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什么是真正的人生“奥德赛”？｜照护者说

社交媒体上年轻人中正流行的“奥德赛时期”是个误用。

与毕业数年的同学聊天，她经历失恋的痛苦，靠向DeepSeek倾诉寻求解脱，也看书、看电影、写日记。她说自己今年29岁了，希望能顺利度过人生的奥德赛。

我惊觉，原来“奥德赛”一词还可以这么用。30岁左右的成年人，如何理解这一舶来词汇？

作为一种隐喻，这个从荷马史诗化用过来的词汇被用到早期成年人（通常18岁至35岁）身上，要归功于美国作家戴维·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在《社会动物》（The Social Animal, 2011）一书当中，他总结道：过去人生往往被分成4个时期——童年、青春期、成年和老年，现在则至少可以分为6个时期——童年时期、青春期、奥德赛时期、成年时期、活跃退休期和老年时期。奥德赛时期（Odyssey Years）就是人在青春期和成年时期之间徘徊的那段岁月。

这明显是个错误的命名。布鲁克斯的本意，是用它来描画这一充满漂泊、探索与反复试错的时期。传统意义上的成年里程碑，无论是离开父母家庭、实现经济独立，还是结婚和生育，都一再被推迟，早期成年人的人生状态不再遵循过去“上学—工作—结婚—买房—生子”的线性模式，而更像一段不断调整方向的旅程。

说它错误，并不是认定布鲁克斯观察到的现象不存在。问题在于如何解释这一现象。从社会批判的角度讲，布鲁克斯把年轻人的结构性困境转译为一场浪漫的自我发现之旅，其实是在美化不稳定性，并模糊了主动延迟与被动延迟之间的区别。“奥德赛”本身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文学隐喻：漫长的旅程、未知的世界、不断的冒险、发现的自我，用它来形容年轻人的职业和人生不确定性，会让这种不稳定看起来具有传奇性、成长性甚至英雄主义色彩，因此产生一种意识形态的遮蔽。它让青年在不稳定中自我感动，从而转移了真正的批判焦点，实际上是一种资本主义的障眼法。

最近，这一概念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成为流行语。许多中国年轻人借助它来表达自己所面临的种种不确定性——从毕业后的焦虑、求职过程中的起伏，到对未来人生方向持续不断的困惑与怀疑。在生活方式平台小红书上，与“奥德赛岁月”相关的话题标签达数千万次浏览。

这说明，布鲁克斯命名的这种新的生命阶段，的确能够引发全球性的现实共鸣。换言之，全球年轻人存在某种共同处境：大学毕业后面对不稳定的就业市场，在经济压力与职业变化中不断调整方向，同时持续寻找个人身份和人生意义。

我并不怀疑布鲁克斯确实捕捉到了某种真实的现象。但我不禁想：他归因于奥德赛时期的那些特征——不确定性、未定性和流动性——难道不也是此后人生所有阶段的共同特征吗？这会不会只是换了一个说法，用来描述如今已经降临到我们所有人身上的那种“普遍的动态性”？

如果是这样，那么“奥德赛”并不是一个完全准确的隐喻，因为其所包含的意义，远远超过变化和漂泊。

“奥德赛岁月”的隐喻错位

首先，“奥德赛”并非一种没有方向的流动，而是有目的地的旅程。奥德修斯在海上漂泊十年，并不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他的目的地始终非常明确：返回伊萨卡，回到自己的家园，与妻子、儿子和父亲团聚，恢复原有的身份。这一旅程充满偶然、偏离、诱惑和灾难，但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稳定的终点坐标之下。也就是说，奥德赛式的旅程的核心结构不是方向缺失，而恰恰是：终点明确，但抵达过程充满不确定性。

其次，奥德修斯的漂泊是被迫的，而所谓“奥德赛岁月”容易把漂泊描述为主动选择。奥德修斯并不是一个热爱自由旅行的现代背包客。他想回家，却一次次遭遇神的阻挠、海上的风暴、战争的后果、外部力量的干预，因而被迫不断延长他的旅程。也因此，奥德赛式的体验绝非自由探索，而包含了被延宕、被阻拦和身不由己。这一点其实与今天很多年轻人的现实更接近：他们延迟结婚、无法独立居住、不断转换工作，未必因为享受探索，而可能是受到房价、就业市场和经济结构的限制。然而“奥德赛岁月”这一流行表述常常把这种被迫的延迟重新叙述成一种自我发现。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在上文中会批评它美化了不稳定性。

第三，“奥德赛”是一场回归身份的旅程，而不是创造身份的旅程。奥德修斯在旅途中巧妙伪装、变换身份、失去下属的尊敬，甚至遭遇被遗忘，然而整个故事的基调是：他最终要重新成为那个“奥德修斯”——伊萨卡的国王、珀涅罗珀的丈夫、忒勒马科斯的父亲、拉埃尔特斯的儿子。与之不同，现代的“奥德赛岁月”强调的是身份探索：我是谁？我应该做什么工作？我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也就是说，年轻人是在寻找或创造一个尚未形成的自我；奥德修斯却是在经历种种变形之后，重新确认一个已经存在的自我。

第四，“奥德赛”并不歌颂无尽的开放性，而具有强烈的结束漂泊的愿望。现代社会常把流动性想象成积极价值：保持开放、不断尝试、拒绝定型。但奥德修斯并不把永远漂泊当成他的理想。相反，他甚至拒绝了卡吕普索提供的永生，宁愿放弃不朽，也要回到有限的、会衰老和死亡的人类生活中。这里表达的是一种非常深刻的价值选择：人并不因为拥有无限可能而幸福，人需要的是归属、关系、家园和一个可以结束漂泊的地方。因此，“奥德赛”的真正反面不是静止，而是无家可归的无限漂泊。

诺兰版《奥德赛》剧照

这样看来，将现代青年的流动、试错与不确定性统一在“奥德赛岁月”的旗号下，实际上存在着一个重大的隐喻错位。“奥德赛”并不是对一种没有方向的流动的赞美，而是一场在明确归处之下展开的长途跋涉；不是主动选择的不确定性，而是被命运、神意与外部力量不断延宕的归期；不是从无到有地创造一个全新的自我，而是在身份不断受到侵蚀之后重新确认“我是谁”；也不是把无限可能本身视为人生的最高价值，而是在经历漫长漂泊之后重新发现归属、关系与家园的意义。

如果说现代“奥德赛岁月”强调的是开放性、流动性和持续试错，那么古典意义上的“奥德赛”所呈现的却是一种更为复杂的价值结构。它告诉我们：变化不可避免，但变化本身并非目的；不确定性可以成为旅程的一部分，却始终要保留一个指向归处的方向；身份会在漂泊中因冲击而动摇，最终仍需在与家园、亲人和过往的重新连接中获得确认。

走笔至此，我忽然意识到，与“奥德赛”如影随形的变化与漂泊，并不能被简单理解为现代意义上的“动态性”。奥德修斯一路遭遇的并不是一系列中性的生命体验，而是持续不断的存在考验。与其说“奥德赛”是试错，不如说是试炼。

“奥德赛”是严酷的存在性试炼

试炼指的是一种会把人置于困难、危险、诱惑或极端处境中的经历，它的意义不是让人受苦，更在于检验一个人在压力之下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以及他能否守住某些重要的东西。

很多人把奥德修斯遭遇风暴、海难和怪物看成是奇幻冒险，其实，它们乃是一连串道德与存在的考验。独眼巨人、塞壬、喀耳刻、卡吕普索等，并不仅仅构成旅行中的“新体验”，而是以每一次遭遇，向旅行者提出不得不正面回应的课题，其后又带出一连串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

关于欲望

欲望的试炼在于，当欲望不断改变人的注意力、判断和行动时，人还能否分辨自己真正想要什么，并决定什么值得追求、什么必须拒绝。

人究竟能控制欲望的哪一个环节？面对即时快乐与长远目标的冲突，人能否延迟满足？当一种欲望足以让人忘记自己的使命时，人是否还会记得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人应该追求自己能够拥有的一切，还是需要懂得什么东西必须予以拒绝？人有没有能力判断何为足够，并知道何时停止？

关于诱惑

欲望出自人的内部，诱惑则往往来自外部世界：它以某种看似美好的形式现身，向人提供一种更轻松、更快乐、更自由、更完整的生活可能。真正危险的地方在于，诱惑很少以痛苦的面目出现，总是用眼前可触的幸福，去交换一个遥远却更加重要的目标。

当诱惑以幸福、自由、享乐甚至永恒的形式出现时，人能否辨认它究竟是礼物还是陷阱？如果一个选择能够让人获得短暂的快乐，却使人远离自己的归属，人是否仍然应该选择它？一个选择的真正代价，是否往往不会在选择发生的当下出现？一个人如何区分“我想要的生活”和“诱惑让我以为我想要的生活”？如果我知道某种东西会毁掉自己，为什么仍然想要它？如果我知道自己无法控制某种诱惑，是否应该提前离开它？

关于智慧

智慧不是全知，而是对有限性的清醒认识。智慧所试炼的，是一种在有限知识中行动的能力。

面对未知和危险，人究竟应该依靠力量、勇气，还是判断力？最有力量的人，为什么仍然可能作出愚蠢的决定？什么时候坚持是勇气，什么时候坚持只是拒绝承认现实？真正的智慧是否意味着知道什么时候行动、什么时候等待、什么时候逃跑？人在陌生环境中如何判断谁值得信任？面对不同意见，如何判断谁更接近事实？当自己无法掌握全部信息时，如何做出足够好的决定？最大的盲点会不会正是自己？

有智慧的人知道自己的认知边界，在行动与等待、冒险与退让、信任与怀疑之间作出权衡，并在现实证明自己判断有误时，有能力重新开始。

关于自我控制

自我控制并不只是忍耐或克制，而是指个体为了实现较长期的目标，能够调节自己的情绪、思维和行为，不完全被即时冲动所支配。人有情绪本身并不等于失控，真正的失控发生在情绪直接取得行动的决定权之时。因而，自我控制的试炼，考验的是我是否能在情绪之中行动，而不是完全由情绪推动。

那么，人在极端环境中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吗？愤怒、恐惧、嫉妒和骄傲是否会使人失去原本的判断力？当外部世界不断刺激人的本能时，一个人还能否按照自己的价值而不是自己的冲动行动？知道自己无法控制什么，是不是比知道如何控制更重要？当我无法控制结果时，我能否停止徒劳地控制结果，转而控制自己的判断和回应？

关于身份

身份不是一个永远不变的自我内核，而是人在时间中不断变化、选择、修正和承担之后，仍然能够把过去、现在与未来连接起来的连续性。

环境究竟可以改变一个人到什么程度？变化之后，我还是我吗？一个人可以拥有多少个不同的社会身份，而仍然保持同一个自我？如果没有人认识我，我是否仍然知道自己是谁？如果失去重要关系，我还是原来的我吗？如果成为另一个人会更幸福，我是否愿意？身份是我认为自己是谁，还是我实际做了什么？身份究竟是由自己拥有，还是也需要被他人看见和承认？

关于记忆

身份无法完全脱离记忆。身份所需要的并非完整的记忆，而是某些能够构成自传性连续性的关键记忆。一个人记得自己曾经爱过谁、失去过什么、做过哪些选择、承担过哪些责任，这些记忆共同构成了其对“我怎样成为现在这个人”的理解。人的记忆必然会遗忘、选择、重构，甚至出现错误，但我们仍然会不断从记忆中挑选重要事件，将它们组织成一个关于“我是谁”的故事。

人需要记住什么，才能维持“我”的连续性？如果我忘记过去，我还是原来那个我吗？如果过去的记忆变得模糊甚至不可靠，我们凭什么确认自己的身份？人是否能够真正摆脱过去，还是只能学会与过去共同生活？我们应该记住痛苦，还是应该允许自己遗忘？遗忘是一种解脱，还是一种身份的丧失？记忆究竟是在保存身份，还是在不断重构身份？

关于忠诚

忠诚作为一种试炼，所考验的是一个人在时间、距离、诱惑、环境变化和身份变化中，能否维持与某个人、某种关系、某项承诺以及某套价值之间的连续性。

人在长期分离之后，是否仍然能够忠于某个人、某段关系或某种承诺？时间会不会改变承诺的效力？忠诚究竟是对过去的自己负责，还是对现在的自己负责？忠诚是否意味着拒绝所有新的可能性？当背叛能够带来更大的幸福时，忠诚还有意义吗？忠诚是不是以牺牲一部分自由为代价？忠诚是否总是值得的？

关于损失

一旦构成人的生活、身份和关系的东西被一件件剥夺，一个人还能凭什么继续确认自己是谁，并继续向前生活？在此，损失比危险更深刻，因为危险可能过去，损失却会留下一个无法恢复的空缺。

像奥德修斯一样，在不断失去同伴、财富、身份和安全感之后，人还能保留什么？哪些东西一旦失去就无法恢复？一个人如何与不可逆的损失共同生活？死亡为什么构成最彻底的损失？为什么是我留下来？如果一个人失去了自己最珍视的东西，生活为什么还值得继续？接受损失是否意味着承认自己失败？什么时候应该继续追寻，什么时候应该接受失去？

关于牺牲

损失强调被夺走了什么，牺牲则追问一个人愿意主动放弃什么，以及他为什么认为这种放弃值得。

当两个重要的东西无法同时保全时，人究竟选择守住什么，又愿意舍弃什么？如果没有真正的损失，牺牲还成立吗？什么东西足以让人认为自己的牺牲是值得的？一个人在极端处境下还能拥有多少真正的选择？如果牺牲会摧毁自己，我是否仍然有义务继续？不愿意牺牲，是不是意味着不够爱？一个人的价值观是否最终体现在他愿意放弃什么上？当你放弃的东西极其诱人，而你选择保全的东西又无法立即给你回报时，你还会选择牺牲吗？为了未来牺牲现在，值得吗？没有意义的牺牲还是牺牲吗？

关于命运与选择

谈到这一点，几乎总会触及“人到底有没有自由意志”这样一个抽象的哲学问题。

人的一生究竟有多少是命运决定的，又有多少可以由自己改变？当外部力量远远超过个人能力时，自由意志意味着什么？真正的英雄主义是战胜命运，还是在无法改变命运的时候仍然选择行动？当外部世界不断缩小一个人的可能性，有可能完全取消一个人的选择吗？人在无法控制结果的情况下，是否仍然可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如果一个目标已经不可能实现，继续追求它究竟是坚韧还是徒劳？责任究竟建立在“我可以改变结果”之上，还是建立在“我能够选择自己的行动”之上？假如一个人能够意识到自己为什么会这样选择，是不是已经获得了一部分自由？

最终我们会发现，在奥德赛式的旅程当中，命运试炼的核心并不是人能否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而是当人无法成为命运的主人时，他是否仍然能够成为自己行动的主人。

孤独、关系与归属：人生之弧

由上可知，“奥德赛”与现代意义上的试错——尝试不同工作、不同城市、不同生活方式，再根据结果不断调整自己的选择——相去甚远。试错的前提，是把不同选择视为可以比较、可以替换的选项；试炼面对的却是那些无法轻易退出、无法重新开始的处境。人在试炼中遭遇的往往不是“哪一种生活更适合我”的选择，而是失去、失败以及无力控制的命运。它迫使一个人在极端条件下暴露自己的欲望、弱点、判断和底线。在此，喜欢什么已经退居次要位置；真正需要面对的是，当喜欢的东西、熟悉的环境和原有的生活被一一剥离后，一个人究竟还能保留下什么。

而这些也意味着，试炼最终考验的并不只是人的内在意志，还考验人与他人以及与某个“归属之地”的联系。如果一个人被迫独自面对未知，问题便会从我是谁进一步转向我与谁相连、我属于哪里。“奥德赛”中的漂泊自然将我们引向关于孤独、关系与归属的一组更深层的问题。

奥德赛式的旅程总是孤独的。人在陌生环境中面对危险时，不仅失去了熟悉的坐标，也可能失去能够确认自己、理解自己和支持自己的他人。在“身边没有人”的情况下，一个人能够承受多大程度的孤独？在失去关系性支撑之后，独自维持能前行多远？孤独会不会改变他理解自己和他人的方式，甚至重新塑造他的性格？没有他人的回应、确认与支持时，他还能否相信自己的判断？当恐惧、失败和不确定性无法与任何人分享时，他又能否独自消化这些经验？

归根结底，人究竟需要多少他人的存在，才能维持对“我”的确认？如果一个人长期处于无人认识、无人期待、无人可以依靠的状态，他还能否保持原来的自己？而当孤独最终成为一种生活状态时，一个人靠什么抵抗与世界的断裂，继续相信自己仍然属于某个地方、某些人，以及某种共同的生活？

这暴露出关系对于人的重要性。我们需要意识到，“奥德赛”的主体并不是孤立的自我发现者，而是被关系定义的人。奥德修斯的归乡，并非为了实现个体意义上的“做自己”，乃是因为他属于一张关系网络：妻子、儿子、父亲、家园、臣民和共同体。“伊萨卡”是一个地理终点，更是一个关系性的归属结构。它意味着熟悉的人、共同的记忆、承担过的责任以及一个能够确认“我是谁”的生活世界。

相比之下，现代青年叙事往往把二三十岁描述成一个高度个人主义的阶段：先找到自己，再决定关系、家庭和责任。“奥德赛”则呈现出相反的逻辑：脱离关系并不一定导向发现自我，自我是在回到自己应当承担的关系和责任时才重新完整。

在古典传统中，“奥德赛”几乎总是与“归家”（希腊人称为nostos）相连。人为什么需要“家”？家究竟是一个地点，还是一种关系、一套身份和一种被需要的感觉？如果一个人拥有自由，却没有归属，这种自由是否会给人带来幸福？人在世界上究竟需要的是更多可能性，还是一个可以返回的地方？

归家，意味着有人等我回来；归家，意味着重新被别人认出来。我之所以把某个地方称为家，不仅因为那里属于我，也因为那里有人把我的回来视为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的缺席曾经被感受到，我的回来仍然值得期待。然而，因为有人等你回来，也意味着你对这些人负有回应的责任。你和家的关系既是旅程中的负担，也是支撑旅程继续下去的理由。

归家并不意味着简单地回到“从前”。因为经历过漫长漂泊的人已经发生变化，带着新的经验、伤痕、判断和记忆回来；等待的人也可能发生了变化，家本身或许变得也大不相同。如果我已然改变，那个地方还会接纳现在的我吗？如果过去已经无法恢复，我还能不能重新建立一个家？

这种恼人的问题也解释了为什么归家往往伴随着一种复杂的情绪。一个人真正回到家时，面对的并不只是熟悉，也可能是责任、亏欠、承诺以及无法改变的过去。家不是一个可以随意进入、又可以完全不承担任何关系的避难所。回去，就意味着重新进入共同生活，重新面对那些曾经被自己暂时搁置的关系。

归家甚至可以被看作“奥德赛”所有试炼的最后回答。孤独考验一个人能否在无人陪伴时维持自己；记忆考验一个人能否记住自己从哪里来；忠诚考验一个人能否在长期分离中守住重要的关系；命运考验一个人在无法控制的世界中能否继续选择；而归家最终追问的是：经过这一切之后，我是否仍然拥有一个可以回去的地方，以及一群能够认出我的人？

诺兰版《奥德赛》剧照

因此，奥德赛式的家并非一个静止的空间，而是一种被等待、被记得、被认出、被接纳，同时也需要承担责任的关系状态。人真正渴望返回的，是那个能够对他说出“你回来了，我们知道你是谁”的世界。这里的“你是谁”，与其说是因为经历更多找到了自己，不如说是在经历更多之后，守住了那个使自己成为“我”的东西。真正的“奥德赛”绝无浪漫可言，它是一个人在无法控制的力量不断令其偏离原有生活时，仍然试图找到方向、重新建立归属的过程。

它不是单纯的“流动”，而包含着一整套丰富的文化意涵：离乡、漂泊、诱惑、失落、身份维持、记忆，以及最终的返乡。尤其重要的是返乡——“奥德赛”不是无限漂泊，而是一种以回归为终点的曲折旅程。

所以，所谓的“奥德赛岁月”并不是青春期之后、真正成年之前的一段特殊插曲，而是整个的人生之弧。布鲁克斯的分类法割裂了人生中的不同阶段、事件和变化，其实它们并非完全彼此孤立，而可能在回望时呈现出某种连续性、方向感和意义上的关联。

比如，一个人经历童年的成长、青年的探索、中年的责任与转折、晚年的理解与回顾，这些阶段并不会按照一条平滑、笔直的路线展开。其中会有上升、下降、偏离、停顿甚至断裂，但仍然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整体。在这个意义上，人生就是一场持续终身的“奥德赛”。

即便如此，我还是想说，如果把“奥德赛”理解为一种有明确方向、充满不确定性、并不断经受试炼的生命结构，那么相对于把青年时期的职业探索、城市迁徙和生活试错称作“奥德赛”，人生后半程面对衰老、疾病与死亡，或许才更接近这个词的原初含义。为什么是这样，容我下期专栏为君细说。

胡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