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统一选拔到多元适配：日韩大学入学考试招生制度的转型特征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高考改革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201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印发，目前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考综合改革顺利落地，综合评价招生试点持续推进，拔尖创新人才选育探索初见成效，专项招生计划有效提升了教育公平，改革取得了积极成效。在建设教育强国的新形势下，高考综合改革尚面临多重矛盾，如“唯分数”惯性思维与综合评价试点之间的博弈、统一考试公平性与多元需求适配性之间的冲突、行政主导与市场机制之间的协调、高校自主权扩大与招生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公平性与科学性之间的平衡难题等。要解决这些问题，亟须构建能够适配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多元化人才培养目标、多类型高校定位、多样化学生群体需求的大学入学考试招生制度。因此，深入研究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改革经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日本和韩国同属东亚儒家文化圈，均为高等教育发达国家。两国大学入学考试招生制度的演进逻辑既体现了现代化国家教育治理的共性规律，也承载着本土文化价值与社会结构的特殊烙印。20世纪90年代，日韩相继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其大学考试招生制度历经数十年调适重构，实现了从选拔精英向服务多元人才成长的全面转型，成功建立起适配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制度体系，两国的改革经验对我国相关改革尤具参考价值。

一、日韩大学考试招生制度的历史演变

日韩两国大学入学考试招生制度经历了从战后重建到制度成熟稳定的发展历程，改革动力源于对教育公平、人才质量与制度效能的持续反思。两国在制度设计上各有侧重，但在破解应试教育盛行、人才同质化、大学发展趋同、校外培训负担过重、招生舞弊风险等共性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政府引导、大学主导、社会协同参与为共同特征的制度架构。

日本的制度演进可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为1945年—1970年代初，以各大学自主考试为主，文部省组织的升学适应性检查（1947—1954年）和能力开发研究所（财团法人）举办的学科学力测试（1963—1968年）均属于全国统一考试的早期尝试。第二阶段为1977—1989年，此阶段初步确立了由大学入学考试中心举办的全国统一考试与各大学自主考查相结合的模式。第三阶段为1990年至今，大学入学考试中心组织的统一考试成为核心，与各大学自主考试结合，同时综合评价招生比重显著上升。在考试组织层面，日本经历了从各大学自主考试到文部省统一考试与大学自主考试相结合、再到非政府机构（能力开发研究所或大学入学考试中心）统一考试与大学自主考试结合的变迁过程，本质是考试组织权在政府、大学与社会机构之间的动态再配置。此外，考试科目选择从大学指定科目转向学生依据院系要求选择科目，体现了对学生兴趣与知识结构的尊重。

韩国高考制度同样历经多次重大改革，考试机构、考试科目、考试形式、成绩呈现方式等发生多次变化。1945—1953年、1955—1961年、1964—1968年三个时期，由各大学自主组织单独考试招生。1962—1963年，依据全国统一考试成绩招生。1954年、1969—1980年两个时期依据全国统一考试与大学单独考试两方面成绩招生。1988—1993年、1994—1996年、2008年三个时期主要依据国家统一考试、高中阶段成绩（即高中内部审核或日常成绩）和大学自主考试招生。1981—1987年、1997—2001年两个时期，主要依据国家统考和高中成绩招生。自2002年开始，韩国全国统一考试成绩采用等级制。2022年，开始试行不分文理的必考与选考相结合制度。2028年，韩国将启动新一轮全国统一考试改革，计划将现行九等级分制与五等级分制并行的双轨体系统一为五等级分制，增加小论文与描述性试题比重，降低选择题占比，重点评估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与问题解决能力，以提高大学招生录取结果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从招生方式看，1994年韩国引入随时招生制度，2008年开始推行招生审定官制度和综合评价等多元招生机制。这一系列改革表明，尽管相关政策受政党轮替影响有所波动，但韩国大学入学考试招生制度整体上仍呈现向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方向渐进收敛的趋势，体现出制度弹性与改革韧性。

二、日韩大学入学考试招生制度的转型特征

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日本与韩国通过制度创新与机制协同，构建起以大学自主招生权为核心、政府宏观调控为保障、社会专业服务为支撑的考试招生体系，其特征可归纳为综合评价招生制度化、多元录取通道差异化、教育行政部门注重宏观引导、社会机构服务专业化、大学建立以学术共同体决策为核心的自主招生机制五个方面。

（一）综合评价招生实现制度化运行

日韩两国通过制度化设计，将综合评价招生纳入常规体系，充分利用高中阶段的过程性评价结果，从能力、意愿、适应性等多个维度评价学生，从而打破“唯分数”的路径依赖，重构人才选拔的价值标准。

日本大学招生主要采取一般选拔、综合型选拔与学校推荐型选拔三种方式，均以“学力检查+非学术材料”为评价基础。学力检查包括大学入学考试中心举办的全国统一考试和大学自主组织的考试。全国统一考试（即全国共通考试）是《学习指导要领》规定的七类学科21个科目的标准化考试，侧重考查思考能力、判断力与表现力等基础学力。各大学自主组织的考试（即个别学力检查），包括笔试科目、实践技能检查、面试、小论文写作、外语听力等，旨在通过问答题、论述题等形式体现专业特色。非学术材料主要指调查报告、推荐信、个人陈述、学习活动报告书、学习计划等，其中，调查报告内容包括高中阶段学业成绩、出勤、行为表现、特别活动记录、综合评语等。一般选拔以学力检查、实践技能测试等为主要依据，结合调查报告、课外活动、个人陈述及学习计划等，综合评价考生的能力、意愿和适应性。综合型选拔通过书面资料审查与面试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方式判定考生的能力、适应性、学习意愿、学习目的和学习意识等，书面资料审查包括调查报告、推荐信、个人陈述、学习活动报告书和学习计划等。学校推荐型选拔以调查报告、校长推荐信等材料为主，辅以小论文与面试，尤其重视学生学习动机与适应能力，主要做法是书面资料审查、小论文写作及面试方式相结合，其中小论文写作越来越受到重视。日本各大学对全国统一考试成绩的重视程度不尽相同，有的将其作为招生的唯一依据，有的作为总分的一部分，有的则仅作为参加学校自主考试的资格门槛。不过整体来看，全国统一考试成绩的重要性在持续下降。2019年，日本高校使用全国统考成绩招生的新生数约占招生计划的27.3%，其中将其作为唯一依据进行招生的仅占8.8%。2023年，日本高中应届毕业生约96.95万人，参加全国统考的仅43.69万人，约占毕业人数的45.1%。2025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在一般选拔招生中，仅有4.3%的国立大学（中央政府出资设立并管理）不使用全国统考成绩作为招生标准，公立大学（地方政府出资设立并管理）为10.0%，私立大学为54.9%；在综合型选拔招生中，高达74.5%的国立大学、93.4%的公立大学和99.7%的私立大学不使用全国统考成绩；在学校推荐型招生中，这一数据为国立大学48.8%，公立大学75.4%，私立大学98.7%。

韩国各高校普遍采用综合评价模式，主要依据学生高中日常成绩、全国统一考试成绩、学生生活记录簿、大学单独考试成绩等进行招生。其中，学生生活记录簿除了用来记录学生高中阶段的思想品德、社会实践、社会公益活动、体育文化艺术活动、成长记录、课堂评价等情况，还会详细记录学生在校期间各方面的表现、个性特点、兴趣爱好等。韩国教育部设立了统一模板和记录指南，并建立了校内多层审核与外部抽查机制，以确保记录的真实性。韩国大学招生主要分定期招生和随时招生两类。定期招生以全国统一考试成绩和实践技能测试为主要依据，并参考学生生活记录簿、大学论述题考试成绩等；随时招生则主要依据学生生活记录簿和申请材料，同时各大学组织面试、论述题考试、实践技能测试等对学生进行综合评价。2025年，定期招生人数占韩国全国招生总数的20.4%，随时招生占77.6%；在非首都圈地区，60%以上的学生依靠高中日常成绩进入大学（该数据来源于课题组出访调研报告）。

（二）多元录取通道适配多样化高等教育体系

日韩两国建立了多元录取的大学招生制度，即便使用同一种招生方式，也会因大学类型和层次不同而在实践中有所差异，以确保高校招生和学生成长之间的适配，有效降低同质化竞争带来的教育内卷。

日本高等教育体系涵盖国立、公立、私立大学，四年制本科、两年制短期大学，全日制与远程教育制，以及专修学校、高等专门学校、职业本科大学、职业专科院校等多种类型。招生方式随之分化，包括一般选拔、综合型选拔、学校推荐型选拔、调查报告选拔、归国子女选拔、插班入学、跳级入学、第二学士入学选拔、附属学校直升、学部英语课程特别入试、国际科学特别入试、外国留学生特别入试等多元渠道。各校可灵活采用笔试、口试、面试、辩论、讲演、小论文、试听课、小组讨论、实践技能测试、模拟讲课、动手实验、资格考试、外语听力等多种考核方法，综合评价考生的知识、技能、思考能力、判断力和表现力，形成“一校一策、一院一法”的差异化录取格局。每种招生方式还可进一步细分。例如，学校推荐型选拔分为公募型和指定校两大类型，公募型又细分为一般推荐和特别推荐两种；综合型选拔大致分为选拔型、对话型、体验型三种方式。一般选拔中全国统一考试和大学单独考试成绩在综合分中的占比，各学校与各院系差异显著。东京大学所有学部全国统考成绩占比统一为25%,京都大学和大阪大学则因院系而异，京都大学统考成绩最高占比为35.29%，大阪大学最高则可达60.98%。2025年，按招生类型统计，日本大学招生录取中一般选拔占45.0%，综合型选拔占27.9%，学校推荐型选拔占27.1%；按实际招生人数统计，一般选拔占46.7%，综合型选拔占18.3%，学校推荐型选拔占34.9%。

韩国通过随时招生、定期招生、自主申请、追加招生、免试考核、推荐入学和特别考核选拔等七大类招生机制，实现普通本科院校、专科大学（2～3年高职院校）、产业大学（面向在职/成人的四年制本科，偏实用）、教育大学（师范院校）、网络大学（线上教学的四年制本科，非全日制）、专门大学院（仅招收研究生）、多科技术学院（劳动部所属国家重点技术院校，专科层次）、社内大学（大企业为员工举办的大学）、特色大学（国家重点扶持的行业特色院校）等不同类型高校与学生之间的适配。随时招生与定期招生内部包含多种类别或组合，以便更好地适应不同类型和层次高校的招生需求。随时招生可分为课程类和综合类两大类，前者主要依据学生生活记录簿中的高中期间科目考试等级分录取，后者则综合考虑科目成绩和非学术活动表现等进行录取。值得注意的是，随时招生可细分为四大领域共16个类别，考生最多可以从四大领域中选择4个类别，不同类别在招生时对全国统考成绩、学生生活记录簿、实践技能测试、面试等评价维度的权重配置存在差异，绝大多数类别不要求全国统考成绩，也有类别要求考生参加实践技能测试和面试，体现了招生制度的灵活性与包容性。部分类别如普通类、艺体能实践和地方人才三个类别的全部院系，以及优秀高中生、社会弱势群体、农/渔村学生和地区平衡四个类别中的医学院，要求考生达到全国统考成绩的最低标准。此外，艺体能实践和特殊教育对象类别要求取得资格的考生分别参加实践技能测试和面试（各占总分20%）；综合类随时招生要求取得资格的考生参加面试（占总分30%或40%）；美术系、音乐系和设计系考生需参加实践技能测试（占总分60%或70%）。特色大学招生注重考查学生相关学科知识与技能，采取统一测试、材料审核、面试、实践技能测试相结合的方式。例如，KAIST科技院重视科学竞赛经历、研究经历和深度面试。专科大学招生设有贫困家庭特殊照顾计划、外国人计划、职高毕业生专项计划、大学自主标准计划、特殊技能者计划等。此外，韩国还为国家有功者、国家运动员、弱势群体等特殊人群设置特别招生计划。招生审定官制度是确保韩国综合评价专业性的关键机制，为此配套建立了相应的资质要求、培训体系、工作流程和独立性条件保障。

（三）教育行政部门通过标准设定引导宏观调控

日韩教育行政部门作为大学招生的信息枢纽和资源中心，承担着划定底线和红线、明确改革方向、确定基本原则、公布工作报告等职能。

日本强调政府监管原则化、大纲化、基准化、柔性化和弹性化。文部科学省下设大学入学考试室，每年发布《大学入学者选拔实施要项》等指导性文件，明确考试基本原则、招生政策、考试内容、考试方法、报考资格、考试周期、招生计划、命题范围、信息公开等事项，同时要求高中参与评价方案设计，以避免制度设计对基础教育产生负面导向。此外，文部科学省每年还要调查大学招生状况、考生志愿意向、大学入学考试中心考试质量等，推动实现入学录取方针明确化、选拔方法多样化、评价尺度多元化。例如，《2025年大学入学者选拔实施状况调查》的主要内容涵盖招生体制、招生方式比例、全国统考使用情况、大学自主考试情况、英语考试、论述类试题改革情况等方面的调查情况。

韩国教育部设立了招生政策处、私立教育及招生不当行为应对处、大学监管创新工作组等专门机构。这些机构的责任包括制定《大学招生基本准则》、审核各大学招生计划、设定最低学业标准、规范学生生活记录簿的记录方式并监督实施过程、调查处理举报与舞弊行为、实施处罚（如削减招生名额、取消资格等）、对外公布国会通过的大学招生改革方案等，同时提供经费和资源支持大学完成招生任务。其目的在于确保大学招生过程的公平、公正、透明及招生标准的全国统一，但不介入具体的招生工作过程，强调自身作为规则制定者而非执行者的角色定位。

（四）社会专业机构提供优质考试招生服务

日本大学入学考试中心作为独立行政法人单位，其收入的94%以上来源于考试服务费。该中心每年接受文部科学省的考核，考核指标涵盖安全性、公平性、效率、服务质量等；同时，中心也开展自评，并接受社会团体及高中任课教师等多方评价，以持续提升服务质量。考试中心的主要职能包括举办全国统一考试、开展考试研究、收集招生考试数据、发布服务报告等，形成了以服务促改革、以研究促优化的良性循环。其研究活动内容广泛，涵盖考试的信效度检验、试题编制及实施研究、试题分析与评估，以及试题与评估结果的数据库建设等。此外，日本全国高中校长协会、国立大学协会、公立大学协会、中央教育审议会、大学入学考试改善会议、教育改革国民会议、临时教育审议会、大学审议会等政策审议机构和社会团体，也积极参与大学考试招生政策的调查研究。例如，中央教育审议会负责重大招生政策改革前的审议过程和报告发布；国立大学协会则制定全国统一的招生实施纲要，作为各国立大学制订招生选拔日程等的依据。

韩国大学入学招生考试由国家课程评估院、大学教育协议会、专科大学教育协议会、大学入学咨询中心和教育电视台等机构分工协作，分别承担命题研发、招生模式创新、信息咨询、就业指导、志愿填报指导等职能。国家课程评估院作为第三方组织，接受教育部门的资助、委托和监督，与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保持合作关系，负责研究全国统一考试改革，直接参与全国统一考试命题、试卷印刷、答卷评阅、结果分析（包括信效度研究、等值处理、成绩报告解读）等，并负责开发有效可靠的测评工具，保障全国统考的稳定运行。大学教育协议会作为由四年制大学校长组成的非营利组织，不仅负责协商制定招生基本指南、确定招生日程、开发综合评价招生新模式，还负责培训专业招生人员、举办招生博览会、提供大学入学咨询服务、研究实验性招生改革方案等，以及面向拔尖中学生开设大学先修课程。专科大学教育协议会负责公布招生规则及相关信息，重点服务专科大学及考生。大学入学咨询中心提供个性化志愿填报模拟系统。韩国教育电视台则面向全国制作播放备考辅导（覆盖全国统考80%的内容）和招生政策解读节目，对岛屿、农村、渔村等偏远地区的考生尤为有益。

（五）大学建立以学术共同体决策为核心的招考机制

日本大学依据《宪法》与《教育基本法》所确立的学术自由原则，由各学部教授会负责招生政策制定、试题命制、阅卷评分、录取决策等环节，而招生办公室的职员与研究生则主要承担报考咨询、组织协调等事务性工作。大学可自主决定是否使用全国统考成绩、如何分配校本考试与统考成绩的权重、是否举办单独考试、如何确定考试科目、如何设计面试与小论文等环节。大学的自主招生权并非绝对，仍须遵守文部科学省的基本框架，如不得歧视考生、保障程序正义等。

韩国《宪法》与《高等教育法》同样保障大学的自主性、自律性与政治中立性。各大学设立入学本部负责具体落实工作，下设招生计划科与招生管理科，统筹招生简章发布、考试组织、实施细则制定、录取名单公示等工作。同时，各大学还成立招生委员会，成员由大学招生管理部门、教授、教师及学生等组成，负责审议通过招生相关条例与规定，如招生章程、评价标准、录取程序等。部分大学还设立入学审定官办公室，由专业审定人员负责审核申请材料；审定官需接受专业训练（涵盖评价理论、心理学、法律等领域），并实行多人独立评审或交叉复核机制，以确保评价的专业性与公正性。这种大学本位的招生制度，既保障了高校根据自身办学定位与学科特色选拔合适人才，也强化了招生过程的责任归属与问责机制。

三、启示与建议

日韩两国逐步构建起了政府宏观引导、高校专业自主、社会有效协同、高中深度参与的大学入学考试招生制度框架，实现了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全面转型。目前，我国正在深化推进教育评价改革，有必要在坚持国情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借鉴日韩有益经验，以赋予高校招生自主权为突破口、以构建多元评价体系为核心、以高考功能转型为重点、以推广综合评价招生为主攻方向，破解“唯分数”困局，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制度支撑。

（一）深化招生体制机制改革，由政府主导转向高校自主

当前，我国大学入学考试招生仍以政府为主导，社会机构协同作用偏弱，高校招生自主权不够明确充分，难以满足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发展需求。建议按照政府定规则、大学定标准、社会评效果的原则，加快推进招生体制机制改革。

一是推动政府角色转型。政府应聚焦于规则制定、制度监管与质量评估，负责制定国家层面的招生政策框架与基线标准，建设全国统一的招生信息平台与数据监管系统，组织第三方机构对高校招生工作进行专业评估与认证，并严厉查处及公开曝光各类招生违规行为。二是推进大学招生能力建设。建议修订《高等教育法》或制定《考试招生条例》，依法赋予高校招生标准制定权、评价方式选择权、校本考试组织权及最终录取决定权。各高校应成立招生委员会，成员以本校学科教师代表为主体（占比不低于2/3），同时吸纳教学管理者、学生代表及校外专家参与。招生委员会负责审定年度招生章程、制定或授权院系制定各专业的选拔方案和评价标准，监督招生过程，并处理相关申诉等。同时，设立大学招生办公室作为招生委员会执行机构，形成“专业评价+行政支持”的双轨运行机制。各院系应成立教师主导的招生工作组，负责设计本专业的选拔标准、命题、组织面试、审核申请材料及决定录取结果等工作。

（二）建立多元化招生制度，从服务大众转向适配普及

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多元招生制度，形成了统一高考、职教高考、强基计划、综合评价招生、体育单招、艺考等多种升学通道。然而，这些通道在灵活性和适配性方面仍显不足，尚不能完全契合学生群体个性化、社会需求多样化与高校功能分层化的时代需求，亟须进一步深化改革。

一是科学分类，精准施策。建议出台普通高校分类考试招生指导意见，针对不同类型高校的主流招生模式提出指导性框架。例如，对于研究型大学，可采取“统一高考+学科专业潜能评价+综合素质评估”相结合的方式；对于应用型本科院校，可推广“统一高考+专业技能测试+高中阶段实践成果评价”的模式；对于高职院校（含职业本科），探索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替代考试、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校测（面试/实操）等通道，并提高职业技能测试的权重。二是试点动态申请机制。在部分应用型高校和职业院校试点全年多轮次申请录取。学生可凭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综合素质评价档案、社会综合实践经历、职业技能证书等材料，在非高考季提出入学申请，高校组织灵活考核（如面试、技能测试），合格即可录取。三是规范并扩大专项计划。系统梳理现有国家、地方、高校等专项计划，优化资格认定机制，强化过程监督与成效评估。同时，探索设立区域发展专项、技能大师传承专项等新类型，确保专项计划公开透明、精准有效，做到因校施策、因人施招。

（三）调整全国统一高考功能定位，从决定性依据转向限定性门槛

当前，我国各高校在招生中仍普遍以统一高考成绩为主要录取标准，亟待进一步深化教育评价改革，为各类大学提供更加多样、优质的考试评价服务。

一是调整全国统一高考的功能定位。可建立全国统一高考成绩分级使用制度，由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校自主决定是否使用以及如何使用统一高考成绩，推动人才选拔由“唯分数”向综合评价转变。对于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的特定招生类型，如部分高职分类考试及部分高水平大学特殊人才选拔，可基于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综合素质评价或校本考试进行招生，而不要求必须提供全国统一高考成绩。二是深化高考内容与形式改革。应强化素养与能力导向，增加开放性、综合性和应用性试题比重，减少死记硬背和套路化题目。同时，探索科目模块化与等级化设计，研究部分科目实行“基础模块（必考）+拓展模块（选考）”的考试模式，以提供更丰富、更具区分度的考试评价信息。三是引导考试机构向专业服务方向转型。打造个性化、定制化的考试评价产品矩阵，面向政府、社会及学校等提供决策咨询支持、大数据分析、生源质量监测、考试信效度评估等专业化服务。提升命题与测评技术，开发多维能力图谱，构建核心素养测评模型，建立多模态数据评价数据库，提供细粒度的学生能力画像，以更好服务于不同类型、不同层次大学的人才选拔需求。

（四）推广综合评价招生模式，从特殊通道转向主流机制

当前，我国综合评价招生仍仅作为少数高水平大学面向拔尖创新人才的特殊通道，亟须向主流升学方向转型。

一是扩大实施范围与规模。建议在国家层面设定阶段性目标，引导更多“双一流”大学、行业特色院校和省属重点院校将综合评价作为主要招生方式，鼓励高校在特色优势学科中率先推广。二是提升综合评价的规范性。制定国家层面的普通高等学校综合评价招生工作指引，统一规范评价要素、材料格式与程序要求。建立招生工作人员资格认证和培训体系，研制从业标准，实行资格等级制度，提高招生人员队伍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水平，从而保障综合评价招生的专业性与权威性。同时，支持高校联合考试机构、心理测量专家，研发适用于不同学科的面试题库、情境测评、材料评价量表等标准化评价工具。三是构建可追溯、可申诉的阳光招生机制。推动招生过程全面公开，涵盖招生标准、评价方式、录取结果等；对面试等关键环节全程录音录像，建立专家库和随机抽选机制，实现过程可追溯、结果可申诉、问题可问责。完善招生申诉与仲裁制度，由校内纪检、监察部门或社会第三方机构受理调查，严厉打击舞弊行为，确保综合评价招生的公信力与风险可控性。

来源｜《中国考试》2026年第7期

作者｜张家勇（中国教科院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王烽（通信作者，中国教科院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姜雨婷（中国教科院助理研究员）；刘世超（中国教科院助理研究员）；郄芳（中国教科院副研究员）；罗媛（中国教科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