于规避法定义务，应受法律否定评价。抚养费不是“讨价还价”，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始终是司法裁判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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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现代快报

编辑 | 刘栩蓉

一审 | 向滢颖

二审 | 杜振裕

三审 | 许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