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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浩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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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年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丹丹在《聊一波》视频节目中的一段发言引发争议。
针对主持人王波明“灵活就业这个群体有什么社会保障？”的问题，张丹丹表示，我想跟您探讨，通常我们认为正规就业更好，非正规就业或者零工没有保障。但从劳动经济学角度看，他们灵活本身就是一种福利。
她说，正规工作社保待遇非常好，有五险一金，但需要牺牲自由、朝九晚五换来的社保；灵活就业需要的是自由度，是最大化的自我管理和时间自主的选择权，代价就是社保保障相对薄弱，因为他们自己管自己，就不会有单位为他们缴纳社保，或者说为什么要为他们支付这么多东西。
看了张丹丹教授的这番话，我更想说的是，如果张教授真的有这样的想法，不妨可以放弃现在的工作，加入到外卖行业，去追求自己的自由，去自己管自己，免得受北大的管理与约束。而且，还省得去健身房美体，每天高强度的劳动，可以让自己的体型更美、身材更好。
只能说，张教授是饱汉不知饿汉饥、站着说话不腰疼啊，所谓的自由，如果当一名流浪汉，自由度会更高，想到哪里到哪里，想住哪里住哪里，只要不杀人放火、不损害他人利益、不违法犯罪，想怎么样都不要紧。可是，他们的生活怎么过呢？有张教授这样的优厚待遇吗？能开一次讲座就拿几万元吗？
要知道，跑得再好的外卖小哥，一个月也就万元左右，且必须每天送百单以上。如果迟到了，还要被投诉，要被扣分、扣钱。更重要的，他们要冒很大的交通安全风险。而张教授们呢，挂着北大的名，出去开讲座、参加研讨会、评审会等，少则数千元，多则几万元。而且，各种科研经费也是应有尽有，且很多都是研究生们动手写作。
不错，张教授有文凭、有学历、有留学经历，也有所谓的水平，可以居高临下，也可以高高在上。但是，自己有一份很好的工作，也不要去欺凌底层人呀。可以调查一下，有哪个底层人愿意为了“自由”去送外卖、当快递小哥。如果他们也能够坐在办公室，能够拿很高的工资福利，失去自由也愿意啊。
把底层人的痛苦，歌唱成拥有自由，我不知道，张教授口中的自由，到底指的是什么？外卖小哥有自由吗？他们想要多挣钱，就不可能自由。不仅没有自由，而且需要面临交通事故、投诉等带来的风险，只有接不到单时，他们才是自由的。只是，这样的自由，又会面临没饭吃的风险，面临孩子的学费缴不起、老人的医药费付不起的困境。
相反，张教授们的“不自由”，是建立在工资、福利、社会地位等高水平基础上的，是绝大多数人都羡慕的。我不清楚，张教授的家庭背景，从她的言论中可以看到，应当是家庭背景不错的，是根本没有体会过穷人的不易的。穷人的不易，不是不自由，而是有自由，没有自由的条件与资本。张教授们的不自由，也不是真的不自由，而是要求太高的自由，是居高临下、高高在上的不自由。
值得注意的是，张教授2012年到北大任教后，一直关注流动人口与犯罪问题研究。2013年，张教授还获准进入南方沿海某城的一所男子监狱做“留守儿童与犯罪”调研项目。是否对犯罪问题研究多了，对自由的理解也出现了偏差，把灵活就业与监狱服刑进行比较，从而得出灵活就业就是福利好的结论了。如果这样，内心就有点阴暗了。
我倒是希望，张教授能够利用半年或一年时间，直接参与到外卖员行列，送上半年、一年的外卖，享受一下当一名灵活就业人员的自由福利。到时候再来谈谈，灵活就业是一种福利吗？会放弃北大的工作吗？
把别人的苦难当作自己言论的出口，这样的学者，思想是有问题的。北大作为中国的最高学府，需要的不只是有理论知识的教授、学者，更需要了解实情、民情，有温情的专家，要能够站在不同层次人群的角度看问题，要学会代入，而不是高高在上、居高临下。否则，会伤害底层人群的感情的。
所以，希望张教授能够反思一下自己的言论，不要再随口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尤其针对灵活就业人员等底层人群，要多带点感情。可以为他们多发声，而不是把他们的苦难当作自己发表言论的工具。否则，会伤了他们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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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谭浩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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