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威胁论”何以威胁中国？——一种基于情动政治理论的修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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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几年，涉“中国威胁论”的传播实践浪潮迭起，成为多国在全球范围内打压中国的重要修辞现象。本文基于情动政治理论揭示了该言语行为产生现实修辞效果的内在动因：利用非线性时间观，激起公众对未来的恐惧感，促使虚构的威胁在政治舞台上占据主导地位；运用非逻辑预设修辞，为先发制人行动提供合法性；借助情感—身份符号象征转换，推动全球新冷战秩序形成。为应对这一修辞实践的挑战，我国需要重新审视全球舆论场的情动逻辑，利用积极的“希望情感”化解消极的“恐惧情感”，推动“中国机遇论”话语的形成，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对华友好情感共同体的生成与联结。

作者简介

甘莅豪，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

王豪，华东师范大学国家话语生态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数字智能技术与新闻传播学发展及知识生产范式变革研究”（项目编号：24&ZD317）的研究成果。

一

引言

随着国际格局深刻变革，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一直是舆论与政治论争的焦点。自冷战后，作为西方对华战略打压与舆论攻击的主要工具，“中国威胁论”伴随中国崛起与西方相对衰落而不断升温。2015年以来，以美国为推手引发的对中国崛起的负面讨论甚嚣尘上。其间，《美中军事实力对比：1996—2017年的军事、地缘政治和力量均势演变》《锐实力：上升中的威权影响力》等重要涉华报告相继推出，同时，一系列宣传“中国威胁论”的书籍出版，如《百年马拉松：中国秘密战略争夺全球超级大国地位》《中国的挑战：塑造崛起中的大国的选择》等。“中国威胁论”持续发酵、广泛传播，甚至被印度、日本和部分东南亚国家频繁采用。2017年，特朗普政府首次将中国明确列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后，开始在全球舆论场全面构建以“中国威胁”为核心的战略叙事框架，掀起针对中国的负面言论与压力浪潮。2025年初，特朗普重返白宫，其新任国家安全团队进一步强化对华强硬立场，“中国威胁论”在文化、经济、科技等多领域卷土重来。当前，国际权力结构加速重组，地缘政治矛盾频发，中美贸易战2.0持续拉锯，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新兴领域科技战加剧，新一轮“中国威胁论”来势汹汹，在延续“价值观挑战论”“政治文化渗透论”“科技窃密论”等传统论调基础上（信强，陈宸，2021），又衍生出“中国核武威胁”“经济胁迫论”“中国供应链威胁”等新变种，持续放大对华负面叙事。这些叙事模式有力地主导着中国国际形象的传播话语，已成为损害中国形象与煽动中外紧张关系的主要推手。可以预见的是，其未来仍将长期成为美国有意误导全球舆论、重塑新冷战秩序的重要抓手。

反观国内现有对“中国威胁论”的研究，大多成果是结合经验案例以揭露西方污名化中国的问题，主要关注策略手段、出现根源、影响与应对四个层面（孟献丽，2021；钮维敢，贾梁，2021；张永红，2022）。在认识到该论调系西方国家转嫁国内危机、维护霸权地位，同时遏制中国发展、强化战略防范手段的基础上（王新影，宗思言，2024），学者们围绕“中国威胁论”重点探讨了他国抹黑中国所采取的多种话语策略，如树立国际安全二元论、否定或歪曲中国意图、诉诸道德评判，以及塑造政府宣导为主、公共传播为辅的传播路径等（施旭，郭海婷，2017；汤景泰，史金铭，2022），并进而剖析其影响，提出应对建议。

尽管目前学界已对微观话语策略有不少探讨，但鲜有研究宏观分析“中国威胁论”话语本身。也就是说，相关研究并未深入揭示该话语生产传播背后的底层逻辑，缺乏对其修辞力量与作用机制的系统分析，即前述“手段—影响—应对”的智库风格分析框架存在明显的视角缺口，难以回答“中国威胁论”为何能在全球掀起持续而强烈的浪潮。与此同时，既有研究多从国际政治、权力结构、意识形态对抗或国家利益博弈等宏观视角解读“中国威胁论”的生成与传播，虽能揭示其背后的利益动机与政治逻辑，却普遍忽略了话语本身如何通过情感运作、修辞策略与意义建构，实现持续扩散与广泛认同。换言之，现有解释往往偏重“理性—利益”框架，而较少关注“情感—话语”层面的深层动力，难以充分回答：为何“中国威胁论”能够跨越国家、文化与制度差异，长期保持舆论穿透力？为何看似缺乏充分事实依据的论断，却能不断激发公众恐惧、焦虑与戒备情绪？

正是基于这一理论缺口，本文拟从情动政治的视角切入，深入剖析“中国威胁论”话语的修辞建构力量及其内在运行逻辑，以期弥补现有研究在话语动力、情感机制与传播效能上的解释不足。本文认为，情动政治恰恰是理解“中国威胁论”能够长期有效地对中国形成舆论压力，并被多国政治与舆论场广泛采纳与传播的关键所在。依托情动政治的理论透镜，结合以新修辞学为核心的分析视角（甘莅豪，2018；胡范铸，2015），本文进一步将“中国威胁论”的话语生产与传播过程，理解为一种典型的群体性言语行为：它并非简单的信息传递或观点表达，而是由特定主体在特定国际政治语境中，基于共同意图与情感导向所展开的言说实践。这种言说不仅试图描述与定义“事实”，更在持续进行情感动员、意义建构与权力运作，最终转化为具有真实政治效果与社会后果的行动性话语。显然，与以往遵循文本分析或话语分析路径对“中国威胁论”进行微观、静态分析不同，这一视角旨在强调“中国威胁论”并非简单的文本符号或孤立语篇，而是一种情动力量驱动下宏观话语实践的产物。换句话说，本文意在将“中国威胁论”视为一整套宣传语言，分析其如何在话语、认知及实践这一交织流动的链条中，操纵公众情感，营造恐惧氛围，牵动特定的社会行为动势，并最终服务于某些国家遏制中国发展和崛起的目的。

二

情动政治的理论承递及逻辑框架

“情动政治”概念源自哲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后经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费利克斯·加塔利（Félix Guattari）和布来恩·马苏米（Brian Massumi）等拓展，强调作为一种半意识现象，情动能对主体行为和政治生活产生深远影响，即情动不仅是个体内在的生理和心理过程，还是一种超出自我的、在主体之间持续生成、流动并牵引潜在行为动势、影响社会和政治行为的重要力量。它可以作为一种政治资源被积极规划，并成为权力实践的重要场域。

具体来说，斯宾诺莎（1927/2011：97）首次引入了“情动”这一哲学概念，它指的是个体在与外界相遇时所经历的身体感受，既包括主动的体验，也涵盖被动的影响。这种相遇不仅引发前意识层面的感受变化，还塑造了个体的观念和行动能力。在斯宾诺莎看来，情动不只是个人层面的现象，更是一种深刻的社会力量，它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他还进一步认为，这些情动所导致的个体间力量的互动与博弈，构成了国家和社会结构的基础（宋一帆，2023）。德勒兹在介绍斯宾诺莎思想的著作中进一步阐释了情动概念，他将情动置于“流变—生成”的理论框架，强调情动是“存在之力（force）或行动之能力（puissance）的连续流变”（德勒兹，1978/2016：6），将其视为观念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即情感在观念之间流动，并将观念联系起来，能够在前意识阶段影响身体和行为（德勒兹，1978/2016：10）。这种认识拓展了“情动”在实践伦理或行动层面的意涵，使这一概念被认识到“对反思历史、政治和现实都有非常大的意义”（张锦，2020）。

其后，这一理论体系经过马苏米发展，进一步强调了“情动的自治”。马苏米（2002/2012：37-38）观察到情动在“虚拟”层面（即“那些太快而来不及发生的事情”“是一群热切的发端和趋向、是潜能的领域”）的参与，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政治情势并非以逻辑或者理性的形式生成，而是依靠前意识的情动。他认为情动是影响与被影响的力量，是原始的政治，它涉及政治的最初骚动，充满了生活的强烈感（Massumi，2015：9），强调“重新思考意识形态之后的后现代权力，情感是个关键”（马苏米，2002/2012：54）。也就是说，政治情势来源于虚拟性语境，其并不关心实际指涉，却会对现实语境产生触动，从而产生实际和虚拟之间的互动，并深刻影响人类政治进程（Massumi，2015：7-10）。这种理论发展有助于研究将被深刻感受的欲望和经验置于更广阔的历史境况中，识别和聚焦其中某种潜在的行为动势、权力机制与变化着的互相作用，以对那些弥散的、表达粗略的或难以归入某一特定情感类别的欲望、行动和经验进行理论化（Kuan，2023：322）。

其实，情感对政治的影响在古希腊时期就被关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就包含了情感对道德判断和政治演说的重要性，认为政治家一直以来都借助人们的情感来塑造舆论和获得支持（亚里士多德，1926/2003：9）。而随着大众媒体的快速发展，现代政治管理术已变得方法更细微、目标更长远，即国家和其他政治行为者成为情感技术的熟练操纵者，他们能够准确计量和调节公共情感以达到特定政治目标。显然，情动政治这一概念为理解当代政治、文化与社会权力机制的运作方式与考察路径提供了关键转向，反映出政治领域中对情感性力量进行管理和利用的新趋势，对于解释当下的政治话语现象和政治言语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中国威胁论”视为整体性宏观话语，聚焦其在特定国际环境中生成的政治动员机制，重点考察该话语生产与传播过程中，作为言语行为的内在动力及社会效应转化逻辑。为构建这一分析框架，需首先对核心概念“言语行为”进行理论重构。当前学界对“言语行为”的研究主要存在两条路径：心理学行为主义学派将其视为“刺激—反应”的机械应答，而日常语言哲学学派则提出“言语即行动”的核心洞见，强调言语的意向性与社会效应（甘莅豪，2018）。此后，胡范铸等学者提出“新言语行为”理论，进一步凸显出言语的社会效果（胡范铸，2024）。然而，现有研究大多仍停留在对命令、承诺、道歉等具体言语行为的微观分析，难以有效解释宏观话语层面的传播现象，特别是对于像“中国威胁论”这样跨国界、跨媒介，并通过长期累积而形成影响的“威胁”话语实践，该理论显得力有不逮。正是这种局限，构成本文展开创新性研究的出发点。

本文的核心理论突破在于，将福柯的宏观话语理论、情动政治理论与言语行为理论进行系统性整合，开创宏观话语生产与传播层面的言语行为研究新思路。一方面，福柯（1969/2003：20-59）关于话语作为“权力—知识机制”的论述，首次在宏观历史语境中揭示了话语对社会秩序与权力关系的建构功能，为突破“言语行为”局限提供了理论基础——其对话语整体性、连续性的强调，使宏观话语层面“言语行为”的概念建构成为可能；另一方面，马苏米情动政治理论进一步指出，宏观话语可通过触发集体情绪、营造社会氛围实现政治动员，这一观点为解析宏观话语的社会行动效力提供了关键线索，明确了“情动触发”在话语向实践转化中的核心动力作用。

基于上述理论整合，本文提出“中国威胁论”的生产与传播本质上是一种宏观话语层面的“言语行为”。这一界定的创新价值体现在三方面：其一，突破言语行为研究的微观局限，将其拓展至宏观话语分析层面；其二，以“情动触发”为纽带，构建“话语—认知—实践”的转化链条，揭示宏观话语产生真实政治效应的内在机制；其三，通过福柯宏观话语理论与情动理论的双重支撑，使言语行为理论能够有效解释跨国界、长周期的宏观话语传播现象。这种“宏观话语—情动机制—言语行为”的三维分析框架，不仅能为“中国威胁论”的研究提供新视角，也为宏观话语现象的社会效应分析开辟新路径。

具体来说，“中国威胁论”作为情动政治的典型话语，其关键机制在于通过操纵情动过程实现有力的国际舆论动员。该话语体系经由非线性时间修辞、非逻辑预设修辞与符号化象征修辞等多重机制联动，在话语、认知、实践三个层面构建起从情动激发到政治实践的系统性动员路径。在话语层面，非线性时间修辞重塑时间结构，结合选择性叙事，将虚拟的未来威胁即时化为当下危机；非逻辑预设修辞绕过理性论证，以极端化措辞和夸大描述激发集体焦虑；符号化象征修辞通过“红色威胁”等符号制造恐惧氛围，唤醒全球受众情感共鸣。在认知层面，非线性时间修辞反复渲染“迫在眉睫”的危机感，强化公众对“中国威胁”的心理逼近；非逻辑预设修辞通过灌输反华论调，深层植入敌对的认知框架；符号化象征修辞扩散刻板印象，构建敌对的集体性无意识。在实践层面，非线性时间修辞激发“遏制中国”政策，将抽象威胁转化为具体措施；非逻辑预设修辞合法化反华措施，推动舆论向“先发制人”政策转变；符号化象征修辞促成反华政策系统化，重新建构新冷战国际秩序，压缩中国在全球博弈中的行动空间。三者协同形成螺旋式情动链路，从情动激发到认知固化再到政策实践，加剧中国的国际孤立风险（见图1）。

三

未来即现在：情动政治中的

非线性时间修辞

在国际舆论领域，“中国威胁论”通常聚焦中国的军事扩张、地区争端、网络战略和经济实力增长等威胁议题，片面强调中国崛起可能对国际安全和政治稳定构成的威胁，而有意忽视中国崛起对全球的积极贡献。从修辞分析来看，“中国威胁论”的核心词“威胁”有三种含义：第一，承认“伤害并未出现”，即当前中国的崛起并未对国际安全或地区稳定构成实质性伤害；第二，强化“伤害出现的可能性”，认为虽然还未发生，但中国的崛起将会对国际秩序和地区平衡构成威胁，可能会在未来挑起冲突和危机；第三，合法化“遏制中国策略”，主张在中国伤害来临之前，采取积极措施应对与防御，包括扩大军备建设、建立反华同盟、保持强势对抗姿态等。总之，“中国威胁论”生产与传播的修辞逻辑实为“未来即时化”的情动政治——无视当下现实，诉诸可能即将来临的伤害，制造公众恐慌和焦虑，鼓动各方提前采取预防行动。

“中国威胁论”的修辞逻辑，实际上根植于海德格尔的时间观——一种复杂且反直觉的非线性时间观。在传统的线性时间观念中，时间被清晰地划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前后有序的维度，其中过去的事件和经验塑造着现在，而现在的选择和行动决定着未来。然而，这种看似自明的时间观念却受到海德格尔等哲学家的深刻质疑。海德格尔（2006/2018：58-59）批评线性时间观将“存在”过于宿命化，束缚于一种单向的、因果链式的时间逻辑中，从而无法真正洞见和把握当下的丰富性和开放性，由此提出一种非线性的时间结构观，强调人类的当下并非仅仅由过去所决定，而是深受未来可能性的影响和塑造。在这种时间观念下，未来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抽象的概念，而是以一种切实的方式不断渗透和影响着我们的现在。

如海德格尔（2006/2018：66-67）所说，人类的独特之处正在于其对未来的期望、预测、不懈追求和谋划，“中国威胁论”正是利用和放大了人们对未来的不安和焦虑，通过将潜在的、未来的“威胁”前置化和现实化，成功将其转化为一种当下的恐惧和紧张感。在这个过程中，不确定的未来威胁被赋予一种近乎实体性的存在，进而以一种无可逃避的方式笼罩和塑造着现在，人们则在这种逻辑中被迫采取各种行动——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以应对那个看似逼近且充满威胁的未来。以美国国防部《2024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2024）为例，其集中体现了这种非线性时间修辞策略及其在威胁建构中的深刻政治效用。尽管该报告注明所涉材料内容范围截至2024年初，但实际上正文频繁使用“next decade”“next several years”“next-generation”等远期时间标识，并将其与“now”“current”等即时性概念高频次交叉表述，建立语义关联多达十余次，与其在导语中宣称的“应对紧迫威胁”形成修辞互文。这种指涉时间的修辞操控，实质是通过对时间结构的压缩重组，将中国正常的渐进式发展进程，重构为一种必须即刻遏制的即时性威胁。

进言之，随着“中国威胁论”的不断炒作，情动效应逐渐发挥作用，公众的焦虑感日益加剧，安全感逐步丧失。尽管“中国威胁论”明显片面且不客观，但公众并未因此对该炒作行为产生反感，反而在“重复即力量”“谎言说一千遍就成真理”的效应下，对中国的恐惧日益加深。当这种恐惧情绪达到一定程度时，政客便会利用这一情绪，宣称只有提前采取措施，消除所谓的“中国威胁”才能恢复安宁。由此，限制中国的行动不再被质疑，反而逐渐被视为正当且必要的措施，即公众在“通过行动换取安宁”的心理预期下，开始支持遏制中国的政策。结果，反华情绪得到强化，制定“防御性遏制”计划变得顺理成章。最终这种情绪—政策耦合机制产生三重后果：首先，它重构了威胁评估标准，将正常的经济科技交流等曲解为“战略挤压”；其次，它消解了政策辩论空间，使“预防性限制”取代“合作共赢”成为决策预设；最后，它形成自我强化的认知闭环，即便事实证据与威胁叙事相悖，公众仍倾向于接受“威胁存疑而风险可控”的心理安慰剂。当“防御性措施”被赋予道德正当性时，政策制定者得以在“守护安全”的修辞下，系统性地将技术封锁、贸易壁垒等竞争行为正当化。与此同时，通过利用时间话语夸大或虚构威胁的紧迫性，某些西方政客得以成功制造出一个假想的“稻草人”，并借助“反击”行动展现了自身能力，这不仅掩盖了其自身治理上的无能，转移了人们对内部困境和承诺落空的不满，也在“共同对敌”的情绪中，迅速凝聚起一种建立在“非现实威胁”之上的情感共同体。这种对时间与情绪的操控，在短期内往往带来多重“胜利”的幻象，从而为他们赢得执政的正当性。

显然，“中国威胁论”这一着力于“未来”的情动修辞，区别于过去长期占据国际政治实践主流的国家利益政治话语。春秋时期，管仲（2019：769）曾说：“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这反映了人类对利益的自然追求。近代法国学者爱尔维修（1777/1963：537）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利益是我们的唯一推动力。”恩格斯（1887/2012：258）更是明确指出：“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这些观点共同构成国家利益政治话语的基础，即国家政治行为主要围绕现实利益交换进行博弈。在利益政治的框架下，政治家和政治团体通常会通过谈判和妥协，与不同国家的利益主体进行互动，以获得必要的支持和资源。具体而言，他们通常围绕那些眼前的经济、社会或地缘政治利益而开展行动。可是相较于传统的利益政治，情动政治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手段。前者以现实利益为导向，通过谈判和利益交换达成彼此的实际目标；后者则通过操纵情动过程，将未来的威胁即时化，以影响当前的政治格局和全球秩序，实现长期的战略平衡。“中国威胁论”属于典型的情动政治话语，并不着眼于对实际利益的具体细节进行协商博弈，其核心机制更侧重于泛化情绪渲染与强化未来风险的不实建构，通过塑造一个价值观不同、容易令人反感的威胁性他者，引发公众的恐惧和焦虑情绪，由此影响公众舆论和政治态势——人们会出于害怕而支持某些特定的政治人物或政治团体。进一步来说，与主要基于当下实际利益考量的利益政治不同，鼓吹“中国威胁论”的西方政客和政治团体并非主要追求直接经济利益。他们可能为了维护自身政治集团、国家统治或霸权地位，不惜牺牲本国眼前的经济利益，通过诉诸情动政治，谋求在国内和全球范围内实现长期的政治控制与权力巩固。

四

否定即肯定：情动政治中的

非逻辑预设修辞

“中国威胁论”的另一层修辞策略，体现在它刻意将公众的关注焦点，从“中国是否已经构成实际威胁”，转移到“中国是否具备潜在能力和意图构成威胁”这一推测性议题。通过这一话语操作，事实性的讨论被有意替换为基于假设和预设的想象。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中，“中国威胁论”借助激发恐惧情绪，实现了对公众的政治动员，并为采取预防性对抗措施提供了看似正当的理由和合法性。

具体来说，“中国威胁论”可以细分为三个问题：（1）“有没有”，中国是否已经伤害了他人；（2）“能不能”，中国是否具有伤害他人的能力；（3）“会不会”，如果具备伤害他人能力，中国会不会伤害他人。在这三个问题中，“中国威胁论”重点聚焦于“会不会”。“有没有”“能不能”是一种“现实性”，而“会不会”是一种“可能性”。“现实性”事关真假问题，可以运用逻辑推理和论据事实来证实或者证伪。然而，与“现实性”不同，“可能性”指事物的未来发展方向或潜在状态，并非已经发生或具体存在的情况，是一种更为抽象的概念、一种推测、预设和氛围、一种诛心之论，根本无法被证伪。也就是说，作为一种诉诸“可能性”的非逻辑修辞手段，“中国威胁论”无需运用论证和论据证实或证伪，即可通过预先设定，获得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合法性。

作为一种国际关系策略，“先发制人”指一个国家或集团在尚未受到实际攻击或危害之前，基于对潜在威胁的判断，主动采取经济或军事等进攻性行动，以削弱对方能力或防范可能的风险。这一战略在特定情境下可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伴随着诸多风险和弊端。首先，它极易因情报误判或过度预警而引发不必要的冲突。其次，先发制人策略往往刺激军备竞赛，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并加剧国家间的紧张关系。此外，这种做法可能无端开启对抗性冲突，违反国际法原则，遭遇道义谴责，甚至引发外交孤立。更严重的是，它可能逼迫本无敌意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从而将假想敌变成现实敌人，进一步破坏地区乃至全球稳定。最关键的一点在于，先发制人的策略可能压制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争端的可能，而外交途径往往才是实现持久和平的关键路径。

尽管弊端重重，“中国威胁论”却为“先发制人”的合法性建构提供了话语土壤。这一论调通过夸大“可能性”并加以情绪化包装，以恐惧为动员手段，为原本具有争议性的经济制裁、军备扩张乃至军事行动赋予正当性基础。美国对TikTok的禁令立法过程，鲜明地体现了这种话语逻辑。《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程序侵害法案》（the Library of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H.R.7521，2024）宣称，为“保护美国国家安全，防止受到外国敌对势力控制的应用程序带来的威胁”，必须限制TikTok及其相关服务的运行。尽管无确凿证据表明TikTok曾将用户数据泄露给中国政府，法案却借助对“可能性”的强调，绕过事实依据，仅凭预设性安全风险，便获得立法通过。而更为严重的是，“中国威胁论”这一言语行为及其负面影响已超越企业制裁，开始外溢到普通个人。例如，2025年美国以保护“国家安全”为名，加之“防范学术渗透”“阻止技术转移”等“可能性”理由，无端打压和驱逐大批中国留学生（Gan et al.，2025；Wang & U，2025），许多亚裔学者与亚裔科学家也被卷入持久的猎巫行动，合法权益遭受严重侵害。

综上，“非逻辑预设修辞”指在政治、舆论或传播话语中，不依赖明确证据或逻辑推理，而是借助语言运用中的“预设”（presupposition）机制，将某些未经证实、难以验证的判断、情绪或倾向性观点，巧妙地隐藏在话语的前提之中，使受众在不经意间接受某种立场或行动的正当性，如“我们必须防范中国对我们民主制度的持续干预”预设“中国一直在干预我们的制度”，“这项措施是为了避免中国可能带来的信息战风险”预设“中国确实可能发动信息战”。在政治传播行为中，这种修辞策略的核心在于预设的隐蔽性与不可轻易质疑性，这使它成为极具力量的操控工具。一旦某个判断通过预设被自然化，它就能避开公众的警觉与逻辑审查，并通过情绪性语言和心理暗示，将“可能性”包装为“现实性”，进而赋予虚构性内容以权威性和紧迫感。在这一逻辑下，“中国威胁”并不是一个可证伪的命题，也不是具备事实支撑的断言，甚至不必作为明确的判断呈现，而只是一个被反复暗示、蕴含消极情绪色彩的心理印象。正因其建立在非逻辑性的预设基础之上，这种印象本质上是不可辩驳的——任何形式的“中国没有威胁”的言论，反而会强化人们对“中国威胁”的潜在联想，加深其恐惧和焦虑感，进一步巩固该话语的心理支配力。

实际上，这一修辞的非逻辑效应也与人类大脑的运行机制与记忆的错误归因有关。神经科学实验发现，人们往往会记得实体信息本身，而忘记否定词，即任何否定的反驳信息可能会适得其反，增加实体信息的重复性，导致受众将被反驳的信息错误地视为事实（Mitchell et al.，2005），如卡普费雷（1987/2008：259-273）在《谣言》中所指出——采用否定词辟谣是最不可取的方式，因为任何否定只能加速谣言的流行，例如食品公司用“食品A没有致癌”辟谣效果通常非常不好，因为人们往往会记得“食品A可能致癌”这种含有实体信息的预设话语。

与此同时，“中国威胁论”所带来的情动感受还会进一步促成反华情感认知的框架化。承载和激发我们情感的认知框架是一种由物理神经回路构建的心理结构，位于意识的觉知层面之后，其不仅影响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也参与塑造着我们的目标、计划、行动以及对行动结果的评价。莱考夫（2014/2020：1）曾指出，任何对框架的反驳都会受到类似“别想那只大象”悖论的限制，即当我们被告诫不去思考某个特定主题时，反而更容易想到相关内容。“中国威胁论”的非逻辑预设修辞之所以具有强大力量，也就是因为它能够触发公众大脑中的特定认知框架，引发“中国具有威胁性”的刻板印象和先入之见。也即，当辩驳说“中国没有威胁”时，公众就会激发“中国威胁”认知框架，无需进入逻辑推理的判断真假模式，倾向于接受与“中国威胁论”相关的各类信息，而天然对任何支持中国的话语产生抵触性情绪。

此外，“中国威胁论”情动操纵手段的非逻辑化还表现在国际舆论场的泛归因特点，这种表现则反过来加剧对中国的威胁认知。仅依托一种宿命论式的泛解释，西方国家自身造成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外化归因，将责任归于并未做出任何伤害行动的假想敌——中国身上，如将全球气候变化和生态破坏，归咎于中国的高速发展或对资源需求的海外扩张；认为中国的粮食需求造成全球粮食存量短缺，是部分发展中国家饥饿问题加剧的主要原因；控诉中国在全球市场中正常的贸易往来，构成所谓的“掠夺式/洗劫式竞争”，是对他国的经济侵略与破坏，等等。显然，相比诉诸实在指涉物——控诉中国对他国的实际伤害，诉诸氛围、节奏、形式、流动、框架、意识——塑造弥漫的恐华情感氛围，对反华政客们更为容易，因为一旦情感氛围形成并流动起来，就会挥之不去，在自因中陷入循环、愈发强大。

进言之，“中国威胁论”通过非逻辑的情动修辞和反复宣传，成功催眠公众，激发集体无意识情感，引发类似勒庞（1960/2005：1）在《乌合之众》中描述的情绪传染，使人们接受暗示并表现出冲动性。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情动逻辑下，公众的潜意识被提前半秒钟触发（马苏米，2002/2012：28-58），驱使他们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奈杰尔·斯威夫特（Nigel Thrift）借用现代神经学验证的“提前的半秒”现象——即人类意识形成前，身体已开始行动——生动揭示了政治宣传行为中日益强大的“情动风暴”（affective storm）。这种风暴瓦解个体理性，在情绪波的反复传递中，让人们无意识地认为决定出自自身，而非单纯复制他人的信念。这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威胁论”的认知固化。

总之，“中国威胁论”传播的成功在于通过情感操控与群体心理原理，激发公众恐惧与潜在敌意，构建难以否认或消解的反华情绪，最终嵌入并强化反华认知框架，放大对中国威胁的消极认知，塑造全球舆论与对华政策。其核心策略是通过渲染“中国威胁”的紧迫性，促使各国在未发生实质冲突前采取预防性措施，如贸易限制、科技封锁或军事部署，以“先发制人”战略遏制中国崛起。这一过程与西方霸权主义话语交织，夸大中国对全球秩序的潜在挑战，为反华政策提供舆论支持，从而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设置多重障碍。

五

能指即所指：情动政治中的

符号化象征修辞

在传统语言学中，能指（signifier）与所指（signified）构成符号的两个基本维度，前者是表达形式，后者则是其所指涉的意义或现实对象。然而，当我们说“能指即所指”，实际上是在对这一经典语言结构进行激进的重构：意义不再源于一个稳定、可还原的“所指”，而是在能指之间的差异关系和不断延异的链条中浮现出来。符号不再是通向现实的窗口，而是通过内部自我指涉建构意义的机制。尤其在政治、媒介与情感修辞等领域，这种逻辑展现得尤为明显——一些词语或图像之所以能引发特定情绪与判断，往往并非因为它们所指涉的客观现实，而是因为它们在特定社会语境中已被赋予象征性的能量，使得“能指本身”便成为意义的承载体。

就“中国威胁论”来说，近年来这一话语不断扩展其外延，开始涵盖外空安全、北极地缘、科技窃取、文化渗透、制度输出、疫情扩散、环境污染、核能力等各类议题，在许多涉华报告及新闻中，“China”逐步高频地与“threatens”“warns”“risks”“aggression”“invasion”“hegemonic power”“malign influence”“flexing power”“growing military assertiveness”等词汇或短语并置。这些言说构成一个稳定且紧密相连的“概念群”，在国际传媒与政论话语中广泛传播，将“威胁”标签不断嵌入“中国”这一符号之中，从而促成了一个符号化的认知机制。

结果是，“中国”不再被看作一个经验性的国家实体，而成为一个抽象的象征符号——代表着对全球秩序、和平与安全的潜在威胁。这种将“中国+威胁”标签化、象征化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符号化象征修辞的运作。它通过语言、图像及其他传播机制，将本属多元复杂的经验现实简化，转化为具象的符号单元。在这个过程中，情绪与价值取向被嵌入话语之中，进而塑造接收者的认知与判断。“中国威胁论”由此不仅是一种安全政治的修辞工具，更逐步演变为一种身份政治机制，将“中国”构建为“他者”的象征。随着这一符号系统的不断重复与强化，它在国际社会的集体潜意识中形成固定思维模式，最终导致中国在全球交往中频遭误解、排斥乃至敌视，甚至陷入“塔西佗陷阱”——一旦失去公信力，即使是出于善意的行为，也被视为威胁。这一修辞循环推动情动政治和身份政治相互生成，形成结构性的恶性循环，使“中国威胁”成为国际话语体系中一个稳定的象征性标签，进而为反华政策的合法化与合理化提供语言支持与认知基础。因此，理解“符号化象征修辞”的力量，不仅是分析传播策略或话语权的问题，更关乎对现实的构建方式本身的反思。它不只是再现，更是对现实的形塑——它让我们看到，意义并非先在，而是在语言的政治性运作中生成。

所谓符号化象征修辞指通过语言或其他表达形式，将经验性事物转化为具象符号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观察者不仅仅局限于传达对事物的感知，还嵌入个人或集体的情感、意义建构与价值判断，从而影响信息接收者的认知方式、情绪反应与态度取向。作为一种典型的政治象征建构话语，“中国威胁论”正是在这一修辞逻辑下展开的。它主要在三个层面上塑造中国的负面形象，进而强化其在国际舆论中的话语影响力。

首先，符号化深刻建构并限定人们的思维方式与认知视角，塑造人们对中国的理解和情感。如德勒兹（1993/2012：317）所说，当询问我们是如何最终形成某个概念的时候，或者是如何从结果向原因回溯时，至少需要某些符号作为跳板，需要某些情感来赋予我们必要的冲劲。可见，在德勒兹等学者看来，符号不仅是思维的工具，也是情感的基础单位，即符号化是概念的表征、联系和结构构建的过程，而情感是符号创生的重要条件（德勒兹，1993/2012：319）。通过符号化修辞，“中国威胁论”的话语框架将中国简化成一个“威胁”象征，进而有力主导全球公众对中国的认知。这种符号化的方式常常裹挟着对抗性的隐喻，例如中国的经济增长被渲染成一团笼罩在地区和全球上方的乌云，而其军事发展则被描绘成一柄刺向他国领土和主权安全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这种叙述方式下，“中国威胁论”逐步固化为一种默认的身份符号，并将全球公众的对华消极情感凝聚为一股集体力量。这种情感上的简化也掩盖了对中国的多元、深入理解的可能性，使人们更倾向于用刻板印象和警惕防范的视角来看待中国，造成对中国的理解偏狭化。

其次，符号化在简化复杂现实时常会丢失信息、产生偏见，从而衍生出以“中国威胁”为核心的概念群，这些概念相互交织、反复传播，增加了误解、偏见和敌视的风险，最终塑造出一个充满恐慌的国际情感环境。也就是说，由于符号化极易被操控，言说者可根据自身利益和立场，通过限制认知和固化情绪来利用符号，甚至让虚构或不在场的事物在情感上主导听众，使公众“此刻感受到客观上缺席的潜在力量”（马苏米，2010/2016：34）。由此，“中国威胁论”进入语言符号的“抽象机器系统”，不再指向物理世界、真实世界和行为世界，而是在一个纯粹的形式系统中，伴随着心理和情感的变化而反复被提及、放大和循环，在不断的言说中，变成了一种空洞的话语符号。最终，在符号的连接、增殖和持续运动中，一个关于“中国威胁”系列术语的话语网络得以形成，并实现“内容的气化或世界化”，即“这个网络将其阴影投射于一个气态的、无定形的连续体之上。正是这个无定形的连续体目前起到了‘所指’的作用，然而，它不断地滑进能指之中，它只是将这些能指当作媒介或障碍：所有内容所特有的形式瓦解于它之中”（德勒兹，加塔利，1980/2010：154），最终除了将全球舆论话语浸润入恐华情绪中之外，并无其他实质性和物质性的事件和事实。

最后，在符号化进程中，能指与原始指涉对象逐渐剥离，其表意重心从具体事物转向抽象情意价值的承载。这一演化使符号超越了单纯的指称功能，演变为情感共振与意义建构的媒介。当特定事物完成符号化转型后，其能指系统便与高度凝练的情感意象形成稳定对应关系，这种固化机制促使情感召唤机制的形成、意义动员系统的运作和行为导引效应的产生。这种符号化机制实质上构建了身体感知与社会实践的转译通道：当符号系统与特定文化语境中的情感记忆产生共振时，便会激活群体性的意义解码程序，最终导向具有文化惯习特征的社会行动。整个过程呈现出从能指漂移、情意赋值到行为形塑的完整符号动力链。例如，一块石头本无意义，但当它被作为信物送给他人，它就可能被符号化——固化为“友情”或“爱情”等情感符号，从而改变彼此身份与行为，重新定义人际和社会秩序。“中国威胁论”的符号化修辞正是通过类似的过程发挥作用：首先，中国被符号化为“威胁”，接着“威胁”这种符号无需有具体所指，进一步空洞化、象征化和抽象化，形成反客观事实的主体间知识（赫拉利，2024/2024：5-10）。其次，这种主体间知识巧妙地再次借助社会编码系统的自我调整、运转、繁殖和内爆（鲍德里亚，1994/2005：99），改变全球公众的认知和行为，对国际社会秩序的传统结构进行重新分类和塑造，实现他国孤立中国的战略目标。进言之，“中国威胁论”不仅在知识层面产生修辞效果，更深刻渗透到社会情感的流动节奏之中。借助大众媒体、社交网络等信息渠道，这一情感节奏通过媒介技术得到放大和加速，使大量反华、仇华信息不断涌入公众视野。最后，由于社会过度沉浸于“中国威胁论”的符号化叙述，受众不再主动分辨信息的真伪，从而触发集体性的实质性反华行动。

总之，信息过载与失焦、超真实性、仿真生产和错位感知等因素，共同塑造出全球社会对“中国威胁论”的情动氛围。通过高频率、有计划、有节奏、重复性的符号战和认知战策略，西方反华政客不断强调中国的威胁性。这种迭奏式的信息传播方式逐渐成为“中国威胁论”话语核心，它推动恐惧情感深植于全球公众的潜意识中，进而影响到各国政治决策与行动。与此同时，通过插入、解域与差异化编织，“中国威胁论”概念群有效地在国际经济、军事、环境等既有秩序的概念和话语体系中撕开了无数裂缝，并重新再域化和结构化，最终在话语、认知与实践等多个维度激发了长期性、大范围的恐华、仇华和反华情感，并进而加速助推一种逆全球化、二元对抗的新冷战国际政治体系生成。

六

结语：用“中国机遇论”

化解“中国威胁论”

“如果仅仅将中国视为破坏性、威胁性的力量，那将是对国际形势的极大误判”（莫伊西，2009/2010：38-39），2009年多米尼克·莫伊西（Dominique Moïsi）在《情感地缘政治学：恐惧、羞辱与希望的文化如何重塑我们的世界》一书中面对美国与日俱增的恐惧情感，鲜明地给出了自己的断言。虽然他未预料到十余年后这样的情感已在“中国威胁论”中几经膨胀、扩散，成为加剧当今社会分裂的主要推手之一，不过莫伊西最终的那句“恐惧可以让位给希望”，在如今显然具有了更值得回味的意涵。

斯宾诺莎认为，在与世界无时无刻的相遇中，不同情感往往相互交织、时时流动，希冀无一不掺杂着恐惧，而恐惧无一不掺杂着希冀（斯宾诺莎，1927/2011：138）。这种情感与观念接续的流变是所谓的情动（affectus），也即生存（exister）的本质（德勒兹，1978/2016：8）。正是流变与持续性的生成中，情感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聚集于一身，处于从潜能向现实的永恒转化中（汪民安，2017），由此获得了敞开的可能性。既然情感可以被改变，那么面对恐惧，如何在流动中实现对其的转化？斯宾诺莎（1927/2011：175）给出了回答：“一个情感只有通过一个和它相反的，较强的情感才能克制或消灭。”

恐惧完全有可能让位给希望。“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人民网，2022），在2022年11月的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重要致辞中，习近平主席郑重宣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共享制度型开放机遇、共享深化国际合作机遇，并明确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其后，“共享中国高质量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人民日报，2023）“坚定不移致力于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带来新动力、新机遇”（央视网，2023）等声音也一次次在国际重要舞台上响起。这些话语充分体现了中国试图通过充满希望的“中国机遇”话语来回应“中国威胁论”，向国际社会传递出中国坚定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全球带来更多机遇的信心与决心。这也彰显了中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与担当。

与“中国威胁论”营造的恐惧等负面情绪氛围不同，“中国机遇论”塑造出一种以希望为核心的积极情感场域。作为一种正面且极具有潜能的所在（德勒兹，1978/2016：18），“希望”不仅能使人们面对一切“相遇”，在超越与发展中具备更强的能力，同时也决定着社会“自我恢复、应对挑战、适应变动环境的能力”（莫伊西，2009/2010：25）。这种情动范式的根本性转换提醒人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发展虽带来不确定性，却能引领一个乐观积极的未来，不仅为自身创造发展机遇，也推动全球共赢，为其他国家开辟从贸易到文化交流的广泛合作空间。这种积极心态能够促使全球认可中国的发展和崛起，鼓励国际社会更愿意参与中国的崛起，在与中国的协同合作、机遇共享中，摆脱恐惧与焦虑，以更强大的行动力量推动全球持久的共同繁荣。

显然，从情动修辞的视角分析，“中国机遇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消解“中国威胁论”的负面影响。其所蕴含的希望情感不仅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相呼应，还能在两者交融与碰撞中逐步孕育并生成新的价值认同。这与西方“中国威胁论”通过操纵情动逻辑、利用恐惧情绪的策略形成鲜明对比。因此，当前我国应坚定不移地构建希望叙事，唤起积极情感，且不可轻易放弃这一立场。

首先，“中国机遇论”同样运用了非线性时间修辞策略。与“中国威胁论”惯常采用的话语逻辑——通过强调潜在伤害以激发公众恐慌，进而为“先发制人”政策提供依据，导致即刻的反华行动并损害国际社会和平与稳定——形成对比，“中国机遇论”则通过突出未来不确定性中的积极效应，将乐观预期分解为不同阶段和具体节点，在时间维度上将“遥远未来”的设想转化为当下与过去的现实体验，使公众感知到“中国发展带来的机遇正与我们同在”。这种策略旨在让希望与积极情感占据主导地位，同时通过向他国公众展示即将来临的利益和长期合作的愿景，逐步消解恐惧情绪并促其转变，从而推动各国以合作共赢、互利互惠的姿态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这一路径不仅有助于打破“中国威胁论”引发的恶性循环，还可摒弃单边“先发制人”策略以及以零和博弈视角看待对华关系的思维模式。

其次，从非逻辑预设修辞的视角分析，“中国机遇论”所依赖的也是一种基于可能性的诉求，而非对现实状态的直接呈现。这一话语策略将中国定位为潜在的机遇来源，因而难以被直接证伪或驳斥。换言之，即便有人尝试以“中国不存在机遇”的话语加以否定，这一否定本身反而可能强化公众对“中国机遇”的认知。因此，即便“机遇”尚未完全显现或兑现，这种表述仍能有效引导他国公众对中国未来的积极预期，将其视为一种潜在收益的可能性，从而改变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消极态度与不利政策。

最后，从符号化象征修辞的视角出发，“中国机遇论”需重视积极情感的符号化建构过程，以营造战略性的希望情感氛围，并通过符号概念群的扩展实现其持续扩散与传播。该战略的核心在于重新定义中国的国际形象，利用社群、大型全球活动、网络媒体等传播力量，有意识让“中国”和“机遇”反复共现，最后将“机遇”打造成“中国”的身份标签，从而促使“中国机遇”符号化、身份化、象征化、集群化，成为能够激发积极情感的底层认知话语框架。或者说，该符号化过程不能仅仅是物质实操概念，还应刻入信仰、态度和情感，并尽可能融入国际话语体系，在把握好全球公众情绪基础上进行有节奏地传播，诠释积极的中国国家形象，进而重新改进国际话语体系，让全球公众在无意识情感层面将中国视为全球希望的符号象征，而非仅仅是某一个实体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在情动政治的修辞框架内，“中国威胁论”与“中国机遇论”虽同为情感动员策略，却因传播特性呈现出显著不对称性。在当今流量经济时代，负面情绪，如恐惧和焦虑，因其紧迫性与戏剧性，往往比希望与乐观等正面情绪更易引发关注。这一现象符合新闻传播的基本规律，即冲突、危机和争议性话题更具吸引眼球的潜力。因此，在国际舆论场上，“中国威胁论”凭借其潜在的紧张感和不确定性，相较于“中国机遇论”的正面视角，更易在短期内实现广泛传播和深度渗透。这种不对称性不仅反映了媒体生态的固有特性，也为如何平衡国际报道与塑造我国正面形象带来挑战。

事实上，通过重申“西方霸权论”并结合“中国机遇论”概念群的积极叙事，我国各界可以相互呼应、相互配合、团结合作，为消解“中国威胁论”提供一种可行的路径，从而为全球和平与繁荣的构建贡献更具建设性的视角。“中国威胁论”的传播优势与其嵌入西方主导的霸权话语体系密不可分。西方霸权通过历史上的殖民扩张、不平等贸易体系及单边规则制定，长期维系了其在全球资源分配与舆论权力格局中的主导地位。在此框架下，“中国威胁论”被精心构建为维护这一霸权的工具，将中国崛起渲染为对既有秩序的侵蚀。例如，西方媒体常将中国经济扩张比喻为“吞噬市场的巨兽”，通过激发恐惧为遏制中国政策提供合法性依据。然而，这种叙事有意回避了西方霸权本身的历史责任，如殖民掠夺和地缘压迫对全球不平等的深远影响。通过批判性揭示“西方霸权论”的单边本质，不仅能够解构其道德制高点，还可为推广“中国机遇论”开辟话语空间，从而重塑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在揭示“西方霸权论”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历史比较与事实陈述，突出西方在全球化进程中对发展中国家的系统性剥削。例如，殖民时期的经济掠夺和现代金融体系中的不公平规则，均反映了西方霸权对全球资源与权力的单向控制。与此同时，强调中国崛起并非零和博弈，而是通过开放政策为世界带来合作机遇。例如，“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推动共建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还促进了贸易与文化的双向交流。这种对比有效削弱了“中国威胁论”的说服力，揭示了其作为霸权维护工具的局限性。在此基础上，“中国机遇论”得以注入正义性与普惠性内涵，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具包容性的替代话语视角。

进言之，推广“中国机遇论”的具体策略在于运用积极概念群重塑中国形象。例如，“与机遇同行”（常见于我国领导人会见外商时讲话）、“中国是世界发展的动力源”（常见于我国各种经济类文章）、“共同航行的巨轮”（常见于“一带一路”倡议）、“开放的中国，世界的机遇”（常见于各种外交场合）、“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常见于会见国际工商业代表场合）、“点亮未来的灯塔”（常见于媒体评论或学术文章中对中国的隐喻性描述）、“互利共赢的合作蓝图”（常见于各种国际会议）、“命运与共的伙伴”（常见于人类命运共同体阐述）等概念群表达，将中国定位为全球治理的建设性参与者，而非霸权秩序的挑战者。这些话语通过强调合作与共赢，挑战“中国威胁论”的单向威胁逻辑。与此同时，我们可以进一步结合具体案例强化其可信度，如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关键作用，或其在绿色技术领域的贡献。这些事实不仅反驳了“威胁”叙事的片面性，还为“机遇”提供了现实支撑。总之，通过揭示西方霸权的历史与结构性缺陷，同时推广“中国机遇论”的积极愿景，可以从根本上质疑“威胁”叙事的合理性，引导国际社会以更开放的心态看待中国崛起。这种双重策略不仅消解了恐惧情绪，还为全球合作与繁荣奠定了情感与认知基础。

正如弗兰克·菲雷迪（Frank Furedi）（2018/2019：259）所说，任何一种对于思想开放、心态宽容、敢于创新、以人为本的社会而言不可或缺的价值观，都与恐惧文化支持的规范相对立。“中国威胁论”与“中国机遇论”的对峙，实质上是两种情动政治范式的深层较量。相较于“中国威胁论”所激发的恐惧情绪及其对全球秩序的侵蚀性影响，“中国机遇论”则以希望为核心情感动能，积极重塑国际社会的情感氛围，激发社会活力与发展信心。在强调文明互鉴与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它为国际交流开辟了更具建设性的对话路径，提供了超越冲突与对立的新叙事。

必须指出，恐惧作为一种情绪传播机制，确实具备高度的扩散性和动员力，“中国威胁论”正是借此迅速构建起全球性的共振效应。然而，恐惧虽能迅速聚焦注意力，却难以为人类的长期共处与发展提供真正的希望与愿景。它造成的不是稳定，而是焦虑、封闭与排斥。相比之下，“中国机遇论”所承载的希望，虽传播节奏更缓，却具备更深远的凝聚力与可持续性。希望是一种面向未来、鼓舞行动的情感力量，它促使不同文明在互利互鉴中寻找共赢之道，也为全球公共话语注入更多温度与可能性。从长远来看，在这场以情感为基础的全球话语竞争中，最终将胜出的不是动员恐惧的“威胁论”，而是激发希望的“机遇论”。这是因为唯有希望，才能为人类的共同命运提供坚实的精神支撑，成为推动世界和平与繁荣的真正力量。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6年第4期。

本期执编/王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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