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张干校长恼羞成怒，提议开除毛泽东学籍，解放后他的结局如何？

1952年秋，北京中南海。曾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校长的张干，坐在毛泽东的家宴席间，面对这位已经成为国家领导人的学生，神情始终有些拘谨。三十多年前的那场风波，他一直没有真正放下。

那不是普通的师生争执。

1915年，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因学杂费问题爆发学潮。省教育部门要求学生缴纳十元费用，在当时的湖南，这对不少家境贫寒的学生来说并非小数目。学生认为此举增加了求学负担，于是组织请愿，要求有关方面撤回规定。

张干时任校长，年约三十岁，治校风格严厉。他不赞成学生走出校园参与社会活动，更不愿看到学生以集体行动向教育部门施压。得知请愿消息后，他赶到现场，要求学生立即停止行动、返回学校。

冲突由此升级。

回校后，学生中流传着一种说法，认为这项收费建议与张干有关。消息真假一时难以厘清，但不满情绪已经积聚。有人写了《讨张宣言》，张贴在校内，矛头直指校长。毛泽东看过后，认为文章力度不够，主张把问题说得更透，于是重新撰写文字，形成后来广为流传的“驱张”文章。

这篇文章并不是简单的牢骚。

毛泽东从学校管理、师生关系和教育责任等方面展开批评，文字锋利，篇幅很长。文章印出后，不仅在校内散发，也被带到校外，引起社会关注。对于一名在校学生而言，这样公开批评校长，确实突破了当时学校管理所能容忍的范围。

张干得知作者是毛泽东后，十分恼怒。校方随后提出处分意见，毛泽东和其他参与学生都面临被开除的危险。张干坚持认为，学生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而杨昌济、徐特立、王季范等教师则认为，学生即便有过错，也不宜用开除学籍这种方式处理。

杨昌济等人甚至表示，如果校方执意开除学生，教师将以停课方式抗议。师生矛盾转变为校内危机，湖南教育当局只得出面调解。经过多方周旋，开除决定没有真正执行，毛泽东受到记过处分，学业得以继续。

有意思的是，张干后来也没有继续留在第一师范任职。1915年秋，他辞去校长职务，转到湖南省立第六中学任教。那场冲突没有改变毛泽东的求学道路，却在两人之间留下了一道很深的印记。

毛泽东毕业后走上革命道路，张干则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先后担任学校校长、湖南省督学等职务。两人的人生方向越走越远，但这段师生关系并没有因此彻底中断。张干晚年回到乡间生活，家境一度困难。土地改革后，他原先置办的田地被重新分配，生活压力更加明显。

张干担心的，不只是经济处境。

1945年重庆谈判前夕，他曾致电毛泽东，劝其“奉召入渝”，希望双方以大局为重。这样的意见与毛泽东当时的政治立场并不相同。张干后来回想此事，难免感到措辞欠妥，也担心这封电报会使旧日师生之间的隔阂重新出现。

事实却出人意料。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与徐特立、谢觉哉等师友谈话时，曾问起湖南时期的老师。得知张干年事已高、家中人口多、生活困难，毛泽东便托湖南方面前往慰问，并给予生活上的帮助。相关安排并非公开奖赏，而是以私人稿费和政府照顾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950年前后，湖南省有关负责人王首道奉托到张干家中探望，带去慰问和救济物资。张干起初十分紧张，以为旧事被重新追究。听明来意后，他才慢慢放下心来。面对这份来自昔日学生的关照，他一时说不出完整的话，只能反复道谢。

1952年，张干受邀到北京。毛泽东因公务繁忙，不能时时亲自陪同，便安排工作人员照料他的衣食住行。张干与李漱清、罗元鲲等湖南教育界人士在中南海见面时，毛泽东仍把老师们请到上座，自己一再谦让。

席间，旧日话题终究绕不开。

张干对毛泽东说：“当年我处理学潮，确实有冲动的地方。”

毛泽东没有让他继续解释，只说：“那时大家都年轻，事情已经过去了，不必再提。”

这句话并非替谁翻案，也没有抹去当年处分的事实。它更像是对一段旧日师生关系的重新安置：校长当年的严厉有时代局限，学生当年的激烈也有青年人的局限，双方都曾站在自己的位置上作出判断。

张干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参观名胜，接受检查，还得到生活用品和返乡费用。回到湖南后，他被聘为省军政委员会参议、参事室顾问，生活逐渐稳定。1963年，张干病重，毛泽东又托人带去药品和钱款，并表示如果不够使用，可以继续来信。

张干对此始终记在心里。

1967年1月21日，张干因病去世，终年八十余岁。临终前，他仍念及毛泽东多年的照料，感叹自己一生没有为革命作出多少贡献，却得到学生长期惦念。湖南教育界人士周世钊后来主持相关悼念活动，并转达了毛泽东对这位老校长的评价与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