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杆与牌桌｜三明治

文｜李小玲

编辑｜李梓新

喊爷爷叫“公”，是四川当地人都这么称呼。

我喊过他吗？我不记得。我只记得他对我说过一句话。公总是穿一件洗得灰白的棉大衣，坐在堂屋门口的长条木凳上，嘴里叼根竹雕的烟杆。青烟绕过他布满沟壑的脸，轻抚过他那宽肩大膀，随他呼出的气一直飘，像极了一尊被烟火熏旧了的菩萨。

三伯家四姐是喊过他的。到了饭点，四姐走到厨房门口，大喊一声：“公，吃饭了!”他从喉咙深处发出“咕——”的一声，像田里的老黄牛偶尔甩一下尾巴时从肚子里挤出来的那种含混的声响。不说声“好”，也不说“来了”。他从喉咙发出了声音，表示“我听见了”。至于听见之后怎么样，那是他自己的事。

四姐转身走了。公抽出嘴里的烟杆，一手撑住板凳，缓缓起身。

我出生那年，母亲在月子里，外婆来照看过一阵，后来生病便回去了。父亲和公一样，热切盼望母亲能生个男娃。我一落地，父亲像是嘴里塞了个包子，成天鼓起那张“刀头”脸，一声不吭。公不同，他不爱，就是不爱，装都懒得装。

父亲有事要去生产队领胡豆或柴秆，把我放进椅子里，叫公照看两眼。他不耐烦地甩出一句：“放到床上嘛！”母亲无奈，只好把我搁在床上，匆匆出了门。等我醒来，从床上滚落到冰冷的地上，哭到嗓子发哑。母亲回来，公仍坐在原地抽他的烟。

我一岁多学走路时，摇摇晃晃走到公面前，仰着一张脸，眼巴巴地看着他。我一靠近，他把身子转过去，背对着我。一看他坐好，我又贴到他膝盖前，他再转。我不厌其烦地跟着他的膝盖打转，还以为他在逗我玩呢？两个人像在玩一场无声的、毫无趣味的捉迷藏。一个在寻找，一个在躲避。

公常常那样在木凳上坐着，烟雾缭绕中眯眼看着屋前坝子上的一切。看到我和大姐在他面前晃，便一手抽出嘴里含着的烟杆，转过头，烟锅子使劲在板凳腿上磕，“笃、笃、笃”的声音又急又狠，像是要把一肚子的怨气一并抖干净。骂声就从那被烟熏黄了的牙缝里挤出来，冷浸浸的：“枉自老牯牛在外面挣！”那头“老牯牛”，指的是我父亲。父亲常年在外地铁路单位做工人，把省下的粮票和工钱寄回家。在公的眼里，这头像老牛一样在外面辛辛苦苦挣回来的，不过是打了水漂的冤枉钱。因为，家里生了第一个孩子是女娃，生了第二个，还是一个女的。挣些钱来，又有啥子用？

从我瞟到公生气扭头的那双牛鼓眼后，对他就有了一种不可逾越的距离。直到弟弟出生，公那张被烟熏火燎的脸上才裂开一丝缝，透进点活人气。母亲要挑粪浇菜，七十多岁的公竟主动开口：“你带李三，我挑粪克浇菜！”那份勤快，也只是看在他孙儿的份上。

这份对女孩的轻视，不单是对我和姐。三伯家的姐姐在公面前，得到同样的冷眼。看着三伯家接连生二姐、三姐、四姐三个女孩，就好像看着一片不长庄稼的盐碱地一样抱怨。一天，他把三伯和幺叔家几个孩子叫到跟前，站一排。看眼幺叔家的国容姐，他叹口气：“这国容的样儿都乖哎——就不该是个女！”公对待男孩和女孩的区别，就像他烟杆里的油，又黑又厚，洗也洗不掉。

有回赶场天，幺妈给国容姐买了新衣裳和裙子，公问：“不给我买一件啊？”幺妈硬梆梆一句话把他顶了回去：“你跟小孩都比得啊！”公听了，嘿嘿一笑。大概他自己心里明白，他这杆老烟枪，只有在牌桌上，才能找找赢的感觉。

公不爱孙女，却对牌桌有一种近乎狂热的痴迷。李家祖传打“大贰”的嗜好，一代一代浸进血液里。

泸州大贰，一副牌八十张，三个人的局，一个人当庄。红黑相间的数字从大壹大貮排到拾，小一小二排到十。打法说复杂也复杂——有碰必碰，有招必招，吃不过张，胡牌最大。说简单也简单——无非是凑七列，十胡起。可在李家男人手里，这八十张纸牌比命还重。

解放前，祖祖是私塾先生，写得一手好字，本也是个斯文人，从爱好打牌到赌瘾沉性，跟邻里刘炳章、陈幺爷伙起打牌已收不住手。那些靠教书积攒的家业，又从牌桌上一张一张退了回去。到解放后划成分，曾经也算殷实的富裕中农家庭，落得个贫下中农。

到了公这一辈，打牌已成了他生活的轴心。当场天，他必定是去打牌的，天不黑透不回家。生产队干集体活，别人都在田里正经做活，他也能在歇稍的间隙，找个田埂或土壁的阴凉处，摸出牌来，招呼几个人围坐一团打几盘。

公手里没什么钱，曾偷过祖祖的毛笔字卖了做赌本。他的打牌钱，一部分是婆辛辛苦苦喂猪养鸡鸭，攒下的蛋，换来买盐和针线的钱。不管藏在哪个坛坛罐罐里，公总有办法翻出来，拿去打牌。牌桌上的输赢，比身边人的冷暖，重得多。他与婆的感情，冷淡到近乎凉薄。偶尔，公去田边钓得几条小鱼，便自己生火煨了，就着一杯酒，一个人吃干抹净，连汤也不给婆留一口。为了打牌的事，公婆常常半夜里，一个吵，一个就打。婆的哭骂声和公的咆哮声，在漆黑的夜里，成了这个大家庭里最刺耳的背景音。

公的性格和他高大的身躯一样健朗。生产队集体出工，他不愿和男女社员们搭伙干那些“耙耙工分”的轻省活，专挑犁田、耙地这种硬活，花同样多的时间但工分挣得更多。他一个人在田里，扶犁扬鞭，呜嘘呐喊地唱起老戏，整个山沟沟都回荡着他那旁若无人的高调子。其他队员都说，李五爷性格开朗！那大概是这个男人一生中最快活的时刻——不必顾及家人，天地间只剩他自己、那头听他吆喝的老牛，和腰间布袋里那杆不离身的烟杆。

六零年大饥荒，生产队办伙食团。一个队的人聚在一起吃大锅饭，可锅里哪有多少米？煮点菜叶子，撒几粒米进去，用舀粪的瓢来搅匀。稀汤寡水的锅面上，浮着一层腻虫，村民排队打饭，一人一瓢。那时候人人都得过肿病，脸肿发亮，腿肿走不动路。

婆就这样病倒的。她的脚杆生了麻风疮，烂得又饿又痛走不动，却还要挣扎着做凉糕去卖。米做的凉糕白嫩嫩的，装在洗过的木抽柜格里。苍蝇嗡嗡地叮着婆的脚杆来回飞，她一会儿赶苍蝇，一会儿招呼过路的人买凉糕。可路过的人，看见她那双溃烂流脓的腿，和凉糕摊上飞舞的苍蝇，没有一个人肯停下脚步来买。况且，谁还有钱买凉糕呢？人们自己都饿着肚子。

这个苦了一辈子的女人，就在那个饥饿的年代，悄无声息地走了。婆走后，公就在四个儿子家吃零囧（一户一个月轮流吃住）。也开始为了自己的打牌钱，在我家屋后竹子旁挖出小块土，种点小葱、撒点菜苗子、种点韭菜去街上卖。

公在二伯家立过规矩。吃饭时，人要全部到齐才动筷，有老人要先等老人齐了再吃。轮到我家，母亲要教书，中午回家吃完饭要赶去学校，公出去打牌没回来，母亲也没时间等他，吃完饭锁门就走。公不得饭吃，回来还没来得及开口，母亲就吵他：“打得好噻，地方都卖来输了，还打得饭都不晓得回来吃！”公仍是厚着脸皮笑，回敬一句：“不是田土都卖了，你还想当地主？”那话里带着几分耍赖的得意和庆幸——好像祖上输了家业，倒成了好事。不过从那以后，公倒是长了记性，每天掐准母亲放学时间回家吃饭。

小时候弟弟是教过我打大貮的，对我来说太复杂，没学会。长大后我到广东打工，工余常和几个最熟的姐妹打打麻将。坐在牌桌上，好像整个人被掏空了又被什么别的东西填满，时间过得确实快。钱输多了，我以此安慰自己：同学和嫂子她们都是川菜高手，我输了打牌钱就当预缴的伙食费吧！

儿子十二岁那年，一次看我打完麻将又输钱，他特别认真地对我说：“妈妈，你拿个本子记一下，到底输过多少钱？”儿子问我那个晚上，我认真想了想。我在四川人当中算是少打牌的人，刚学时赢过两次便上了赢，此后打牌基本是输。加起来大概也有几千块吧？真没计算过。长时间下来，我自己坐在牌桌前摸牌、出牌、等那张永远不来的牌热切期盼的样子，和我记忆里李家的男人，竟然一模一样。

有人说过，李家要出打牌匠。这话不假，父辈二伯、三伯、父亲、幺叔四弟兄，个个都爱死了打牌，像是从祖坟里带出来的命，谁也逃不脱。

父母常为打牌吵架、打架。母亲找幺叔评理。幺叔劝母亲说：“打牌是娱乐。”这是为牌桌上的人找一个合理的解释。

当我读到鲁迅谈读书的一段话，忽然懂了幺叔那句话的底气。鲁迅说：“嗜好的读书，该如爱打牌一样，天天打，夜夜打，连续的去打，有时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来之后还是打。诸君要知道真打牌的人的目的并不在赢钱，而在有趣。”有趣。牌有怎样的有趣呢？鲁迅说他是外行，不大明白。但听爱赌的人说，它妙在一张一张摸起来，永远变化无穷。就像爱读书的我们——每一页里都能找到一点趣味或共鸣。泸州人打大贰大概也是这样，有趣在“等”那张牌，等了一轮又一轮，等了一局又一局。你明明知道有那么一张牌就在牌堆里，你急，你骂，你把牌摔得啪啪响——它还是不来。然后就在你快要放弃的时候，它来了。牌摸到手心那一瞬间，已经忘了曾经输过。

公等的不是牌。他等的是一种“被眷顾”的幻觉。公长期存有一小罐猪油。一次他又去钓了小鱼，用猪油煎得焦香，倒上一杯酒，带上弟弟，端着那盘鱼走到婆的坟头，对着坟头独饮。他活着时对婆不好，死了倒想起给她带点吃的了吗？他是愧疚还是孤独？我不知道婆闻到鱼的香气，是开心或是更加心寒？或许，这是公对婆的一种特别的倾诉方式。

父亲也打牌。他从铁路单位病退回家，没有其他爱好，打大贰成了他主要的生活方式。他等的又是什么？我不确定。但母亲知道，他坐在牌桌上的时候，不会骂人，不会猜忌，更不会动手打人。牌桌上的父亲，是忍气吞声的。哪怕输了钱，也只是叹口气，说一句“哎，今天又输了！”下次别人一喊，马上又出门。摸牌替他挡掉了退休生活中和母亲朝夕相处不和谐的时光。

我竟然开始为自己是个女人感到庆幸。我曾说过，如果我是男孩，赌瘾和父亲以及弟弟是一样的。因为，祖传的打牌基因，传男不传女。

公最后的归宿，也难逃牌局的纠缠。八十一岁那年，他少有的走了黄舣到合江那条大公路，平时赶场都走就近的石板路。公路上的货车不停在公身后按喇叭，示意他靠边点走。公耳朵背，听不见。司机急得停下车，一把拉住他大声吼：“老太爷，你是不是想死嘛？”公茫然然看了司机一眼，用烟杆拍拍拉皱的衣袖，继续走他的路。世界的喧嚣与危险，似乎与他无关。

赶场回来已到下午两三点，公晃到幺店子，想找人打牌。杨四爷担心李支书晓得了，说他们编老头子的钱，那就说不清，便不敢让他上桌。李支书是我幺叔，永兴大队的支部书记。公讨了个没趣，悻悻地从小马路往我们家走。路过文树清家那口水井，一头栽了进去。

母亲正在山坡上自留地忙活，听到本屋基张泽芳大声喊：“周老师，周老师，李幺爷拽了！”母亲心里一紧，听错成他的儿子——最爱去农机站吊车玩，那段时间幺叔家有装沙石的车常在公路上跑，莫不是这个调皮鬼又追车出事了？——母亲边跑边骂：“这个鬼儿子又克调皮了！”跑到跟前一看，是老太爷，浮在水井里被捞起来了。

那条小马路他走了几十年，偏偏就在那个没打成牌的大白天，扑到井里。一只脚勾住井边的草丛，依旧是穿的那身洗得灰白的长棉袄浮在水面。那根被甩出八丈远的老烟杆，被赶来的人群踩进路边的草丛里。众人帮忙把公捞起，抬到三伯家的廊檐屋下停上床板，换好干净衣服，抬到幺叔家去安排后事。套头是请跃进代五娘做的，隔了两晚才赶出来。入棺时，公穿了九件衣裳，两条裤子。请来远近有名的五个道士，法事做全套。

公死后，最忙的是幺叔。在永兴大队，谁家有个红白事，都要看他三分薄面。如今他自己家出了事，全大队的人，自然都要来。坐夜那天从早上开始，公的后辈包括我，披麻戴孝跪在路边，迎接前来吊丧的客人。下午一点过，人就多起来了。送火炮、送草纸、送豆子、高粱、米、送花圈等等，来人就放鞭炮，噼噼啪啪爆了半天，青烟混着硫磺味，从黄屋基飘向跃进的竹林里，呛人地、淡淡的终将散去。

在川南泸县农村，办白事请客叫“吃豆豆酒”。菜是九大碗——农村红白事都兴九大碗，白事的酒席比红事稍微差点，但蒸菜、烧白、酥肉是必配。桌子是借来的四方桌，这家抬一张，那家搬两张。长条凳，窄窄的，两个人挤着坐。最早是左邻右舍上午就来帮忙，王家媳妇帮切菜，刘家大嫂帮烧火，陈家的男人帮挑水、扛桌子。灶是临时搭的，砖头垒起来，架一口大铁锅。

我在闹哄哄、忙这忙那穿梭的人群中走来走去，看这看那也插不上手，无所事事便感觉肚子有点饿。我指公的遗像两边摆的供果，悄悄问刚走近我身边的国容姐：“那里的苹果能吃吗？”国容姐大大方方说：“可以！”她端个板凳，站上去拿下一个苹果，洗洗切开两半，我俩一人一半。我咬下那口清脆，身体瞬间产生一种被电流击穿似的震颤，太香甜了！公不在了，属于他的东西竟能滋养我。他的葬礼我没有哭，却永远记得那个苹果在齿间的清甜和脆响。

来得早的坐头排。头排吃完，撤碗筷，摆第二排。来得晚的，坐第三轮。家人最后坐。八十多桌，从四五点中流水席一直摆到天黑。公这辈子，牌桌上找乐子，烟杆里吞吐情绪。现在，不管怎么说，这个孤傲了一辈子、牌桌上玩乐一辈子的人，最后收到了一场体体面面的送别。

晚饭后清理完现场，路远的客人陆续回家。至亲、近邻以及帮忙的留下守夜，我们叫“坐夜”。坐夜在幺叔家扫干净的坝子里。公的后辈们和亲朋听道士安排法事流程，恭敬跪拜。我跪在那里，听不懂道士念唱些什么。膝盖底下垫了什么不记得，只记得膝盖针刺般麻木、双腿酸胀，脚趾快被脚背崩裂。不像白天跪在路边可以说话、可以起来走动的自由。我忍不住和旁边的国容姐觑觑小声说话——她悄悄问我腿麻不麻，我说麻得很，她说她也麻。几个小时了，腰也酸，背也痛，腿已麻胀到不像自己的。我趁道士敲锣时，索性把双腿从身子底下抽出来，换到前面，一屁股坐在地上，让腿歇一阵，再继续跪。反正公也看不见我，何必为难自己。

我头一回觉得，这个跟我说过一句话的人，躺在棺材里安安静静的，原来是真的再也不会说话了。公对我说过一句话，是在我七八岁时。我吃多了东西闹肚子，急匆匆从堂屋出来，绕过坝子里的他到屋后的茅斯去。“又克茅斯拉响杆屁了哦？”这句带着烟味的戏言，是噼噼噗噗打标枪的意思。就在此刻，我有种后知后觉：这是搭话的借口。嫌弃是真的，搭理我也是真的。

关于公的其他记忆，也更清晰浮现。我们这一代是“国”字辈，——女孩取国辉、国会、国容、国平……可母亲取我的名字，中间是一个“小”字。我小学第一张贴到堂屋正面墙上的“三好学生”奖状，公眯着眼看了看，转身找来母亲备课用的钢笔。手是抖的，可他硬是一笔一划，把“李小玲”改为“李国玲”。他不跟我说话，却用一支笔把我拉回了“国”字辈的行列。这是他留给我的东西，是一个字。

公的名字叫李相甫。

工作坊写作感想：

我酝酿过写家族故事，除了收集到一堆凌乱的素材，到底是以回忆录、散文、自传体小说体裁来写？没想好。三明治线下工作坊打通我为什么有东西必须写，却又一拖再拖？原来是写作方式（体裁）没确定，怎么写都只是在拼凑素材。

非虚构课程的设计，从一百五十字的热身写作，再从文章开头，主题和议题驱动写作练习。每天完成三百、五百、八百字甚至到一千字，是在老师课程环节中引导、读范文、现场写、同学间相互点评间循序渐进展开的。老师点评以及同学们的提问、探讨和交流再相互点评，逐渐打开了我慢热性子的热情。当我弄清楚第一个要素：写作时态一旦确定，对回忆类的家族性叙事非虚构写作，动笔后才有源源不断的东西可写。

用“在场感”唤醒沉睡的记忆，让那些模糊的过往在笔尖重新变得具体、温热且可触。老师一再强调在自我的叙述当中呈现“在场看彼时的我在彼地”，是我打通写作开关的第一点。找到现在、过去，再回到现在的时空迁移和切换，是我在每天阅读《出潮入海》书中最吸引我的写法，文章的流动性自然而然就出来了。

五天时间课程结束后，我继续在改稿中用以上方法几度调整。课程上学习到并现学现用的另一点，是非虚构中的“我”的视角不仅看到，思考性的视角即作者的自省，让我写完《烟杆与牌桌》这篇文章后发现，爷爷虽然不爱女，但最后是认可我的。

线下工作坊的好处，是近二十个同学的思想碰撞从不同角度给以提示。举个例，对于我爷爷一直是一种模糊印象，诗人作家在点评我的作业时提出，想看爷爷的样子。提醒我努力回忆，在整篇文章中穿插了几个印象的叠加：宽肩大膀、性格开朗、健朗、洗得发白的长棉袄，还在最后加上爷爷的名字等，通篇读完会对主人公有个大概模样。

本文来自「三明治x寻麓书馆成都工作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