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朱镕基答记者问》、《朱镕基讲话实录》、《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新华社《朱镕基同志生平》、《至真至诚朱镕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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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28日,胡润研究院公布了当年度的慈善榜单。
一百个名字,九十七个是企业家。房地产巨头、制造业头部、互联网新贵,每一个拎出来都是资产过亿、家世显赫。剩下三个不是企业家的,夹在其中格外显眼。
其中排在第60位的那个名字,捐赠额2398万元,捐款来源一栏写着六个字——著作版税所得。
这个人叫朱镕基。
榜单一出,各大媒体争相跟进。
但这条消息很快就被另一个更重磅的信息盖过了: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公开表示,胡润榜上的数字只是2013年以来的捐款额,截至当时由出版社陆续转入基金会的版税,累计近四千万元,若按实际数额排名,早该进前四十位。
四千万。
一个退休的前总理,靠着写书,按正常版税比例,合法挣了这么一大笔钱。
留着养老,天经地义;给子女,无可指摘;就算存进银行吃利息,也没有任何人能说一个"不"字。
可他偏偏一分没留。
书还没出完,规矩就先立了:所有版税由出版社直接转入基金会,不经他本人手。
这笔钱,从挣下来的第一天起,就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了。
当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拿到那份由出版社出具的第一笔版税转账明细,翻看着那些数字的时候,没有人意识到,这个安静而彻底的动作背后,藏着的是一整个人生——
当那份账单被放上桌面,所有人都没想到,一个捐赠人立下的那条铁律,会让这笔钱绕开他的名字,悄悄抵达几千里外山里孩子的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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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遗腹子、孤儿、清华生——穷苦底色塑造了一个不把钱当回事的人
1928年10月23日,朱镕基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安沙镇和平村棠坡,其出生前父亲已病逝,为遗腹子。换句话说,他这一辈子从未见过父亲一面,连背影都没有。
母亲张氏,于朱镕基12岁期间病逝,此后由其五伯朱宽涛负责继续抚养成人。
父亲早逝、母亲病故,这个孩子打小就没有完整意义上的家。
朱镕基的堂亲朱天池在谈到童年的朱镕基时,评价是六个字:"寡言笑,爱读书。"
寡言笑、爱读书——这六个字背后藏着多少少年时的凄凉,外人很难真正摸到边。
一个连双亲都没了的孩子,在动荡年代靠着族里亲戚抚养长大,开口讲话的机会都少,能笑的理由更少。
能留住的,也就只有书本。
湖南省师大附中保存有一份《湖南私立广益中学学生学籍簿》,档案显示,在毕业考试中,朱镕基名列第一,11门功课有7门得到满分100分,平均96.27分,拿到了全班54人中的"一号文凭"。
对朱镕基的毕业成绩,当时的校长曹孟其颇感惊奇,因而破例将其存入学校档案。
这个成绩放到今天,足以横扫各省市的理工类状元榜单。
朱镕基的堂亲朱畅九当时也在广益中学读书,他回忆说:"朱镕基从来不谈无聊的话题,他关注战局。"
一个十几岁的少年,身边的同龄人在谈吃食、玩闹、打招呼,他盯着的是报纸上的战事进展。
1947年,朱镕基自湖南省立第一中学毕业,在上海考入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主修电机制造专业,并于入学后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先后被推选为班长及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
一个遗腹子,父亲没见过,母亲12岁没了,靠五伯抚养长大,在战乱中几度随学校迁徙,最终以96.27分的平均成绩考进清华——
这条路,没有任何人给他铺垫过,全靠他自己一点一点拔出来。
这段早年经历给朱镕基刻下了一个底色:穷过、苦过、靠自己熬出来过。
穷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熬出来之后对钱的态度也没变。
在他的逻辑里,钱是工具,不是目的;稿费是纸上的数字,不是家底。
这种认知,贯穿了他此后每一个重大抉择。
广益中学迁至湖南常宁后,朱镕基从长沙返校,需要乘船先经过洞庭湖,然后再通过其他水路辗转到达常宁。
八百里洞庭的宽广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成了国家领导人之后,他到洞庭湖视察,看到湖面日渐缩小,还曾感叹,湖比自己上学的时候小太多了。
这个细节很耐看——一个人能记得少年时乘船过洞庭的感受,几十年后还会拿来对照,说明他是那种把过往扎扎实实压在心底的人。
过去经历过什么,会一直在他的判断里发挥作用,不会因为后来位置高了就抹掉。
从棠坡的遗腹子到清华大学的学生会主席,朱镕基走的这段路,就已经替他把价值观锻造完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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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分钟发言换来二十年——他经历过什么,造就了他对"公"的执念
1951年,朱镕基从清华大学毕业,分配到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计划处,担任生产计划室副主任。
1952年,东北人民政府撤销后,他随马洪、安志文等人来到国家计委工作。
在国家计委一开始是管电,1954年到工业综合局担任组长,之后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张玺的秘书。
到了1957年,风云突变。
国家计委党组召开座谈会,时任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亲自到会动员,请大家畅所欲言。
为了避免冷场,有关领导再三让朱镕基发言,说:"你是国家计委党组成员的秘书,你不给党组提意见谁提啊?"
于是,当时29岁的朱镕基站起来讲了3分钟。
这3分钟他说了什么?
他认为,国家计委和地方省市计委的一些领导,在编制计划、预算时,往往不做认真的调查研究,光听下级的汇报,光看下级给出的数据,与实际情况相差很多。
这种主观主义现象正在滋长蔓延,对国家计委的工作有害无利。
但形势说变就变。
1958年1月,朱镕基被打成"右派分子"。
朱镕基的一位同事后来回忆说:"他是被错划的,本来不应该有他,但那时划右派有指标,一时找不到那么多人,就把他拉上了。"
3分钟发言,换来了政治身份的彻底翻转。
国家计委对他的处分:撤销机械工业计划局综合处副处长职务、行政级别调降两级、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
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计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
一个曾经被认为前途无量的年轻干部,在这十年里教了一群老干部数理化,当了一个没有任何实权的工程师,靠时间把日子熬下去。
之后,局势更严峻了。
1970年,朱镕基被下放到位于湖北省襄樊市的国家计委"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
在该集体农场的五年时间里,朱镕基深入中国底层农村社会,从事高强度的农业体力劳动,包括种植小麦、棉花与水稻,并担任过牲畜饲养员、放牧员及炊事员等职务。
1975年,朱镕基回到北京,被分配至河北廊坊的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工作。
先后任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带领一支徒工队伍,从爬电线杆开始培训,直到能安装22万伏特高压输电线路及11万伏变电站。
他带的那帮学徒,没人知道这个教他们爬电线杆的人,曾经坐在国家计委的机关里给副主任当秘书。
1978年9月,朱镕基20年的右派问题终于划上句号。
在正式平反那天,中国社科院组织部门的一位负责人,郑重其事地从档案袋里抽出两张纸,那是定他"右派分子"的材料和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付之一炬。
朱镕基看着那一张张记载他"罪行"的字迹在火中化为灰烬,没说一句话。
没说一句话。
二十年,一把火烧掉了,就这么完了。
平反后,袁宝华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康世恩任主任,两人赏识朱镕基的才干,邀其回国家经委工作。
从这一刻起,被压住二十年的人重新站了出来,再没有停步。
这二十年的挫折没有把他变成一个计较个人得失的人,反而把他打磨成了一个对"公"字有执念的人。
什么是公?
用他自己后来的行事逻辑来说:该是公家的一分不碰,该是国家的一分不留,该是百姓的一分不误。
这套标准,从他重新出发那一天起,就再没有松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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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政上海三年,他做的每件事都和钱有关,但每一分都不是为了自己
1987年至1991年,朱镕基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
接手上海的时候,这座城市的状况相当难看。
1987年12月,上海正值非常困难的时期。
1981年上海的财政收入是171亿元,但到1987年只有165亿元,经济形势堪忧。
此外,当时上海人口增长很快,很多基础设施跟不上,交通、住房、环境污染等问题相当严重,老百姓当中也有很多不满情绪,加上1988年初上海市肝炎流行,有30万人受到感染,形势非常严峻。
六年,财政收入不升反降,还爆发了波及30万人的肝炎。
朱镕基到任时接到的是一个烫手山芋。
1988年5月,朱镕基正式走马上任。
在主持首次市府常务会议上,他提出:上海"需要速度,需要效率,需要果断行事,需要雷厉风行"。
就在这次会议上,他当机立断建立"一个机构、一个窗口、一个图章"审批项目的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
这就是后来被广泛推广的"一窗一章"改革的起源——不是坐在办公室里设计出来的方案,是他在第一次开会时直接拍板的。
在外资审批上精简流程之外,他同时盯着老百姓的饭桌。
朱镕基狠抓"菜篮子工程",实行产供销"一条龙"改革,推动上海初步形成现代化的副食品生产、购销系统。
买菜难在那个年代是上海市民真实的生活痛点,不是一个可以推给下面部门慢慢解决的"小事"。
住房问题更难啃。
他大力推进住房制度改革,在全国率先推行住房公积金制度,提出改造上海旧城区、棚户区的整体构想,为住房商品化改革和强化住房保障工作提供了重要经验。
住房公积金制度——这个今天几乎每个在职员工都熟悉的制度,最早的根在上海,根在朱镕基主政那几年。
在官僚体制治理上,他主张"铁腕治吏",严厉打击贪腐,被媒体誉为刮起"廉政风暴";
在面对投资审批繁琐问题时,他强力推行"一个机构、一个窗口、一个图章"的联合办公模式,大幅提升行政效率,因其在风格果断、常敲桌子催促,获得了"朱一敲"的绰号。
"朱一敲"——这个绰号里头既有对他工作节奏的形容,也有对他不耐烦走官僚程序的侧写。
在上海任上,他不在意自己的绰号好不好听,他在意的是这件事今天能不能办完。
在上海任职的朱镕基就被称为是"腐败分子的阎王爷"。
据报道,仅1988年一年,报请查处的委办局干部达29名,上海出现了多年未见的贪官前往自首的情形。
一年查了29个干部,还有贪官主动来自首——这不是靠喊口号喊出来的,是靠他自己先把自己摆在明处,摆得笔直,才让那些人知道装不下去了。
他在上海的三年多,没有盖一个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工程,没有题过什么豪气十足的词句,没有在卸任前留下一个鸣金收兵的仪式感。
做完了,拍拍手,接着走。
就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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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那句话的前因——一个人用一辈子做铺垫,才能说出这么一句轻描淡写的话
1998年3月19日,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刚刚当选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面对中外记者,说了他总理生涯里最广为人知的一句话:
"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句话当时被各大媒体反复引用,被解读为一个铁腕改革者的宣言。
但背景是什么?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风暴刚刚席卷东南亚,印尼、泰国、韩国货币接连崩溃,市场上人人都在等中国表态,人民币会不会跟着贬值?
国内这边,数以千万计的国有企业工人面临下岗,整个国企改革的包袱压在那里,各方都盯着这位新总理怎么接。
这种情况下,他说了"地雷阵"和"万丈深渊"——他不是不知道前面的难度,他是清清楚楚知道了,还是这么讲。
朱镕基上任后提出"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的系统化施政方针:确保GDP年增长8%、通货膨胀率控制在3%以内、坚持人民币不贬值;
用三年时间使国有大中型企业基本摆脱困境;
同时推行金融体制改革、国务院机构改革,将原有的四十个部委精简裁并为二十九个,国务院机关人员编制精简一半。
国务院机构从四十个精简到二十九个,编制削减一半——这不是画在PPT上的数字,是真刀真枪地裁撤了十几个部委,真实地让几万个机关岗位消失。
1998年,朱镕基在中央一次反腐败会议上说:"反腐败就是要先打老虎后打狼,对老虎决不姑息手软。我这里准备了100口棺材,99口留给贪官,一口留给我自己,无非是一个同归于尽,却换来国家长治稳定发展和老百姓对我们事业的信心。"
99口棺材给贪官,1口留给自己。
放到任何时代,这句话都不是开玩笑的表态——说这种话需要有真实的底气,底气不够,连讲都不敢讲。
1998年,长江发生特大洪灾。
朱镕基赶赴江西九江抗洪一线视察,发现防洪堤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当场怒斥当地负责人:"你们不是说固若金汤吗?谁知堤内是豆腐渣!"
他将有关工程斥为"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并强调"历史是不容欺骗的"。
在那个堤坝前,他不是在表演愤怒,是真的愤怒了。
五年任期,他做了什么、没做什么,2003年3月卸任前,有记者问他希望中国人民在他离任之后最记得他的哪个方面,朱镕基答道:"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
清官,不是贪官。
这是他给自己设的最低标准,也是他觉得最重要的那个东西。
2003年3月,朱镕基正式卸任,彻底退出政治舞台。
此后的数年里,他几乎销声匿迹,极少公开露面,也极少接受采访。
外界对他退休后的状态知之甚少,只知道他在研究京剧,偶尔出现在一些大型仪式场合。
没有回忆录,没有接受名利场的邀请,没有以任何方式为自己保留存在感。
就这么沉下去了。
所有人以为,这个人就这样沉下去了,从此换上一副安静的退休老人的面孔,平平淡淡地过日子。
可就在那几年里,有一件事情,正在悄悄地推进着,直到他说出了那四个字,没有人想到,这四个字会彻底改变人们对这个退休老人的全部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