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远山——”
苏远山从灶台前头转过身来，隔着三步远的距离看着床上的人。母亲躺了大半天了，他以为她睡着了。屋里一盏白炽灯亮着，灯泡上落了一层灰，光晕黄蒙蒙地铺在她脸上，显得她的脸色旧旧的，像一张放了很多年的老纸。
“妈，粥就快好了。”
“我不喝粥。”母亲说，声音有些哑，却意外地清楚，“你过来。”
他把锅铲搁进锅里，走到床沿边蹲下来。母亲从被子里伸出一只手——又干又细，五个指头像枯枝，先是搭在他胳膊上，停了一会儿，才慢慢落在他手背上。
“我问你一句话，你不许瞒我。”
“您问。”
“你后不后悔？”
“后悔什么？”
“后悔被我拖住了。一辈子没娶媳妇，没出去闯，没成个家。你在村里困了这么多年，都是因为我。你后不后悔？”
苏远山低下头，笑了一下。“妈，您今天怎么想起说这些了。”
“你别跟我笑。”母亲的手紧了紧，力气不大，可五个指头攥着他的手背，让他一时没法抽开，“我昨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你爸。他穿了件新中山装，站在门口，跟我说，桂英，我等了你这么些年，该等到了吧。我说我还不能走，我放心不下远山。他不高兴，转身就没影了。我醒来以后心里不好受。”
苏远山没有说话。窗外的风撞在檐下挂着的塑料袋上，发出哗啦哗啦的响。他低着头，看着母亲那只枯瘦的手。半晌，他说：“您这个梦做得太真了。”
“你答应我，”母亲说，“我要是真走了，你可不能干傻事。”
他抬起头，对上她的眼睛。老人脸上的表情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像是在求他，又像是在怨他。他不知道该怎么回，过了半天才说：“妈，您别操这个心。”
“你不答应我，我不闭眼。”
“……我答应您。”
他端着粥碗坐在床边，一勺一勺地喂她。小米粥熬得烂，加了冰糖，老人的牙早掉光了，吃得慢，每喝一口都要含上半天才咽下去。他也不催，坐在那儿等着。喂到半碗，她摇了摇头，说饱了。他把碗放下，拿毛巾替她擦了擦嘴。
她一直看着他，等他站起来要转身的时候，又说了一句：“远山，夜里我说的话，你莫当耳边风。”
“晓得了。”他说。
那晚风刮了一夜。他睡在隔壁的小屋里，枕着右胳膊听风从瓦缝里灌进来，在墙根之间呜呜地转，转得他心里空落落的。他没有睡着。后半夜起来看母亲，老人睡得沉，呼吸均匀，他站在床前看了一会儿，才替她掖好被角回屋里。他没有再躺下，坐在床沿上，用手掌捂住了自己的脸，捂了很久。
第二天天还没亮他就起来了。推开门，院子里落了厚厚一层霜，屋檐下吊着几根冻透了的冰棱子。他先烧水，调药——母亲这些年吃的药从三五样加到了七八样，每天早晚各一回，放在一个搪瓷碗里碾碎了，兑上温水调成糊糊喂她喝。然后生火熬粥，又把昨晚泡下的衣裳洗了。等到太阳出来，晾衣绳上已经挂了两件棉衣、一条被单。他蹲在院角劈柴，斧头落下去的声音在空旷的晨光里传出很远。
这正是村里人习惯看见的苏远山。
在旁人眼里，这个六十出头的男人跟水峡村许多同年纪的人都不一样。他腰背挺直，说话不快不慢，脸上看不出太多苦相，也不爱在村口跟人扎堆闲聊。母亲常年卧病以后，他每天的生活几乎一成不变——早起、生火、熬药、做饭、种地、洗衣服。有人来串门，他客气地招呼，倒水递烟，可很少坐下来久聊。大家后来也习惯了，知道他家里有个病人，走不开。
其实苏远山是能走的。年轻时他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镇上，再远就没有了。倒不是他不能走，而是他走不了。母亲在那儿躺着，他一走，没人照应。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简单到他从来不觉得需要做什么选择。
苏家在水峡村不算本地人，他太爷爷那辈从山里搬下来的，人丁一直不旺。到他父亲苏德发这一辈，已经是三代单传。苏德发年轻的时候在村里是个能人，会木工，会给牲口看病，还能写一笔好字。他娶了邻村叶家的闺女叶桂英，安分过了十几年。两个人只有一个儿子，就是苏远山。
苏远山二十二岁那年，父亲帮人拉石头，山坡上一块磨盘大的石头滚下来，正砸在后腰上。人抬到镇上医院时已经断了气。那会儿他正在地里干活，听到消息扔下锄头跑了一路。等他赶到镇卫生院，父亲的遗体已经蒙上了白布。母亲站在走廊里，眼睛红着，一看见他就扑到他肩上放声哭了起来。那是他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个大人。父亲生前说过，男人这一辈子最要紧的是撑住门面。父亲一走，门面就轮到他来撑了。
那一年，他原本已经拿到了县城农机厂的招工名额。他高中毕业时成绩不差，又跟着镇上农机站的师傅学过一段手艺，厂里看中他这一点，打算招他去做技术工。他把那张盖着红章的招工单子从口袋里掏出来看过两回，最后一折，放进灶膛里烧了。
他当时没有犹豫。母亲坐在屋里，面前摆着一碗凉透的面条，眼泪吧嗒吧嗒地掉在桌面上，说：“远山，妈对不起你。”他说：“妈，别说这个。咱家的日子能过。”
日子确实能过。后来许多年，他种地、养鸡、偶尔帮村里人修东西挣几个零钱，把这个家撑了下来。农闲的时候他也去做泥瓦匠，村里谁家盖房，他都去搭把手。那年头政策宽松了，村里不少年轻人往外跑，去城里打工的，一年挣回的钱比在家种地几年都多。他不是没动过心思。有一年，他在县城的表哥捎信来，说厂里缺人，工资一个月三百块，问他去不去。他想了三天，最后还是没去。母亲那时候已经五十多岁，心脏不好，还有肺气肿，每年入冬都要住一回院。他放不下。
这话他跟远房堂弟苏远树说过一回。苏远树比他小八岁，也是看着他长大的，两人算是不错。有一回喝了两杯酒，苏远树说：“哥，你这辈子算是栽给婶子了。”他笑了笑，说：“什么栽不栽的，我乐意。”苏远树没再接话。可他心里清楚，堂弟那话没有说错，他确实乐意。一个人要是愿意做一件事，日子就再难也不觉得难。
那之后没几年，他在村口遇见过一回安秀兰。
安秀兰是邻村赵庄的人，在镇上裁缝店里做活。年轻时有一回下雨，她到农机站躲雨，正好碰见他。后来她经常到站上来，也不为什么事，就在窗口那儿站一会儿。有一回他修完拖拉机，她递过来一块用印花布包着的饼，说：“苏远山，你留着晚上吃。”他接了。那时候他二十二岁，她二十一。
两人偷偷见过几次面，话没说几句，心意却都明白。他问过她，愿不愿意嫁到水峡村来。安秀兰低着头不回答。过了几天她又来找他，说：“你家的条件我也听说了，我不怕穷。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妈要是以后和我闹别扭，你向着谁？”
他想了很久。
“我不能让她难过。”他说。
安秀兰站在那里，看着他，眼圈渐渐红了。她没有走。又过了几天，她托人带话给他，说可以让他们娘俩一起搬到镇上去，她租间房子，日子总能过起来。他想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二天托人回了话，说母亲离不开村子，他也离不开。
后来安秀兰就嫁到了邻县。再见到她，已经是十多年后。那天她回娘家吊丧，穿一身黑衣服，站在村口公路边。他远远停下来，她也看见了他，叫了一声：“苏远山。”
他走过去，两个人隔着几步站在风里。她老了一些，胖了一些，眉眼还是从前那个模样。
“你还好吧？”他问。
“好。你呢？”
“也好。”
安秀兰低下头，过了一会儿才说：“你这个人，一辈子叫家给框住了。”
他没有答话。风从河那边吹过来，把她的头发吹到脸上，她伸手掖了一下，又问：“你后不后悔？”
苏远山看着脚上的旧胶鞋，过了好久，说：“说不清楚。”
安秀兰没有再问。她转身走了，他站在村口看着她的背影沿着公路走远，拐到一片杨树后面，不见了。那天傍晚他回去，母亲问他去哪儿了，他说去村口转了一圈。母亲没有多问。
那个时候他四十多岁，母亲六十多岁。他从来没有想过，日子会一直这样过下去，可日子就是这样过下去了。母亲一年比一年老，病一年比一年多。他一年一年地熬药，一年一年地喂粥，从没觉得哪里不对。他有时候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就像屋后那条河，水流得慢，也没个声响，可一直往前流着，流了这么多年。
入冬这天，第一阵冷风刮过水峡村时，母亲的咳嗽又犯了。她的肺是老毛病，每年冬天都得闹一场，吃了药压下去，到春天才好。今年这次却压不住。村里的周德明来听了一回她的胸口，走到院门口把他叫住，压低声音说：“远山，我跟你说句实话。老太太今年怕是过不了这个冬天了。”
他站在煤堆边上，手里攥着那把煤铲，铲子还插在煤里。天边是半阴不晴的灰白色。他没有说话。周德明站了一会儿，也没再说什么，转身走了。
他蹲下来，挖了两锹煤，铲进炉膛里。炉火正旺着，煤块一撒下去，先是一阵嘶嘶的响，慢慢被火舔着，亮起来。他蹲在炉口面前看着火，看了很久，直到眼睛发酸，才站起来。
母亲的病这次的的确确跟往年不一样。往年她也咳、也喘，但还能靠着枕头半坐起来，喝点水，看他在屋里走动。这回整个人像是垮掉了，眼皮都睁不大开，一天里有大半时间在昏睡。偶尔醒来，叫一声“远山”，他应了，她又闭上眼不说话。有一回她半醒半睡的时候说了一句：“别去地里了，在家待着。”他本来拾掇着要去后院翻地的，听了这话，把锄头靠回墙角，搬了张凳子坐在她床前，一个下午哪儿也没去。
那天傍晚，陈婶端了两碗饺子过来看他。陈婶七十多岁了，儿子在苏州打工，一年到头回不来几趟。她站在门口，看了看他屋里的灯，说：“远山，你把饺子吃了，身子要紧。”他接过来，说：“谢谢婶子。”陈婶没有急着走，进了屋，坐到他母亲床边，伸手摸了摸她的额头。“桂英这回不认得人吗？”
“偶尔醒一下。”
陈婶叹了口气，压低了声音：“远山啊，婶子跟你说句掏心窝子话。你妈这情况，你心里要有个底。要是她真走了，你一个人……”她停住，没有把话说完，看着他，又叹了口气。
他点了点头，端着那碗饺子回了厨房。他没有在厨房里吃，坐在灶台边的矮凳上，把饺子一只一只慢慢吃了。吃完他洗了碗，送回陈婶家。走到半路，月亮从云层里钻出来，把村道照得一片白。他站在路中间停了好一会儿，月光把他的影子拖得很长，长到像是要断掉。
那一夜过后，他把母亲的屋子重新收拾了一遍。窗缝用旧棉絮堵严实，怕夜里漏风；靠窗那张旧桌子挪到角落，腾出地方放了一个取暖的炉子。每天天黑，他往炉里添上炭，把水壶坐在炉沿上热着，半夜起来给母亲润嘴。他自己搬了一张木榻睡在外屋，和母亲的床隔着一扇门，她夜里一叫他就能听见。
母亲清醒的时候越来越少。有一天深夜，他睡得迷迷糊糊，听见里屋喊了一声：“远山。”他翻身起来，棉鞋也没穿就冲进去。母亲睁着眼，看着他，半天才说：“我没叫你，你回去睡吧。”
他说：“我不放心。”
母亲说：“你放心，我这会儿还没走。”
他站在原地说不出话来。后来他搬了凳子坐在床边，一直坐到她重新睡着才出去。
另一天下午，母亲精神好了一些，靠着被子坐起来片刻。她忽然开口：“远山，我走了以后，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你年纪也不算老，还能出去看看。”他正在给她削苹果，听了这话，刀停住了。
“妈，您说这些做什么。”
母亲没有理他，继续说：“我一直想，你要是能到南边去看看就好了。那边暖和，不像咱们这儿，冬天冻死人。”
他继续削苹果，削完切成小片，放在碗里递过去。“我不爱出远门。”他说。
母亲看着他，慢慢嚼了一片苹果，没有回话。苹果汁水沿着她嘴角流下来一点，他拿毛巾替她擦了。她又想起什么似的，低声说：“你爸要是在，他肯定不让你这样。你爸那个人，心硬。他说过日子就是过日子，不能叫亲情绑死在一处。”
苏远山没有接话。母亲又说：“你爸走的时候，衣裳是我新给他做的，缝得可整齐。他一直等着我。”她的声音越说越低，像困了。他看着她的脸，灯光下那张皱纹纵横的脸，像一片被岁月犁过的土地。她嘴里又含糊地说了一句什么，他没有听清。
他坐在床沿上，守着，一直坐到她睡熟。他伸手替她掖被角的时候，那只枯瘦的手从被子里伸出来，攥住了他的手指。她闭着眼睛，力气不大，可他挣不开。他让她攥着，坐到后半夜。
天快亮的时候，她松开手，安静地翻了个身。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看见外面天还是沉沉的，飘起了碎碎的雪。
雪落了一夜。
天亮时他推开门，院子里的霜已经被雪盖住了。他拿着扫帚扫出一条路来，又往炉膛里添了炭。屋里暖融融的，水壶在炉沿上滋滋地冒着白气。他搬了张小凳，坐在母亲床前。老人还在睡着，呼吸有些重，但还算匀。他看了一会儿，低下头，把两只手拢在一起，搓了搓。
炉膛里的火苗跳动着，映在他脸上。他忽然想起母亲那些年总说的一句话：“远山，你是个好孩子。”他听了大半辈子，从来没有想过这话是什么意思。这一刻他坐在这间老屋里，听着窗外雪落的声音，母亲在面前沉沉地睡着，他忽然发现，这么多年，除了这句话，他好像什么都没有了。
他站起身，拿起那只搪瓷碗，碾了几粒药，调成糊。母亲醒了，睁开眼，看着他。
“远山。”她叫他。
“哎。”
老人看了他半晌，没有再说别的，张开嘴，等着他喂药。他低下头，舀了一勺，轻轻吹了吹。
窗外，雪还在下。
“周叔！周叔——您快来看看！”
苏远山的声音从巷头一路撞到巷尾，砸在陈旧的土墙上，又弹回来。周德明刚端上饭碗，听见喊声，碗往桌上一搁就迎出门。他披着外套跑到苏家门口时，苏远山正半跪在堂屋里，怀里抱着母亲。老人歪在他臂弯里，嘴角有一道细细的血线，眼睛半睁着，气息粗得吓人。
“怎么了这是？”周德明蹲下来，伸手搭上老人手腕。屋里乱着，地上摔了一只搪瓷碗，药汤泼了一片。
“她起来要上厕所，我不在屋……等我听见声音进来，她已经倒在床下了。”苏远山嗓子发干，说话时嘴唇都在抖，“周叔，您看这——”
周德明探了探老人的脉，又翻了翻眼皮，半晌没有说话。他站起身，把苏远山叫到院门口，压低声音：“远山，老太太这是心衰又犯了。不能再耽搁了，得送镇上卫生院。”
“我这就去借车。”
“你听我说完。”周德明拦住他，“镇上卫生院的条件你也知道，顶多打打氧气、挂挂水。老太太年纪大了，这口气我怕撑不过去。你要是想让她多活些日子，不如往县医院送。可进了县医院，钱就是个无底洞。你手头有多少，你心里有数。”
苏远山站在那儿，两只手垂在身侧，拳头攥了又放、放了又攥。他回头看了一眼屋里，母亲还在昏迷，胸脯起伏一下比一下急。他没有多想，说：“我送镇上。先稳住命，再说别的。”
他跑到院墙外，朝隔壁喊了两嗓子。陈婶的儿子不在家，但陈婶把三轮摩托的钥匙给他找了出来。他发动车子，突突突地把车倒到自家院门前，回去把母亲裹在一床棉被里抱出来。她轻得像一捆干柴。他把她放在车斗里，自己坐上去，让她靠在自己身上，一脚油门往村外冲。
雪已经停了，路面上冻了一层薄冰。三轮摩托在冰上直打滑，他把住车把，手心全是汗。母亲在他怀里颠着，眼睛睁开了一线，像是看了他一眼，又闭了上去。他低头说：“妈，没事，咱们上医院。”风灌进来，把他的声音吹散了。
到了乡镇卫生院，值班的刘医生一看就说情况不好，安排吸氧、输液，又给打了一针强心剂。苏远山在走廊里站了一个多小时，看着墙壁上剥落的绿漆和墙角一摊化开的雪水，脑袋里空空的。护士出来说：“病人醒了，要找你。”他赶紧进去。
母亲躺在病床上，鼻孔里插着氧气管，脸色青灰。看见他进来，她的嘴唇动了动。他俯下身，听见她小声说：“回家。”
“妈，您在这儿住两天，等稳定了我们就回。”
“回家。”她又说了一遍，声音比刚才大了些，带着一股执拗。
“医生说要观察——”
“我不在医院死。”母亲说。这话说得清清楚楚，连站在门口的小姑娘都听到了。她说完就闭上眼，不再理他。
刘医生把苏远山叫到办公室，说：“老人家这个病，住院也只是维持。你要是不想折腾，那就开些药带回去，好好养着，但说实话，效果有限。你们家属自己商量，看是住院还是回去。”苏远山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问：“住院一天多少钱？”
刘医生报了个数。他听了，低头算了一下，算了半天也没算出个所以然来。他最后说：“住一晚吧，明天看情况。”
那天夜里他守在病床边，母亲睡睡醒醒，偶尔睁开眼看看天花板，不说话。凌晨三点多，母亲忽然叫他：“远山。”
他凑过去：“妈，您要喝水？”
“不喝。”母亲望着他，“我问你，你刚才是不是想送我去县医院？”
他愣了一下：“我怕镇上看不好——”
“县医院也看不好。我这病，去哪儿都一样。”母亲说，声音平静得像在说别人家的事，“远山，你听我的，天亮就回家。别把钱白丢在医院里。”
他低着头，说：“钱的事您别操心。”
母亲轻轻叹了口气，没有再说话。天亮后，他去办了出院手续。护士给他结算的时候，他从棉袄内袋里摸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裹着几叠折得整整齐齐的钞票。他数了两遍，一张一张递过去，又攥着找回来的零钱在手里愣了一会儿。他把钱装回塑料袋，重新塞进内袋里，拉上拉链，拍了拍。
回到家，他按刘医生的嘱咐调整了用药，又把母亲安置回那间暖和的屋子。母亲似乎比在医院里安定些，靠在枕头上，看着他在屋里忙活。过了一会儿，她忽然说：“远山，你怨不怨我？”
他正拿热水袋，听了这话手停了一下。“我怨您什么？”
“怨我把你拖成这样。”母亲说完，闭上眼，“你看村里的那些人，像你这个年纪的，谁不是儿子老婆热炕头，谁像你，还伺候一个病老婆子。”
“您别说了。”
“我不说，你自己心里不想？”
他没有回答。他打开热水袋的塞子，灌了热水，拧紧，拿毛巾裹了，塞进母亲脚下。做完这些他直起身，走到窗前，看着外面。雪化了又冻，院子里结了一层亮晶晶的冰壳，日光落在上面，白晃晃地刺眼。
“我说不后悔。”他说，“您别老问这种话。”
母亲没有再开口。那天下午，苏远树来了。他提着一兜苹果，一进门就看见苏远山蹲在院子里劈柴，斧头起落，木头在脚下裂成两半，迸起来的碎屑落在雪水地上。
“哥，听说婶子住院了？”苏远树靠在院门框上，递了根烟过去。苏远山接过来别在耳朵上，说：“出了，回来养着。”
“镇上医院怎么说？”
“就是老病，养着。”
苏远树站了一会儿，看着他劈完一截木头，才说：“我媳妇说，婶子这病，怕是要人长久服侍。你一个人这么熬着也不是法子。要不……你看看，要不要请个人搭把手？或者，送到镇上的养老院住一阵子？”
苏远山那把斧头砍下去，砍偏了，木头弹起来滚了两圈。他捡起来，重新摆正，挥斧劈下去，“咔嚓”一声，木头从中间裂开。“养老院不收她这样的病人。”他说。
“那雇个人也行啊。一个月几百块，我帮你打听打听。”
“不用。”
苏远树叹了口气，蹲下身，从地上捡起一块劈好的柴，掂了掂。“哥，你听我一句劝。你自己也六十多的人了，腰腿都不如从前了。婶子要是好得了，你伺候她没话说。可这病……你心里有数吧？你得给自己留条路。”
苏远山停了手里的活，看着堂弟，目光平静。“我心里有数。”
“那你还——”
“我说了，不用。”
苏远树没再说下去。他把那块柴放进墙根的柴堆里，拍了拍手上的灰，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有事你喊我，别老自己扛着。”
“知道了。”他说。
那天晚上，苏远山喂母亲吃了半碗粥，又伺候她吃了药。她精神比白天好了一些，靠在床头，眼睛一直跟着他转。他收拾完碗筷，拿抹布擦了桌子，又把地扫了一遍。母亲说：“你别忙了，坐下来歇会儿。”
他放下扫帚，坐到床边的凳子上。屋里只有炉火上水壶咕嘟咕嘟的声响。母亲看了他一会儿，忽然说：“我今天把话想明白了。”
“什么话？”
“你爸来梦里叫我，我没有去。是因为我还放不下你。”她顿了顿，“可我想了想，我这么拖着你，才是真对不住你。我要是早点走，你还有几年好日子过。”
“妈！”他声音略高了些，自己都吃了一惊。他稳了稳，压低声音，“您说的这是什么话。您好好活着，比什么都强。”
母亲看着他的脸，良久，慢慢点了点头。她没有再说什么。可那天夜里，苏远山睡在外屋的小榻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听见里屋母亲时不时的咳嗽声，每一声都像砂纸磨在他心口上。他索性披衣起来，坐到堂屋里，没有点灯，借着窗外的月光，看着墙上父亲那张旧照片。照片上的男人三十多岁，端着肩膀，目光直直地看着前方。他在黑暗里看了一会儿，低声说：“爸，您说，我该怎么着？”
照片里的人没有回答。
第二天，他去镇上一趟，抓药。药铺的老板认得他，抓完药又叫住他：“老苏，我听卫生院的人说，你妈这病，镇上拿不下来的。你要不要试试县里的老中医？听说有个姓朱的大夫，专治心肺毛病，好多人吃他的药都见好。”
他拿着药包站在药铺门口，心里盘算了一会儿。县里的老中医，挂号费、药钱，加起来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他捏了捏棉袄内袋里那个塑料袋。那里面是他这些年攒下的全部家当。他想了想，问：“那大夫在哪儿？”
“县城北街，杏林堂。你去一问就知道。”老板给他写了个地址。
他回家后，把药熬上，坐在灶台边想了很久。母亲喝完药，靠在床上，精神不错，问他：“你今天上镇里有啥事？”他说去抓药。她又问：“抓个药怎么去了一上午？”他说：“路上碰上远树，多说了几句。”母亲没有疑心。
第二天一早，他没跟母亲说去哪儿，说是去镇上买米。他穿上那件灰旧棉袄，骑上三轮摩托往县城走。天气很冷，风从领口灌进来，他一路缩着脖子，骑了将近两个小时。到了县城北街，找到杏林堂。老中医姓朱，六十来岁，头发花白，桌上摆着一个脉枕。苏远山排在两个病人后面，轮到他时，他坐下来，把母亲的情况从头到尾说了。朱大夫听完，问了几句，又让他把病历和方子拿出来看。他一样一样递过去，朱大夫戴着老花镜看了半天，慢慢放下，说：
“老人的病我听说过。你这个情况，我开了药也只能调养，不敢说能治好。你要有个数。”
“我明白。您开吧。”
朱大夫提笔写方子，一边写一边说：“七副药，吃半个月。吃完再来。这副药里有人参，价钱贵些，一剂在三十块上下。”苏远山愣了一下，嘴上应着：“好。”可心口微微沉了一下。
他走到柜台前，抓药的小姑娘照方子包了七包纸包，每包鼓鼓的，封口用细麻绳扎着。他数出钱来递过去，一张一张，数得有些慢。小姑娘把钱收进去，找了些零钱给他。他接过来攥在手心，忽然觉得那些纸包重得压手。
回到村里，天已经擦黑。他把药藏进灶房的角落里，只拿了一包出来。母亲问他怎么买米买了整整一天，他支吾说路上车坏了一回。母亲看着他，目光里有些说不清的东西，却没有再问。他熬了药端进屋，母亲喝了，皱着眉说：“这药味不一样。”
“换了个方子，镇上刘大夫说这个对路。”
母亲看了他一眼，把药碗放下。“远山，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去县城了？”
他站在床边，手里端着空碗，一时接不上话。
“你瞒不过我。”母亲说，“我又不是老糊涂了。你是不是去给我找大夫了？”
“……是。”
母亲沉默了一会儿，低声说：“你不用为我花这个钱。我这身体，吃什么药也是这么回事。”
他蹲下来，把空碗放在地上，抬头看着母亲。“我想让您好受些。”
“我知道你孝顺。”母亲说，“可你也得为往后想想。你手里那点钱，是你一分一分攒的，以后你自己要用。别都扔在我这没底的事情上。”
他梗着脖子，说：“钱没有了能再挣。妈没了，就什么都没有了。”话一出口，他自己愣住了。他从来没有这样说过话。母亲也愣了一下，然后眼眶红了。她把头偏向里侧，哽咽着说：“你这个人……你这个人怎这么死心眼。”
他没有再说话，端起空碗出了屋。他站在灶台前，把碗放在案板上，两手撑着案沿，站了很久。灶膛里的火已经压下去了，余烬还红着，一明一暗地闪。
之后的日子，他每天熬那三十块一副的中药。药确实比原先的方子贵，确实也更苦。母亲每次喝药都要皱半天眉，但坚持着喝完了。喝到第三副药的那天，她精神似乎好了些，能下床在屋里走几圈了。苏远山心里亮了一下，觉得那钱没有白花。可到了第六副药，母亲的病情忽然又沉下去，咳得比之前更凶，整个人瘫在床上一整天。周德明来看了，说他换的药可能药性太猛，老人受不住。他在屋后的墙角蹲了半宿，第二天把剩下的药收起来，又换了回原来的方子。
那天夜里，母亲睡着了之后，他一个人坐在堂屋里，面前摊着那个塑料袋。里面的钞票薄了一层。他算了算，这半个月光药钱就花掉了将近三成。他盯着那堆钱看了很久，后来把钱叠好，重新塞回塑料袋，揣回棉袄内袋。
正是这个晚上，他做出了一个决定。第二天早上，他跟母亲说：“妈，我想去镇上找点活干。”母亲问他找什么活，他说：“我打听过了，镇上修车铺要人，我年轻时会修拖拉机，能帮上忙。”母亲沉默了一会儿，说：“去吧。”
他在修车铺干了一个多月。每天早上把母亲的药熬好，放在保温桶里，又把粥和菜摆在她床头能够到的地方，然后骑摩托车去镇上。晚上回来，天已经黑了，他在做饭、洗衣、伺候母亲睡下。修车铺老板是他认识的人，给了他一天二十五块钱的工钱。这钱不多，可好歹能贴补。他在铺子里蹲在地上给人换轮胎、修水箱，手上全是黑泥，指甲缝里塞了油污，洗半天也洗不净。他跟老板娘说好了，中午管一顿饭，省得回家来回跑。
母亲从没说过让他别去。但有一回他回来晚了，推开门，屋里黑着灯，母亲躺在床上没有声息。他吓了一跳，冲到床边去叫她。母亲睁开眼，说：“我没睡，等你回来。”他说：“您怎么不开灯？”她说：“省电。”他打开灯，看见母亲床头那碗粥只动了两口，菜也没怎么吃。他问：“不好吃？”母亲说：“吃不下去。”他忽然觉得心里堵得慌。
那天晚上他坐在屋外台阶上，抽了半包烟。烟是苏远树给的，他一直没怎么抽。他一口一口地抽着，看着茫茫的夜空，耳边是屋里母亲的咳嗽声。他忽然觉得很累，不是身子累，是心里那种累，像是被一根绳子拴在原地，往前迈一步就勒紧一寸，怎么挣都挣不开。
修车铺的活干到四十多天，他算了算，挣了将近一千块。他高兴了一回，想着这下药钱能接上了。就是那天下午，他正在铺子里低头拧螺丝，老板娘从里屋走出来，喊他：“老苏，你电话。”他放下扳手去接，是陈婶打来的。陈婶的声音急得像火烧屋：“远山，你妈又昏过去了，你快回来！”
他扔下电话，连工钱都没顾上结，骑上车就往回冲。进村的时候天已经暗了，他冲进院子，看见周德明正在堂屋里给母亲掐人中。母亲躺在床上，脸色灰白，胸口的起伏几乎没有。他双腿一软，差点跪在门槛上。他走过去，握住母亲的手，那只手冰凉凉的。他叫了两声“妈”，没有回应。周德明对他说：“远山，你听说过穴下针吗？我只能治标。老太太这回怕是……”
他没有听完后半句。他跪在床前，把母亲的手贴在脸上，一动不动。屋里安静得像没有人。过了不知多久，母亲的手微微动了一下，像是指头在摸他的脸的轮廓。他抬起头，母亲的眼睛睁开一条缝，看着他，嘴唇动了几下，像在说什么。他把耳朵凑过去，听见她说：“你别……别怕。”
他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夺眶而出，砸在老人枯瘦的手背上。他一声也没有吭，只是跪在那里，双肩抖得像风中的树。这一年他六十多岁，在母亲面前，他仍然像个孩子。
后来母亲被救过来了。周德明说，是那口气一时堵住了，扎了针才通开。可他也说，这样的事往后只会越来越多，让他做好准备。苏远山把他送出院门，站在月光下，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似的。
他回到屋里，母亲已经醒了。她看见他进来，说：“我还没走。”他点了点头。她说：“你不要怕。”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他跟修车铺的活也辞了，专心在家看着母亲。钱用了就用了，他也不再想那些。他把三轮摩托卖了，换了一笔现钱，存在床头柜的铁盒里。他又搬回母亲屋里的那张木榻上，夜夜睡在她旁边。母亲有时候半夜醒来，听见他的鼾声，会轻轻叫一句：“远山？”他迷迷糊糊应一声：“哎。”她就不说话了。过了好一会儿，她会说：“没事，你睡。”可他往往醒了以后就再也睡不着，睁着眼在黑暗里躺着，听着母亲的呼吸，直到天快亮。
有一天夜里，他做了个梦。梦里他还在水峡村，还是二十出头。母亲站在院子里晒衣裳，头发还是黑的，腰板还是直的。她回头看了他一眼，笑着骂他：“你这孩子，怎么又找不到媳妇。”他想回话，却发现自己嗓子堵得说不出声来。母亲笑着走近，抬手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他醒了过来，眼角是湿的。
他翻身坐起，看着窗外的月光。里屋传来母亲均匀的呼吸声。他披上外衣，轻轻下了榻，走到院中。冬夜很冷，月光照在雪地上，整个村子像沉在深深的水底。他站了一会儿，忽然想起头天晚上母亲睡前说的话。她说：“远山啊，我要是真走了，你可要替我看着这个院子。春天快到的时候，把墙根底下那棵桃树浇浇水，别让它旱死。”他说：“好。”她满意的闭上了眼。
此刻他站在院子里，看见那棵桃树光秃秃的枝条在月光下挑着几星残雪。他走过去，伸手折下一小段枯枝，握在手心里。枯枝冰凉，像一根还没有断的骨头。
他回到屋里，把枯枝放在窗台上，重新躺回木榻上。闭上眼之前，他听见母亲在里屋翻了个身，又安静了。他的心跳慢慢地、慢慢地稳下来。他闭上眼，嘴角轻轻弯了一下，像是下了什么决心。
窗外，夜色依然长着。
之后的日子过得比水峡村的冬天还慢。苏远山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先往炉膛里添炭，再把昨天剩下的粥热上，端到母亲床前。母亲喝粥越来越慢，常常一碗粥喝到一半就推开，说肚子胀。他不敢多劝，把碗收走，又端来温水，拧了毛巾替她擦脸擦手。手指上那些叠起来的皱纹像一层层干枯的河床，他擦得很轻，怕弄疼她。
他注意到一件事。母亲最近总把那只旧木匣子放在枕头底下。那只匣子他认得，是父亲当年亲手打的一只椿木小柜，上了三道漆，深褐色，角上包着黄铜皮，铜皮已经磨得发绿。母亲嫁过来这些年，那匣子一直放在她床尾的柜顶上，她从来不当着他的面打开。有一回他进屋，见她正把那匣子捧在手里，看见他进来便飞快地合上盖子，塞回枕下。他装作没看见，心里却种下了一个疙瘩。
那半个月里，母亲的精神时好时坏。好的时候能坐起来跟他说话，问他院子里的桃树开没开花，又问他苏远树家的二小子是不是考上高中了。坏的时候整个人昏昏沉沉，叫几遍都不应，两只眼睛直直地望着天花板，像在看一样别人看不见的东西。周德明来看过两回，每次走的时候都把他拉到门口，声音压得低低的：“远山，老太太的脉象，你就没觉得哪里不对？”
“哪里不对？”
“你自己没发现？她脉象里有个怪东西。忽强忽弱，忽浮忽沉，像是有什么在她身体里来回窜。我当了几十年大夫，没摸过这种脉。”周德明搓着手，像是自己也说不准，“你再看看她的眼睛。你注意没有，她清醒的时候少，可要是有那么一两个时辰特别清醒，说话做事跟没事人一样——你数数，是不是隔几天就来这么一回？”
苏远山愣了愣。细想之下，母亲确实有这样的规律。每隔三四天，她就会有一个下午格外精神，脸色也好看些，话也多些，甚至能自己下床，拄着拐杖在屋里慢慢走几步。他原以为那是药效上来了，心里还松快过几回。听周德明这么一说，那点头皮忽然紧了。
“周叔，您说这是……”
“我说不好。可我见过不少老人，临了临了，会有那么几天回光返照。你妈这个不像回光返照，来得太勤了些。”周德明说着，又摆摆手，“兴许是我多心。我就提这么一句，你自个儿留意着。”
他送走周德明，站在院子里良久无言。天阴着，风从西山口灌进来，刮得桃树仅剩的几片枯叶噗噗作响。他回到屋里时，母亲正醒着，半靠在床头，看见他进来，竟笑了笑：“你周叔走了？”
“走了。他说您这两日气色好。”
“我自己也觉得好些。”母亲把手从被窝里拿出来，伸出手指活动了两下，“你看我这手，也不怎么抖了。明天你扶我起来，我想去院子里坐坐。好些日子没见太阳了。”
他说好。那晚他睡在外屋的小榻上，却怎么也睡不踏实。母亲的呼吸均匀而沉稳，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这间屋子的正中。他翻了个身，把耳朵对着墙，细听里屋的动静。不知过了多久，他听到一声很轻的响动，像是木匣子开合的“咔哒”声。他立刻屏住呼吸，等了很久，没有再听到第二声。
第二天，晴了半天。他扶着母亲坐到院里那棵桃树下面的藤椅上，给她腿上搭了一条旧毛毯。太阳很淡，像隔着一层薄纱，照在老人脸上不刺眼，反而把她脸上的皱纹照得柔了些。母亲仰着头，眯着眼看了好一会儿天，忽然说：“你记不记得，这棵桃树是谁栽的？”
“我爸栽的。”
“对。你爸那年从镇上回来，扛了一根树苗，高兴得很。说这树是水蜜桃，过两年就能结果了。”母亲说着，目光落在那棵光秃秃的树冠上，“你爸走那年，这树刚挂果，结了七个。你记得不？”
“记得。”他说。他记得那年夏天父亲把七个桃子一个一个摘下来，用井水冰了，给他和母亲吃。桃子不大，但很甜，汁水顺着胳膊往下淌。父亲坐在桌对面，咧着嘴笑，说自己不爱吃桃，都留给他们娘俩。那是父亲生前的最后那个夏天。
“你爸是个好人。”母亲缓缓地说，“就是心太急。一辈子什么都想赶在前面——盖房、成家、生儿子，都要比别人早。你看他走得多早。”
苏远山没有接话。他蹲在地上，拿一根树枝拨弄着树根处的土。母亲低头看了他一会儿，说：“你起来，别蹲着，腿受不了。”他听话地站起来，在旁边的板凳上坐下。母亲忽然说：“远山，你还记得咱们家以前那只大黑狗吗？”
他愣了一下。“记得。”
“狗叫什么名字来着？”
“黑子。我爸起的。”
“黑子。”母亲点了点头，像在确认什么，“黑子那年怎么死的？”
苏远山心头猛地跳了一下。他抬头看着母亲。母亲的脸上带着一种平静的、审视的神情。“您说它吃了耗子药。”
“那是我骗你的。”母亲说。
他愣住了。那只狗他记得清清楚楚——他十七岁那年，黑子忽然不见了，他找了三天，后来母亲告诉他，黑子误吃了墙角的老鼠药，死在河沟里了。他一直信了四十多年。现在母亲亲口说那是骗他的，他一时竟不知道该怎么接。
“那它……”
“它自己走了。”母亲的声音很轻，“那年春天，你爸去世以后没多久，黑子有天晚上对着月亮叫了半宿，天不亮就不见了。我出去找过，没找着。后来有人跟我说，狗要是觉得主人要走了，会自己跑去山下等。我不信这个。可它确实再没回来。”
苏远山心里像有什么东西被轻轻拨动了一下，说不上来那是什么。他看着母亲瘦削的脸，她正静静地看着他，那种目光让他觉得陌生。
“妈，您今天怎么说起这些。”他说着，试图笑一下，可嘴角扯了扯，“都是老早以前的事了。”
“我知道。”母亲垂下眼睛，“我就是忽然想起来了。”她说完这话，又慢慢闭上眼，靠在椅背上，像困了。苏远山安静地坐在她身边，没有再问。可那只大黑狗的事在他心里翻来覆去，像水面下一尾游动的鱼，怎么也按不住。
那之后，他留意起母亲的一举一动。他翻过她枕下那只木匣子。趁母亲睡了，他趁她翻身时把垫在她枕下的木匣子轻轻抽出来——匣子没有锁，只有一个铜搭扣。他犹豫了很久，终于还是伸手掀开了一条缝。里面叠着几层旧布，布中间夹着一封信，信皮发黄，上面写着几行字，像是父亲的字迹。他只看清“桂英亲启”四个字。他正想伸手去拿，里屋传来母亲咳嗽的声音。他迅速把匣子合上，塞回枕下，心跳擂鼓一样响。母亲咳了一阵，又睡了过去，没有醒。他坐在外屋的床沿上，手心全是汗。那封信是父亲留下的，父亲已经死了四十多年，母亲为什么把那封信贴身藏着，从来不肯让他看见？
第二天，母亲精神又好了一些。她主动跟他说，想吃一碗炖蛋。他高兴坏了，去灶房磕了两个鸡蛋，加温水、盐、酱油，放到锅里蒸。母亲吃了大半碗，放下碗说：“你今天帮我把柜子里那件蓝棉袄拿出来晒晒。”他去翻柜子，母亲又说：“还有那件中山装，你爸年轻时候穿的，也在柜里。一起晒了吧。”
他找出来，两件衣裳叠得整整齐齐，压在柜底。那件中山装的料子泛了黄，领口磨毛了，扣子还是原来那几颗，成色旧了，却干干净净，显然被人时常拿出来抚摸。母亲接过那件衣服，抱在怀里，手指轻轻摩挲着衣领。她什么也没说，就那么静静地坐了好一会儿。
苏远山心里那种说不清的躁动越来越重。他觉得母亲这些天的举动像在做什么准备，一件一件，细密而从容。她不是在等死，她像是在收拾什么。他不敢想下去。
“妈，”他在她身边坐下来，“您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母亲抬起头，看了他很久。她嘴张了张，又合上。苏远山屏着气，等她说。她却把视线移开，望着院子里的桃树，慢吞吞地说：“等你爸那件衣裳晒好了，你替我叠起来，放进那只木匣子里。”
“……好。”
他出了屋，站在院里，那件中山装挂在晾衣绳上，袖管在微风里轻轻晃动，像一个看不见的人从里面伸出手来。他盯着那件衣服，心里涌起一阵说不清道不明的寒意。
当天傍晚，苏远树又来了。他进门时脸色不太好看，拉着一张脸，把苏远山叫到院墙根下，低声说：“哥，你今天没在村里听见什么吧？”
“听见什么？”
苏远树犹豫了一下，说：“我不是故意打听你的事。是我媳妇她娘家的一个表弟在乡镇上班，他说你上个月在镇上的殡葬用品店打听过。问一副棺材板多少钱，还问过土葬的事。”
苏远山怔住了。他确实去过那家店，但那是一个多月以前的事。那天他从修车铺收工，路过那家店门口，鬼使神差地停下步子，进去问了一嘴。他本意只是打听，没有多想。他没想到会被人看见。
“哥，”苏远树目光直直地看着他，“你给我交个底。你是不是已经替你——替婶子——把那些事都定了？你一个人看棺材做什么？婶子还活着呢。”
苏远山站在墙根下，背靠着土墙，低着头，过了好一会儿才说：“我就是问问价。没别的意思。”
“你最好没别的意思。”苏远树声音沉下去，“远山，我比你小七八岁，可我也不是小孩了。你别瞒我。你妈这个情况，你脑子里在打算些什么，你心里清楚。”
“我说了，就是问问价。”
“那副棺材，你问了多少钱？”
苏远山没有回答。他沉默的时间太长，长到苏远树叹了口气，把烟头摁在墙上捻灭。“哥，我自己多嘴一句。你妈那天说的话，我都听见了。她说让你不能干傻事。你答应她了。”
“我没有忘。”
“那你——”
“我心里有数。”
又是这句话。苏远树盯着他，半天没有做声，终于摆了摆手，转身走了。走了几步，他又停下，回身说：“哥，你记住我一句话。你要是真做出什么对不住自己的事，你妈在那边也安不了心。”
苏远山站在原地，没有动。等苏远树的背影消失在巷口，他才转过身，扶着院门慢慢蹲下来。他把脸埋进膝盖里，两只手攥着裤腿，攥得指节发白。他想到母亲那天在病床上望着他说的那些话——答应我，不能干傻事。他答应了。可那天夜里，他为什么做梦会梦见那口棺材？
那天夜里，母亲又清醒了。她叫他来床边坐下，握住他的手。那种握法像很多年前，他小时候生病，母亲整夜守在他床边。她说：“远山，我这两天老想起年轻时候的事。你爸还在那会儿，咱们家穷是穷，可团圆。你爸下了工回来，带一把野花插在我梳头用的那个瓶子里。你坐在他脖子上，满院子跑。”她笑了一下，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忍着什么。
苏远山捏着她的手，喉头动了动。“妈，您别说了。您好好养着，等天气再暖和些，我扶您去田埂上走走。”
“好。”母亲应着，声音淡淡的，“等天气暖和些。”
她说完这句话，闭上了眼睛，像是累了。苏远山坐在床边，没有走。他低头看着母亲那张脸——干枯、布满斑点、布满了一生操劳留下的纹路。他忽然想起父亲去世那年，母亲也是这样的夜晚握着他的手，跟他说：“远山，往后就咱们娘俩了。你要好好的。”那年他二十二岁。他应了一声“好”。这一应，就是四十多年。
他松开母亲的手，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夜色浓得像墨。他看着屋后那片黑黢黢的坡地，那里埋着他的父亲。父亲坟头的草，母亲常让他去拔，说坟头不能长草，不然说明后人不上心。他每个月都去拔一回，从没落下。父亲的坟边空着一块地，母亲从来没有提过，但他心里清楚，那地方是留给她的。
他回到外屋，坐在木榻上。月光从窗缝里漏进来，在地上划了一条窄窄的银线。他盯着那条银线，脑子里很空。不知道坐了多久，里屋忽然传来母亲的声音：“远山。”
他站起来推门进去：“妈？”
母亲半侧身躺着，手伸在枕头的方向。她说：“你过来。我跟你说个事。”
他走过去，蹲在床边。母亲看着他，目光清醒而明亮。她缓缓说：“那只木匣子，是我留给你的。里面有一封信。你等我走了再打开看。”
苏远山心跳如鼓：“妈，您——”
“你别问，也别现在看。”母亲打断他，声音不大，却带着不容拒绝的意味，“等我不在了，你再看。那时候你自然就明白了。”
他看着她。她说完这句话，像是了却了一桩心事，闭上眼睛，翻了个身，再也没有开口。他蹲在床边，听见她的呼吸渐渐沉下去，混入夜色之中。他望着枕下露出的一角木匣，那只椿木匣子安静地躺在昏暗中，像一只等待被打开的眼睛。
他伸出手，指尖碰到木匣的边缘，又像被烫到一样缩了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