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德赛》：我们如何看待一场“史诗”的宿命

「命运，是自负的恶果，还是诸神的判罚？」

三千年前的今夜，或许我们都在流浪。

当奥德修斯被海妖塞壬的歌声萦绕时，商王武丁正用龟甲卜占妻子妇好的归期。雅利安人的战车正碾过印度河的晨雾，祭司在火中唱诵着最早的《梨俱吠陀》；而摩西正出走在月下的埃及，带着族人继续着永无休止的逃亡。

在人类文明的轴心前夜，散落于大陆与海洋的先民，不约而同陷入了漂泊与求索的宿命。

（图为1892年古典油画《塞壬》，取材于荷马史诗《奥德赛》）

五百年后，人们把它唱成了诗。

春秋宋国的祭庙里，还有人记诵当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往事；《出埃及记》的羊皮卷上，“你的月亮永不退缩”仍被刻铭于心。印度歌者歌咏着日臻完善的《摩诃婆罗多》；而希腊的盲诗人荷马，则把那段传奇唱进了《荷马史诗》。

那夜之后，命运开始有了名字。它是“东迁”，是“苦行”，是“巴比伦之囚”，也是“奥德赛”。

（诺兰导演史诗电影《奥德赛》海报）

三千年间，人类从来逃不过流浪的宿命。我们从陆地转向海洋，从土地看向天空，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我们看着理性的光辉冉冉升起，可人类仍在钢铁丛林之中漂泊。

到了今天，流浪成为了现代人无可回避的生存状态。我们辗转于不同的城市之间，求学、求职、迁徙、转行，始终不确定哪一站才是终点。我们仍选择了“奥德赛时期”这个词，来标记我们的时代——一段关于漂泊、探索与归属的漫长旅程。

或许，这也是人类再度翻开《奥德赛》的原因。奥德修斯回了家，可我们仍感到困惑：当我们结束了昨天的归途，又该如何面对现在、过去和未来？

01 吟游：

唱出“命运”最初的模样

“歌唱吧，女神！歌唱裴琉斯之子阿喀琉斯的愤怒。”在《荷马史诗》的开篇，诗人向缪斯女神祈求灵感——在口述历史的早期古风时代，吟游诗人便是“命运”最初的歌唱者。

在那个文字尚未诞生与普及的年代，人声是文明唯一的载体。迈锡尼文明覆灭后，线形文字B随宫殿体系的崩塌彻底失传，希腊进入漫长的文明“黑暗时代”。

在这段时期，口头传唱成了希腊文明唯一的依托。那些游走四方的吟游诗人，成为了希腊远古文明最鲜活、最坚韧的记忆载体。

（1931年画布油画《诗人》）

文字的空白，给口述史诗留出了广阔的生长空间：这些希腊的吟游诗人们啊，他们在篝火之侧、宴席之间、城邦广场之上，对着众生即兴吟唱：捷足的阿喀琉斯、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玫瑰色手指的黎明……

人们或许不记得那些文字怎样书写，但他们记得听过千百遍的湛蓝海风，赤红日色。耳边就是波塞冬的轻抚或者震怒，而阿波罗的神箭则日日高悬天边——那是属于海洋文明的起源和祈愿之声。

（选自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第一卷）

王室破败、文字消亡，当“过去”本身成为了谜题，人们便从既定的结局出发，将故事的过程说得活灵活现。独眼的巨人、挟弓的神祇、歌唱的海妖……幻想与现实交织在一起，故事成为了一种活着的、不断生长的东西。

当一种叙事没有被文字钉在纸面上，它便获得了某种独特的生命力：不精确，不封闭，带着想象的缝隙。这样的创作模式，正为故事的变迁埋下了伏笔：结局是既定的，而如何走向这个结局，则永远为人们留下了空间。

（诺兰《奥德赛》对雅典娜的改写：引导奥德修斯重拾良知的同行者）

在《荷马史诗》成书以后，《奥德赛》的故事仍被不断改写。柏拉图将奥德修斯刻画为追逐虚名的野心家，但丁将其重塑为抛家弃子的冒险家，阿特伍德从女性视角出发，重写了珀涅罗珀在伊萨卡的等待。

在后世的每一次漂流中，奥德修斯的形象都不尽相同——这正是人们在不同时代对"命运"的回答。

02 改命：

当神祇从宿命中“退场”

2026年，克里斯托弗·诺兰重新将镜头对准这部史诗。他的改编始于一个简单的选择：他想把"宿命"从天秤的一端，挪到人自己的手上。

在荷马的原著里，奥德修斯的流浪源于海神波塞冬的诅咒——奥德修斯刺瞎了海神之子独眼巨人。这是神降下的惩戒。

（诺兰电影《奥德赛》剧照：海神波塞冬之子——独眼巨人）

而在诺兰的《奥德赛》中，宿命成了人类自己写下的因果。一切不幸的根源，在于奥德修斯在特洛伊之战中精心设计的“木马计”。

在诺兰的世界里，古希腊人原本共同遵守着宙斯的规则：善待来访的陌生人——无论他是乞丐、旅人还是敌人。特洛伊人相信了那份伪装成礼物的木马，迎接他们的却是屠杀。希腊联军用木马计结束了战争，但却践踏了人类之间最基本的信任。

从此，"海上来的人"成了整个地中海世界避之不及的符号。海上民族践踏宙斯规则、背弃人间善意的传闻，让所有城邦对陌生人关闭了大门。木马计成为了人们之间堕落、怀疑的罪魁祸首，人们对“海上来的客人”已经不再抱有善意。

（诺兰电影《奥德赛》剧照：奥德修斯与木马计）

奥德修斯十年漂泊、处处遭人提防，正是出于他自己种下的恶果。船队在独眼巨人岛、女巫喀尔刻、铠甲巨人岛遭遇的每一次劫难，都源于同一个原因：特洛伊屠城的恶行传遍四方，其后果也必须由他自己来悔悟和承担。

在这里，诺兰让宿命从“神写好的剧本”变成了“人自己写下的因果”。命运不再是神意，而是每一个选择的总和：选择了木马计，就要承担屠城的代价；选择了欺诈，就要承受被世界提防的孤独；选择了用战争解决一切，就要面对那个被战争改变了的自己。

（铠甲巨人岛之战：奥德修斯的船员几乎被屠戮殆尽）

正如电影所说："海上民族即将带来黑暗时代，他们践踏宙斯的规则，传闻都是真的，我们的文明濒临崩塌。"当权谋碾压道义、功利背弃信仰，一时的胜利换来的，是秩序与信任的永久崩塌。

在诺兰执导的《奥本海默》中，有一句台词："现在我化为死神，变成世界的毁灭者，我感觉自己的手沾满了鲜血。"

而在《奥德赛》结尾，诺兰借奥德修斯之口再度说道：

"文明将再次崛起。新的黎明将照亮黑暗的世界，而我们犯下的错误，终将再次被遗忘。"

（诺兰导演电影《奥本海默》海报）

借着古希腊神话，诺兰复述了《奥本海默》这场属于人性的审判——当理性到来时，真正沉重的不是神降下的惩罚，而是人自己做出的选择。

在《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回到了伊萨卡，杀死了那些觊觎王位的求婚者，并重新成为了君主，成就了一场完满的归途。

而在电影《奥德赛》的结尾，奥德修斯回到了伊萨卡，却重新踏上流放之路——没有神明降下的和平，没有皆大欢喜的复位。他和妻子重新踏上流浪，并赶去祭奠那些死于战争的亡灵。

（诺兰《奥德赛》的冥界：那些未被妥善安葬的士卒在此集聚，对奥德修斯发出审判）

在诺兰的理解里，那个参与屠戮特洛伊的奥德修斯，已然不配拥有干净的结局。木马已然种下，他再也难复往日的宁静——那些未被安葬的朽败士卒，仍是他一生也还不清的债。

流浪一经开始，便不会轻易结束——胜利的代价早已化为沉重的道德包袱，压在他的肩上。

03 奥德赛时期：

一场属于“后人”的归途

Odyssey

Period

关于诺兰在《奥德赛》里对“宿命”的改编，观众的评价褒贬不一。

有人认为，这种“因果报应”的叙事让史诗获得了更多的现代性，是今人重述神话的意义所在。也有人认为，这是披着希腊史诗外衣的《奥本海默》，其本质与《荷马史诗》已然相差甚远。

那么，属于《荷马史诗》的“宿命”是什么呢？

（观众围绕《奥德赛》“宿命”改编的争论：落到实处，还是更加虚无？）

在荷马的世界里，命运是一杆无法抗拒的天秤。《伊利亚特》中，宙斯称量赫克托尔与阿喀琉斯的命运——赫克托尔的一端沉了下去，死亡由此注定，众神之王亦无法改变结果。

在目睹一众英雄相继陨落后，奥德修斯曾感慨：“神明的安排可真奇怪啊……我对特洛伊厌烦得要死，我连特洛伊的空气都讨厌。”

这就是上古史诗的宿命感：你知道终点在哪里，但不知道路上会遇见什么；你可以选择以任何姿态走向结局，却无法避开苦难的降临。

（《荷马史诗》中的奥德赛：一场完全取决于神明喜好的流浪）

在《荷马史诗》诞生的上古时期，人们还没有“主体性”的反思。跨越东西方的人类，都将战争的根源归咎于一切可见的蛛丝马迹——美人、神谕、异教、不服周——却从未归咎于人性本身。

在《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的宿命是归家，无论经历多少磨难，他终将回到伊萨卡。他的流浪源于波塞冬的惩戒，他最终的幸免则来自宙斯的庇护——幸存是天命，惨死也是天命，人只能改变过程，却无可挽回既定的结果。

是啊，当看到奥德修斯一个人从战场归来，而其他船员全部殒命时，人们又怎能不归结于命运呢？瘟疫、海啸、天灾……缺乏科学知识的古人，难以处理这些数不清的困惑，便将其归因于神明的诅咒或者护佑。这便是蒙昧时代的人们对于“命运”的思考。

（《荷马史诗》里的众神，又何尝不是一种“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

从地理的归途，到心灵的归途；从“一个人如何回家”，到“一个人回家之后如何面对自己”。诺兰改写的《奥德赛》，让奥德修斯经历了一场从“神为”到“人为”的漂泊。

这也是为什么观众感到了一种《奥本海默》式的宿命——人性的堕落、战争的筹码、历史的回旋……这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反思，本质上是一种人本主义的反思。

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从神走向人的“归途”。而这条路，人类已然走过了三千多年。

（诺兰《奥德赛》对卡吕普索的存在主义改编：导致失忆的，是女神的诅咒，还是不愿醒来的创伤？）

世上各族神明的起源故事各不相同，这条“归路”却颇为相似。北欧人认为，在“诸神黄昏”的灾难后，人类在废墟之上开启新的篇章。古埃及人幻想，在木乃伊的胸口放上一块绿孔雀石，魂魄便会以本真的面目归来，生生世世，无穷无尽。

华夏人相信，人间秩序源于一场“绝地天通”——自此，他们不再仰望星空，而是持守礼序、慎终追远，便永远与列祖列宗同在。人们不需要太多神明，只要在这片土地上劳作不息，自会有美好的未来等着我们。

顺着这条“认识自己”的航道走了两千年，人类终于可以自己回答这个问题：当诸神不再护佑或者诅咒我们，战争、灾难、不公——这些究竟该由谁来负责？

当“美人”和“神明”不再是历史的替罪羊时，剩下的答案只有人类自己。

（诺兰《奥德赛》对海伦形象的解构：当“美人”不再是罪魁祸首，我们又是在为谁而战？）

这正是属于现代人的“奥德赛时期”——那段没有借口、没有方向、亦看不到终点的漂泊。我们在不同地点辗转，是否会像三千年前那样问自己：我到底在奔赴什么，又在告别什么？

马克斯·韦伯曾感叹，人类陷入了一场新的“诸神之争”——不同的价值、信仰、生活方式彼此冲突，谁也无法彻底说服谁。而恰恰因为无法说服，我们才必须独自承担选择的重量。

但这一次，没有神在奥林匹斯山上裁剪我们的岁月，也没有吟游诗人帮我们歌唱。我们明白了因果，明白了选择的分量，明白了每一个决定都在塑造未来的自己。人类是自己唯一的神明，命运只能由我们自己称量。

（诺兰电影《奥德赛》海报）

三千年前的夜，我们在流浪。三千年后的今夜，我们还在走下去。

就好像《诗经》里那个站在高冈上的人：

“陟彼高冈，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

他看见马已经累得毛色发黄，知道路还很长，知道忧伤不会因为一杯酒就消失，但在这无穷无尽的流浪之路上，他还是举起了杯。

因为路总还是要走的。

（约翰·马丁油画《游吟诗人》）

奥德修斯的意义，从来不只是“流浪”，而在于从不同时代“归来”。在这个鲜有吟游诗人的时代，或许我们会忘记希腊诗人卡瓦菲斯在《伊萨卡》里写下的诗句：

“不要惧怕莱斯特律戈涅斯人，不要惧怕独眼巨人，不要惧怕愤怒的波塞冬；

你绝不会在路上遇见这样的事物，只要你的思想高昂，只要你的灵魂能激起你肉体与精神的震颤。”

但终有一天，我们会重新记起这首诗，正如奥德修斯离开奥吉吉亚岛时，心里浮现出的那片过去、现在和未来：

“当你启程前往伊萨卡，愿你的旅程充满冒险，充满发现。”

（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