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里长出的那根骨刺

奶奶走了，才走不久。她八十六岁，在病床上熬了五年。

五年，说长不长，够一个娃娃从学拼音到能写作文；说短不短，够一个人的记忆被时间一层一层盖上灰。

我是她孙子。她走的那天我没哭，心里却像被挖走了一块什么东西——说不上疼，就是空落落的。直到追悼会散场，那些说好话的声音渐渐远去，我才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开始认认真真地想起她来。

往前倒一倒，她五十五岁那年我刚落地。等我真真切切记起她的模样，她已经六十上下了。六十岁的奶奶，头发还没有全白，腰也还没有弯，嗓门倒是大得很，隔着半条巷子都听得见她骂爷爷的声音。那声音又尖又急，像一把用了太多年、磨得锃亮的刀，劈开巷子里午后的沉寂。院内坐着择菜的老太太抬起头来，又低下去了——都听惯了。

可我记得最多的，不是骂声，是香味。

奶奶的香葱肉丝面，是一绝。面条是市集上买回来的精细白面，下到滚水里翻几个身就捞起来，铺上一层炒得滋滋冒油的肉丝，再撒一把翠绿的葱花——那绿是刚从地里掐回来的绿，水灵灵的，往热面上一搁，香气就顺着楼道飘出去了。还有一样：红薯丝掺了面粉和鸡蛋，和在一块儿下油锅，炸得金黄金黄的，外头酥，里头软，咬一口，能一直甜到心里去。

追悼会上有人提起奶奶的厨艺，我使劲想了想——记忆这回事真是怪，它分明搁在那儿，近到你能闻见那股香，可就是够不着，像隔着一层毛玻璃，你拼命擦，里头的影子晃来晃去，偏是看不真切。

不过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小学三年级之前，奶奶到学校给我送过饭。拿的是一个八宝粥的铝罐子，洗得干干净净，装了满满一罐蛋炒饭，上头还搁了些菜——是什么菜，年月太久，已经忘了。学校的铁门很高很大，她进不来，我也出不去。就这么隔着一道门，她把罐子递过来，我蹲在门里边，一勺一勺地吃。那天的阳光大概很好，铁门的影子落在地上，一格一格的，像把时间也一格一格地隔开了。

放假住在奶奶那儿的日子，隔三差五，她会塞给我五毛一块的零花钱。什么也不说，往我手心里一搁，转头又去忙她的了。我便跑去巷口的小卖部买零嘴吃。我爸妈是断不会给这个钱的。

那时候顶快乐的事，是吃过晚饭后和爷爷奶奶一块看电视——《西游记后传》、抗战剧、古装剧，大多是湖南台放的，每晚固定两集。爷爷奶奶各坐一把老旧的竹椅，我呢，随自己高兴——有时搬个小板凳，有时窝进沙发，有时爬上竹椅，全凭那天的心情。电视机的光一闪一闪地打在墙上，外头的天黑透了，什么都看不见。看完了，大家各自回屋睡觉。爷爷奶奶睡了，我也就爬床上去了。

那个年代，天黑，一天就过完了。

我妈后来总说，小时候不用管我吃和睡。她大概不清楚，吃饭是爷爷奶奶管的。她记得的是下班回来我常常一身脏兮兮地蜷在床上——她是心疼的。可她也许忘了，天黑有人管我吃饭，管我饭后的那一点盼头。没人管的，是洗漱。

写到这些，我发觉，我想起来的全是奶奶的好。可奶奶不总是这样的。

她一辈子骂骂咧咧。别的记忆要细细回想，爷爷挨骂这件事却不用——它自己会跳出来，清清楚楚的，像昨天才发生的。爷爷被骂得受不了了，回几句嘴，走开；过一会儿回来，接着挨骂。很多时候，大约也没什么像样的缘由。不光爷爷，儿子、女儿，应该也都挨过。

我有两个姑姑。我妈和我奶奶关系坏到明面上那些年，姑姑们对我妈是有意见的。我当时还小，大约是小学或初中的年纪，没想那么多，只觉得自己在替公道说话——“你行你上”。

后来两个姑姑各自把奶奶接回自己家。结果是一样的——住不了多久，家里便闹得不消停，有一家甚至闹到要离婚的地步，终究又都送了回来。自那以后，姑姑们没有再对我妈说过什么，大约是懂了。

倒回去看，奶奶是念过高中的。建国初期的高中生，放在那个年月，比现在的博士还稀罕。她写得一手好字，说起话来也有条理——只是后来天公不作美，三年光景不好，又赶上十年动荡，家里沾了点地主的边。也许是祖上传下来的几亩薄田吧，成了压在她身上的一座山。批斗，打压，一个年轻女子在那样的风浪里，能撑过来，骨头里都磨出了茧。最难的时候，她把儿子，也就是我爸，放到隔壁邻居家寄养，自己带着两个女儿守在那间老屋里，一天一天地捱过来。

这些事，奶奶从来不讲。她只是骂。骂了一辈子。

后来，家里人慢慢有了共识——奶奶这大约是癔病。这个判断，是一群被她伤过也爱过的人，用了大半辈子一起得出来的。并不是落在纸上的诊断，谁也说不好从哪一年开始，大约是被批斗的时候落下的根。日子好过了，病却没有好。也不知奶奶想起什么，有时一个人也自咒自骂。心里长出的那根骨刺，晚年照样伤人。

奶奶病榻五年，两个姑姑少有管问。要说打分，这份答卷她们大概是及不了格的。我也知道，她们挨过的骂，大概只比爷爷少一点点。那些骂声摞在一起，一层压一层，一年压一年，早把人心推远了。

不是不孝——是被伤透的心，回不去了。

我有时候想，不知道她们记不记得，当年最难的时候，重男轻女的年月，被送出去的不是她们，是我爸。奶奶把两个女儿留在了身边。她骂了她们一辈子，可最苦的时候，没有松手。

她的骂声不是脾气，是长在骨头里的刺。她自己拔不出来，靠近她的人，却免不了被扎伤。没有人能忍受身边一直有个人骂骂咧咧——除了爷爷。爷爷忍了一辈子。我不知道那算不算爱。也许是，也许不是。爷爷自己大约也没琢磨过这个问题。

我妈是挨扎最多的人。

我妈和我奶奶的恩怨，是一笔算不清的账。从坐月子开始，到后来搬出去住，再到跟我爸离了婚。我妈心里攒了太多事，攒了一辈子，时不时会到我这儿来说。

我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地听着。听久了，多少会被影响。但我有个认死理的毛病——听完了，还是要用自己的脑子去想：被苦难揉搓了半辈子的奶奶，她的刺，大约不是用来伤害谁的，是用来活命的。

离婚之后，两家没了交集。但我能感觉到，有些东西在慢慢变。我妈嘴上总是念叨，心里早软了。只是木已成舟，碍于身份，她伸不了手了。

有一回我媳妇做了些我消受不了的事，正要发作，我妈却在旁边打圆场——“年轻不懂事，以后就懂了” 。我愣了愣，这个一辈子陷在婆媳仇恨里的人，在替她儿媳说话。

她受过的苦，大约都改成了——不要让后人再受一遍。

我有时候打趣我媳妇：这世上最知道要爱护儿媳的人，就是我妈。可我媳妇也有她的抱怨。从月子里各种事到日常琐碎，我都听着。我是亲历者，我知道两边都有理。

女人啊，何必为难女人。冤冤相报何时了——这句话我在心里翻来覆去说过很多遍。轮到自己的小家，我唯一能做的是讲道理。最后发现道理是讲不通的。

那就我错了吧。认个错，换一份太平。

三代人，三代婆媳。奶奶用骂声筑了一道墙，把自己和所有人都困在里头。妈妈被那堵墙压了半辈子，却给我媳妇开了一扇门。而我站在门边，看着这一切，不知该说什么。

但我妈跟我说过一句话。她说——“你奶奶这辈子，唯一没有骂过的，大概就是你。”

当时不觉得稀奇，甚至没在意。现在想起来，这话像块石头沉甸甸地搁在心里，越来越重。

我又记起一件小事。

有一回，奶奶骂爷爷，骂得特别凶，声音又尖又急，像碎玻璃碴子往墙上砸。我站在旁边，不知怎么被吓哭了。奶奶低头看了我一眼，就那么一眼，脸上的怒气像被一阵风突然吹散了，马上换了笑脸，蹲下来哄我。声音软得不像她，骂声就此停了。

她把对全世界的刺都收起来了——对我一个人。这个在苦难里长满了刺的女人，把唯一软的一块地方给了我。她不会说温柔的话，不会做好看的姿态。她的温柔，是骂骂咧咧的间隙里漏出来的那一点点光——一罐蛋炒饭，几张毛票，骂声中忽然停住的那个瞬间。

太少了，太容易被错过了。可回头去看，它全在那儿。

窗外的天暗下来了。追悼会的声音早散尽了。

我想起小时候，天一黑，爷爷奶奶睡了，我也就睡了。那时候觉得日子很长，长到看不见头。巷子里有炊烟，有电视机的光一闪一闪，有奶奶骂人的声音忽远忽近地响着，日子像夏天的黄昏一样，慢悠悠的，永远不会完。

现在才知道，日子过得真快。快到你还没来得及看清楚那个骂了一辈子、却从没骂过你的人——她就走了。（作者：敖 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