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闺女分数出来的那天下午，我正在工地的架子上绑钢筋，兜里的手机震了五六回，我没空掏。
工头老张在下头冲我喊，说我家丫头打电话来，口气不对，让我赶紧下来接。
我心里咯噔一下，顺着脚手架往下爬，手掌蹭得铁管子吱啦啦响。
电话那头，闺女的声音很轻，像隔着一层被子，她说：“爸，成绩出来了，我考了四百零三分。”
我耳朵边上全是风，以为听岔了，让她重复了一遍。
四百零三分。
我蹲在工地角落的砖堆上，被太阳晒得头直晕。
脑子嗡嗡的，像有台电机在里头转。
闺女平时成绩虽然不敢说数一数二，可怎么也没差到四百分的地步。
这分儿别说一本二本，别说专科，就是上个好点儿的大专都悬。
我拿着手机说不出话。
闺女在那边也没声儿。隔了好一会儿，才听她说：“爸，要不，我去打工吧。”
我当时蹲在砖堆上，太阳晒得后脖子发烫。
听见这话，鼻子猛地一酸，又硬生生忍住。
我说：“先别急着说这个，等我回去再说。”说完把电话挂了，坐在砖堆上发了好一会儿呆。
老张凑过来递了根烟，试探着问：“考得咋样？”
我看了一眼地上的砖缝，没接烟：“四百零三。”
老张愣住，隔了半天才说：“那也不容易了，好歹是高中毕业了。”
我没吱声，站起身拍了拍屁股上的灰，去工具箱拿了个扳手，还是上架子干活。
下午收工的时候，一帮工友围在工棚前面吃面。
有人知道我家闺女的分数，大着嗓门问了一句：“老叶，你家丫头考那么点分，上不了学，打算咋弄啊？”
我端着碗面，半天没夹起一根面条。
旁边有人帮腔：“四百多分，确实有点不上不下，念个民办一年好几万，出来也找不着好工作。不如进厂，一个月挣几千块钱，攒几年嫁妆，实实在在。”
又有人笑：“老叶不是一直吹他家闺女要坐办公室的嘛，这可得在厂里站流水线了。”
一伙人都笑了。
我也跟着干笑了两声，低下头把面条往嘴里塞，啥味儿也没吃出来。
那天晚上我躺在板房里，翻来覆去睡不着。
工棚的彩钢瓦顶上，隔一会儿就有架子工翻身，床板子咯吱咯吱响。
我掏出手机翻到闺女班主任的电话，拨了过去。
班主任姓刘，接电话倒客气，说叶美玲这个孩子吧，高一高二成绩还挺稳的，在班里中上游。
但高三那阵子，特别是下学期，成绩一直往下掉，模考一次比一次差。
问她是不是家里有啥事，孩子也不说。
刘老师最后说：“我总觉得这孩子，像是故意不好好考。”
我听完没往心里去，觉得老师在推卸责任。
闺女是什么性格我心里清楚，她打小要强，考试不及格一个人躲屋里掉眼泪。
怎么可能故意考不好？
我心里难受的是，自己没本事，闺女考这么点分，连让她复读一年的底气都没有。
回到工棚，我又在手机上打了一行字，想给闺女发条消息。打了几个字又删了，最终什么都没发。
那天晚上，我躺在工棚的木板床上，盯着天花板，想了整整一夜。最后决定，回去，把她送去广东打工。
闺女考了四百来分，我准备送她去厂里打工。我没觉得这有啥问题。
可生活偏偏要在我最笃定的时候，给我一巴掌。
01.
隔了两天，我请了假回县城。
到家时，闺女没在家。
何姗坐在客厅的板凳上择豆角，看我进门，脸不是脸嘴不是嘴的。
我把包往沙发上一丢，端起桌上的水杯灌了半杯。
何姗放下菜刀，问我：“成绩的事，你打算咋办？”
我说：“我联系了何邦，让他帮忙打听一下厂子。”
何姗的眉毛竖了起来：“你这就定了？不复读？不问问她自个儿的意见？”
我说：“四百来分，复读一年能提多少？咱家的条件你不清楚？学费一年上万，加上生活费补习费，三年下来十来万。家里拿什么供？”
何姗站起来，把豆角往盆里一摔：“你连问都不问就说供不起，你怎么知道她不上进？班主任都说她还有潜力，你一个初中都没毕业的爹，凭啥替她做决定？”
我也火了：“我没本事，我承认。那你倒是拿得出学费来啊？”
何姗没接话，转身进了厨房，把菜板剁得咚咚响。
我心里烦，在屋里转了一圈，去敲闺女的门。
门没锁，推开一看，闺女坐在桌前，面前摊着一本英语单词本，手里握着一支笔，却没在写。
我说：“美玲，爸跟你说个事。”
她抬起头看我，眼睛没红，就安安静静地等着。
我说：“考都考完了，分数也定了。爸想好了，你舅那边认识一个厂子在广东，做电子配件的，包吃住，一个月四千来块。你要是愿意，过两天我送你过去。”
闺女低下头，握着笔的手指关节泛了一下白，又松开，说：“行，我去。”
她答应得太痛快了，我心里反而堵得慌。我想再说点什么，嘴张了张，最后还是关上房门出去了。
晚上吃饭，何姗没怎么说话。
闺女也没怎么说话。
饭桌上就我一个，把一碗饭扒得飞快。
何姗突然站起来，从柜子里翻了一摞钱出来，搁在桌上。
她没看我，跟闺女说：“这是妈攒的两千。到了那边，缺啥自己买。”
闺女说：“妈，我不要。厂里都包。”
何姗把钱硬塞进闺女书包里，扭头进了里屋。我看着闺女低头把自己碗里那根鸡腿夹起来，咬了一口，嚼了很久才咽下去。
那天夜里我没睡踏实。
迷迷糊糊听见隔间有动静，像是闺女在翻身，又像是在哭。
我想坐起来看看，何姗按住我的胳膊，低声说：“别去了，她就这一个晚上还能待在家里。”
我躺下去，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那块渗水的水渍。一宿没合眼。
何邦第二天来家里，坐都没坐稳就说，广东那边的厂子他问好了，下周三有一趟火车，到了那边有人接，直接进厂，月薪四千二。
手续都办妥了，身份证复印件，一寸照片，都交上去了。
何邦看了我一眼，又说：“姐夫，不是我说，美玲这个成绩，你要是真让她去打工，将来她日子过得不好，你后悔都来不及。我那卡里还匀得出来五千，要不再让她试一年？”
我说：“不用。一人供不起，不能拖你也跟着勒裤腰带。”
何邦摇摇头，没再劝。他走的时候，在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里头尽是说不出口的话。
三天后出发。
走的那天早上，天阴着，飘着小雨。
何姗煮了一锅面，每人碗里卧了一个荷包蛋。
闺女安安静静把面和蛋都吃完了，一颗没剩。
她放下筷子，去自己屋里背出了那个鼓鼓囊囊的书包，又提了一个旧行李箱，箱角磨得发白。
我说：“走吧。”
闺女点点头，弯腰换鞋。
何姗站在厨房门口，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最后从围裙兜里摸出一个塑料袋塞进她手里：“里头煮了几个蛋，还有两瓶水，路上吃。”
闺女接过塑料袋，轻声说：“妈，我走了。”
何姗别过脸去，点了下头，没看闺女。
我拎着行李箱下楼，闺女跟在后头。
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半个多月，一明一暗的，把她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
她穿着一件新买的运动服，我前两天特意带她去的步行街，挑了一件纯灰色的，她说耐脏。
到了楼下，摩托车打着火。
闺女跨上后座，很自然地伸手抱住我的腰。
她这一抱，我心口忽然闷了一下。
上回她跟我撒娇，还是五六岁，坐在我脖子上看庙会。
一转眼，大姑娘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拧了一把油门。
路过县城一中门口时，闺女一直侧着头看那边。
学校门口挂着红条幅，写着什么“热烈祝贺我校×××同学被××大学录取”。
她看了一眼就收回目光，直直地看着前方。
我没说话，她也没说话。摩托车突突突地穿过门口那段马路，往火车站方向开去。半路上，闺女忽然问了一句：“爸，你最近还爬架子吗？”
我说：“爬啊，哪能不爬，不爬哪来的钱。”
“你从架子上掉下来过吗？”她又问。
我笑了一下：“傻闺女，爹干这行十几年了，从来没出过事，你放心。”
闺女没吭声，抱在我腰上的手紧了一紧。
我当她是舍不得出门，又笑着说：“出门在外得自己照料自个儿，到了那边听班组长的话，晚上别一个人出去逛，钱不够了打电话跟家里说。”
她在后头嗯了一声。我没回头看她，但我能感觉到她贴着我的背，呼吸变得有点长，又有点重。
到了火车站，人挤人，吵得不行。
我挤到售票窗口取了票，又拽着闺女挤到候车大厅。
进站口排了老长的队，前头的人手里提着蛇皮袋，有的拖家带口，有的背着编织袋，每个人脸上都绷着，没什么表情。
闺女站在队里，跟我隔着一步远。
我把行李箱推过去，又想起兜里那五百块钱，掏出来塞进她书包侧兜，又拍了两下：“这钱你收着，别让你妈知道。到了那边，给自个儿买点好的。”
闺女低头看着那兜，没推辞。隔了一会儿，她从书包里摸了个东西出来，攥在手心里。
“爸，”她喊了我一声。
我当时正在低头看手机，工头发消息说明天的活儿挪到早上六点，让我别迟到。我一边回消息一边头也没抬地应了一声：“嗯？咋啦？”
闺女站在进站口那儿，突然回头看着我。
我这时候终于抬起头来，看见她的手从裤子口袋里掏出来——一个存折，磨得边上发了毛。
她把这本存折一下塞进我手里。
我低头一看，第一行是一万八千块。第二行是密码，后头写着六个数字。
我愣了一下：“这啥时候的钱？”
闺女没有回答我。她站在人堆里，瘦得像一张纸，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地砸在我耳朵里：“爸。我是故意考差的。”
02.
那句话传进我耳朵里，我先是没反应过来。
故意考差？啥意思？啥叫故意考差？
闺女站在进站口，手攥着书包带子，看着我。
我手里捏着那本存折，纸质的外皮已经被磨得起了毛边。
一万八千块。
我脑子转不过来，怎么算这笔账都对不上。
她一个高中生，哪来这么多钱？
“你哪来这么多钱？”我问。
闺女没接话。她看了看时间，又抬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头有种我说不上来的东西，有点难过，又像认了命。
“爸，你三月摔伤住院的事，我知道了。”
我愣住了。像有一盆凉水，劈头浇下来。
三月的时候我的确摔过一回。
当时在工地上三四层高的架子上绑钢筋，脚底下打滑，整个人摔到了安全网上。
人被拉上来的时候右肩膀已经脱了臼，去医院一检查，还有两根肋骨骨裂。
伤得不算轻，得住院。
但我没住，拍了个片子，开了点止疼药，打了一针封闭，第二天就回了工地。
我怕耽误手脚，怕扣工钱。
医院那笔费用，我也舍不得。
那几天我明明没跟家里说。
“你怎么知道的？”我说。
闺女咬了咬嘴唇：“工头张叔打电话到家里，我接的。”
我记起来了。
那天我在工棚里躺着，张老张拿我手机帮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说不小心碰了一下，让我媳妇别担心。
当时我昏昏沉沉的，没顾上。
没想到电话被闺女接到了。
“你那天晚上在电话里，跟张叔说，医药费太贵，明天就出院。”闺女的声音有些发抖，“我在这边听着，眼泪糊了一脸。”
我用袖子抹了一把脸，说不出话来。
“第二天我就在想，我不能考好。”闺女抬起头看着我，“考好了要交学费，要上学，要去很远的地方。家里拿不出那么多钱，你就得再加高一个档次的架子。我不敢。”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没有多大，却像根针一样扎进我的耳朵里。
我站在人来人往的火车站里，周围全是嘈杂的说话声，广播在喊去往广州方向的列车开始检票了。
那些声音像隔了一层水，模模糊糊的。
我的手在抖，抖得连那本存折都快捏不住了。
“你的成绩……”我的声音哑了。
“我练了一年。”闺女说，“每次月考，我都算好分，刚好错几道大题。让分数落在四百五十到五百之间，不掉太多，上不去本科。”
她说得平平淡淡的，就像在讲别人的事。
我却像被人用锤子砸了一下胸口，脑子里嗡嗡响。
我忽然想起来，高三下学期那几个月，有几次我半夜起来喝水，路过闺女房门，看见灯还亮着。
我以为她在熬夜刷题，还念叨过她，说别熬太晚。
她应了一声，说知道了，爸你睡吧。
我居然，从来没有多想。
“爸，”闺女忽然喊了我一声。我抬起头，看见她眼睛红了。她伸手过来，轻轻碰了一下我的手臂，声音很轻很轻，“爸，我不后悔。”
广播又响了一遍，催促旅客检票进站。
闺女把书包带子往肩膀上提了提，转身，朝检票口走去。
我站在原地，愣愣地看着她的背影。她瘦小的身子在人群里挤着，被一个大婶碰了一下，晃了晃，又站稳了。她一直没回头。
我低头看了看手里的存折，翻开里头，夹着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我躺病床上的样子，右肩打着固定带，头发乱糟糟的，脸也肿了半边。
相片背面用圆珠笔歪歪扭扭写了几个字：“爸，别干了，你下来。”
就在那一刹那，我脑子里的弦断了。我猛地冲出去，往检票口跑。一个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伸手拦住我：“票呢？没票不能进！”
我说：“我不是进去，我喊一下我闺女——”
“喊也不行，这里是检票口，你站远点。”
我站在隔离栏外边，扯着嗓子喊：“叶美玲！”
进站的队伍乌泱泱的，看不到头。我又喊了一声：“叶美玲！你给我站住！”
闸口那边的人头攒动，她好像停了一下，又好像没有。
我再看时，人流已经把她吞没了。
我愣在原地看着那方向，手里紧紧攥着那个存折，指甲掐得印进塑料封皮里。
耳边还是广播在念，说什么车次停靠几站台。
我一个人站在那儿，像个傻子一样，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砸了下来，落在我脚尖前的地砖上，溅了一小块水渍。
03.
我骑着摩托车回到家时，天已经黑了。
何姗正在厨房里洗碗，听见门响，头也没回：“送走了？”
我没有回答她，站在门口，手里捏着那个存折，半天没换鞋。
何姗回过头来看我一眼，看见我的脸色，手里的碗差点掉在地上。
她问：“咋了，出啥事了？”
我把存折放在鞋柜上，嗓子发紧，说不出话。
何姗走过来拿起来翻开看了一眼，又看见里头那张照片，她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表情从疑惑变成震惊：“这照片哪来的？你什么时候摔伤的？！这么大事情，你瞒着我？！”
我蹲在鞋柜旁边，一句话说不出来。
何姗站在灯底下，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
她拿着那张照片，手直抖：“你摔成这样，你不跟我说一声？你觉得自己本事挺大是不是？”
我蹲在那里，低着头，就像犯了错的孩子，一句话也反驳不了。
何姗骂着骂着声音哑了，最后靠在厨房门口，捂着脸呜咽。
那天晚上，何姗哭了很久。
我在客厅里坐着，一根接一根抽着烟。
第二天一早，我没有回工地。
我推着摩托车，去了一趟县一中，找到了闺女的班主任刘老师。
刘老师见是我，有些意外。
她把我带到办公室，倒了一杯水。
我开门见山地问：“刘老师，我家美玲高三下学期，成绩是不是一直往下掉？”
刘老师想了想，点头：“是。上学期还能在三十分上下，下学期开始往下走，模考一次比一次差。我找她谈过好几回，她都说不出来原因。这孩子嘴紧，心事重，怎么问都不肯说。”
她从抽屉里翻出一个文件夹，抽出一张成绩单：“你看看，在班里排的名字从二十名往下掉到四十多名。说实话照她的底子，认真发挥的话，考个五百一二十分是没什么问题的。”
我盯着那张成绩单，上头画着一行行的数字。
那些分数，一个个地往下掉。
掉下来的每个数字，都在告诉我一个当爹的有多迟钝。
闺女整整一年没日没夜地在屋里坐着，她不是在学习，她是在学怎么考砸。
这比不学难多了。
不光要控制分数，还要控制得自然，要让老师看不出来，也要让分数显得不努力。
这傻丫头，她这是把心思用在了哪儿啊。
当天下午，我骑着摩托去了县城二中。
那是我当年念初中的地方，后来撤并了，改成了一个职业培训中心。
我在门口站着看了一会儿，又去了城南那个文具店，买了一摞新的笔记本，一支钢笔。
回家后我把闺女剩下的旧书，从墙角那堆废纸摞里一本一本捡回来，摆在书桌上码好。
又拿出她那个旧书包，想给她换一支好点的笔。
书包里头有些零碎东西，我一样一样往外掏：几根空笔芯，一张皱巴巴的食堂饭卡，还有一张折叠了不知多少次的相片。
我打开。
那是我三月住院的照片。
照片背面，除了她写给工头的那句话外，还隐隐约约有几个数字，圆珠笔写的，被我辨认了半天才认出来：六月，距离高考还有97天。
我一下子坐倒在她椅子上，盯着那几个数字，喉咙里头像堵了一团棉花。
傍晚的时候，何邦来了。他在门口喊了一声“姐夫”，我应了一声，他走进来，看见屋子里的旧书，又看了看我的脸，一下就明白了。
他先没吭声，走到桌边翻了一下那摞书，然后回头冲我吼：“我当初说什么来着？我让你让她复读，你说不用！现在好了，你看看你干的事！”
我没还嘴。他骂了几句，看我这副样子，又骂不下去了，蹲在门口抽了一根闷烟。
我说：“何邦，我想好了。我卡里还有两万块钱，你帮我找找复读班。这个家就是砸锅卖铁，也得把孩子供出来。”
何邦愣了一下，点了点头：“行，我明天就问。有个事我得说一句，美玲那边，你打算怎么办？”
我心里也没底。
自从那天在火车站分开，闺女一直没给家里打电话。
我给她打了三个电话，前两个没人接，第三个响了几声后，直接关机了。
我给那个厂子打过电话，那边说人到了，正在宿舍休息，过两天培训。
我知道她没丢，可心里那根弦绷得紧紧的，怎么都松不下来。
何邦看我不说话，也没再追问。临走时他拍拍我的肩膀，说：“姐夫，闺女是要强，但她心里有你。她要不心疼你，不会干这事。”
我点了点头，坐在客厅沙发上，直到深夜。
凌晨一点多，手机忽然亮了。我猛地拿起来，是闺女发来的一条微信。两个数字：“97。”
我盯着那两个字，眼泪夺眶而出。
04.
何邦办事利索，第三天就把复读班的事打听清楚了。
县城一中跟一个补习机构合办了一个复读班，九月开学，学费一年八千二，住宿费一千五，教材资料另算。
我听了这数目，心里算了一下，卡里那两万块，勉强够。
但闺女那边还没回信。
我当天晚上又给闺女打了一个电话，这回她接了。
电话那头很安静，她好像是在宿舍外面，风呼呼地吹。
我说：“美玲，你听爸说。”
“嗯。”她应了一声。
“爸把存折里的钱动了一部分，给你报了一个复读班。县一中那边的，九月开学。”
她没有接话。我拿着手机，等了好一会儿，才听见她的呼吸声有点乱。她问：“爸，你不是把钱都攒着给我当嫁妆的吗？”
我说：“嫁妆的事以后再说，你先回来念书。”
电话那头沉默了。隔了很长时间，我听见她说：“爸，你不用这样。我都想好了，我进厂干几年，帮家里把债还一还，我……”
“叶美玲。”我打断了她的话。
她停住了。我拿着手机，嗓子里头发烫，稳了稳才开口：“你回来。爸不爬架子了。”
这句话说出去，电话那头彻底没了声音。
过了很久，我听见她在哭，声音不大，压抑着，像怕被宿舍的人听见。
她没说行，也没说不行。
我们父女俩就拿着电话，谁都没说话，外头工地上有风，吹得工地围挡的铁皮哗啦啦响。
临挂电话前，她说了一句：“我再想想。”
我挂了电话，蹲在工棚门口，点了根烟。风大，打火机点了三回才点着。
那几天我过得很煎熬。
不知道她到底会不会回来。
何姗也急，天天问我电话打了没有，闺女什么时候动身。
我说她还在考虑，何姗急了，说：“还考虑啥？你把她行李收拾好，我去接她！”
我说：“别逼她。这孩子心里有事，你逼她她也未必答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