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春节前后,贵阳的一次茶话会上,贵州省司令员钟赤兵与一位旧相识再次见面。对方曾是贵州地方军阀王家烈,而钟赤兵右腿的伤,正是在王家烈部队据守娄山关时留下的。
王家烈并不知道眼前这位独腿将军是谁,客气地问道:“将军贵姓?这条腿是怎么伤的?”
钟赤兵笑了笑:“我姓钟,叫钟赤兵。腿嘛,是贵军的‘双枪兵’在娄山关拿走的。”
一句话说出,王家烈立刻明白过来,神色顿时变了。那场战斗已经过去近二十年,可一条腿的代价,始终写在钟赤兵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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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2月,中央红军为摆脱敌军围追堵截,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向娄山关和遵义方向行动。红三军团第十二团担负重要作战任务,钟赤兵任政委。
娄山关地形险峻,是黔北重要关隘。王家烈部队抢先占据有利位置,红军若想重新打开通道,就必须啃下这块硬骨头。钟赤兵率部急行军,在浓雾和复杂山地中投入战斗,先夺取点金山等制高点,随后迎击敌军反扑。
战斗打得很凶。王家烈部队依托山势和公路反复冲击,红军则以机枪、手榴弹和刺刀死守阵地。弹药打光了,就近身拼杀;刺刀弯了,便抄起石块。钟赤兵不断在阵地间奔走,哪里吃紧就往哪里去。
激战中,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右小腿,血很快浸透了裤管。警卫员胡胜辉要背他下去,钟赤兵却只说:“不要紧,先守住阵地。”
这不是轻伤。枪弹打碎了骨头,伤口深可见骨。卫生员连续缠上多层纱布,鲜血仍然往外渗。可钟赤兵没有离开指挥位置,直到部队击退敌军,他才因失血过多昏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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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艰难的事情还在后面。
红军占领遵义后,钟赤兵被送去救治。由于当时缺少麻药、手术器械和良好医疗条件,医生只能用简陋工具进行截肢。第一次手术后,伤口因感染继续恶化,半个月内,他先后三次接受手术,右腿最终全部截去。
手术时,他始终保持清醒。疼痛难忍,医生劝他如果实在受不了就喊出来,他只是摇头,没有发出叫声。这样的场面,连见惯伤员的医护人员也不忍多看。
有人担心他无法继续长征,主张把他留在当地休养。钟赤兵得知后,找到彭德怀说:“就是爬,我也要跟上队伍。”
彭德怀没有把他当成普通伤员,而是明确表示要把人带上。于是,钟赤兵坐担架、拄拐杖,甚至靠战友抬行,继续跟随红军前进。身体残缺了,军人的职责没有因此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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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长征途中,另一场空袭改变了贺子珍与钟赤兵的命运。
1935年4月,中央红军干部休养连行至贵州盘县附近的猪场五里排。敌机突然袭来,队伍虽然紧急疏散,但担架上的钟赤兵行动不便,难以及时躲避。空袭过后,抬担架的人员一死一伤,现场十分混乱。
第二轮轰炸开始时,贺子珍从隐蔽处冲出,扑到钟赤兵身上,用身体护住了这名伤员。炸弹在附近爆炸,大量弹片击中贺子珍。钟赤兵保住了性命,贺子珍却身负重伤,部分弹片长期无法取出,留下终身病痛。
这一幕没有宏大的誓言,只有一瞬间的选择。对当时的红军来说,伤员不是可以轻易放弃的负担,战友也不是一句口号。贺子珍的举动,正是队伍中相互扶持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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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都带着伤走完了长征。到达陕北后,钟赤兵的伤势仍需治疗。1937年,他与贺子珍等人经批准前往苏联疗养,后来还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军事。文化基础并不深、语言又不熟,他便靠字典、笔记和反复请教,逐渐跟上课程。
苏德战争爆发后,钟赤兵一度滞留在蒙古,直到1945年才辗转回国。此后,他先后在东北部队和人民解放军中任职,参与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军事建设。
1955年,钟赤兵被授予中将军衔。面对功劳、伤残与职务,他始终保持直率性格,也因此遭遇过一些非难。毛主席得知后,曾明确评价:“钟赤兵同志是好人,是打仗打出来的,是功臣,要保护。”
这句话并非泛泛表扬。毛主席知道他的伤是怎样来的,也知道一个人在失去右腿后,仍坚持走完长征、出国学习并重返部队,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1975年12月20日,钟赤兵因突发心肌梗死在北京逝世,享年61岁。那条在娄山关失去的右腿,留在了长征路上;而贺子珍在猪场五里排挡下的弹片,也成为两位红军战士共同经历中无法抹去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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