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62年11月21日，北京宣布中印边境全线停火时，战场上的中国边防部队仍占据明显主动。消息传到新德里，尼赫鲁政府面临的并不是一场普通的边境冲突，而是军事失败、外交压力和国内舆论同时逼近的局面。
这场战争的直接背景，是印度推行“前进政策”，不断向中印边境争议地区增设据点。1962年10月20日，印军在东段和西段同时发动进攻，中国边防部队随后实施自卫还击。经过数日作战，印军多个据点被攻克，部分部队被迫后撤。
战场变化很快。
11月中旬，中国军队在东段突破印军防线，推进到传统习惯线附近；西段作战也取得进展。印度军队伤亡和被俘人数增加，大量据点失去支撑。尼赫鲁在议会和公开讲话中仍表示要“战斗到底”，但印度政府已经开始向美国等国寻求军事援助。
有意思的是，中国没有把军事优势继续转化为长期占领。11月21日，中国政府宣布单方面停火，并提出从实际控制线后撤。随后，边防部队开始后撤二十公里，释放并遣返被俘印军人员，部分缴获的武器装备也按规定处理。
这一步，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反响。
当时不少西方媒体把冲突简单描述成“中国进攻印度”，却很难解释一个问题：如果中国意在扩大战果，为什么在占据战场主动时主动停火，并且后撤？正因为这一安排，部分国家开始从印度的宣传之外重新观察冲突。
公开表达亲华立场、或在外交上明显支持中国的国家，通常被提到的有巴基斯坦、越南民主共和国、朝鲜、柬埔寨和葡萄牙。不过，这五个国家的“支持”性质并不完全相同，有的是政治声援，有的是基于自身利益的外交表态，不能简单理解为它们都参加了对华军事援助。
巴基斯坦的态度最容易理解。印度与巴基斯坦长期存在克什米尔争端，1962年的中印冲突客观上牵制了印度的军事力量。更重要的是，中巴关系在五十年代后期逐步靠近，巴基斯坦自然不愿看到印度在南亚进一步扩大影响。因此，巴方在舆论和外交层面对中国较为友善。
越南民主共和国支持中国，背后有反殖民战争的联系。中国曾向越南提供军事、物资和训练方面的援助，帮助越南抗击法国殖民统治。越南方面把中印冲突放在反殖民、反干涉的框架下观察，对印度的做法并不认同。
朝鲜的立场同样带有历史因素。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中朝保持着密切联系。朝鲜政府和媒体对中国的自卫还击给予声援，这种表态既源于两国关系，也与朝鲜对美国介入亚洲事务的警惕有关。
柬埔寨的情况更有代表性。西哈努克亲王当时奉行相对独立的外交路线，既不愿完全倒向美国，也不愿接受印度在东南亚和亚洲事务中的强势姿态。柬埔寨支持中国，更多体现为对中国立场的政治认同，以及对大国干涉地区事务的戒备。
葡萄牙则是一个特殊案例。1961年12月，印度出兵夺取葡萄牙在印度的果阿、达曼和第乌。葡萄牙对此强烈反对，印度与葡萄牙关系由此恶化。到了中印战争期间，葡萄牙站在反对印度的立场上，对中国较为有利，但这种表态主要建立在葡印矛盾之上，并不等于葡萄牙全面接受中国关于边界问题的全部主张。
需要特别区分的是，支持中国、保持中立和反对印度，并不是一回事。苏联当时没有公开站到中国一边。中苏关系已经恶化，莫斯科在表面上主张双方克制，实际上对印度有一定照顾。苏联向印度提供过武器，后来又继续发展与印度的关系。
尼泊尔、锡兰以及部分非洲国家，大体采取谨慎或中立态度。它们既不愿公开得罪印度，也不愿在中国已经宣布停火后继续推动冲突升级。阿拉伯国家中，不少国家与印度保持良好关系，舆论倾向也没有倒向中国。
美国的态度则十分明确。尼赫鲁向肯尼迪政府求援后，美国迅速考虑向印度提供武器、运输和后勤支持。英国也采取了类似立场。冷战格局下，印度被西方视为牵制中国的重要力量，中印边境冲突于是被纳入全球对抗，而不再只是两国之间的边界争端。
中国宣布停火和后撤，使印度原本准备争取的国际同情出现变化。印军在战场上失败，印度政府却仍宣称不会在领土问题上让步。外交语言可以强硬，军队部署却必须面对现实。
这场战争中，真正公开支持中国的国家数量并不多，通常所说的五国，分别是巴基斯坦、越南民主共和国、朝鲜、柬埔寨和葡萄牙。它们的共同点，是在关键时期没有接受西方对冲突的单一解释；而各自背后的原因，则分别牵涉地区竞争、反殖民立场、历史盟友关系以及同印度的现实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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