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ASCO | 朱亚杰教授：从CROWN研究7年随访数据，探讨ALK阳性晚期NSCLC“高质量长生存”的临床实践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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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效突破与安全性可控并重，洛拉替尼以超7年无进展生存数据，推动ALK阳性晚期NSCLC迈向“慢病化管理”时代。

ALK阳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治疗史，是一部靶向药物迭代升级的进化史。从第一代克唑替尼，到第二代阿来替尼、布格替尼、恩沙替尼，再到第三代洛拉替尼，ALK-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的每一次迭代，都深刻重塑着晚期患者的生存结局。在2026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上，CROWN研究的7年随访数据重磅发布[1]，再度夯实了洛拉替尼在ALK阳性晚期NSCLC一线治疗中的标杆地位。数据显示，洛拉替尼组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已超越84个月且仍未达到，7年PFS率高达55%。这一里程碑式的突破，不仅将ALK阳性NSCLC患者的生存预期推升至全新高度，更使得“临床治愈”的长期愿景拥有了坚实的循证医学根基。

值此契机，本文特邀四川省肿瘤医院朱亚杰教授接受专访，围绕CROWN研究7年随访数据，就长期生存突破、治疗模式、深度缓解及不良反应全程管理等核心议题，结合临床实践进行深度解读。

医学界：2026年ASCO大会上，CROWN研究7年随访数据重磅公布，洛拉替尼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mPFS）已超过84个月且仍未达到，7年PFS率达55%，且接受治疗前2年无进展的患者，其7年不进展的概率高达79%。您认为这次更新的数据最让您震撼的核心亮点是什么？对于ALK阳性晚期NSCLC的治疗意味着怎样的变化？

朱亚杰教授：

CROWN研究始终是我们临床医生密切关注的焦点。洛拉替尼凭借7年PFS率55%、中位PFS已超过84个月且仍未达到的卓越表现，首次将晚期实体瘤单药靶向治疗的生存获益边界，推向了以“十年”为单位的全新维度。当超过半数患者能够跨越7年无进展生存门槛，且治疗前2年未进展的患者第7年仍有约80%的保持不进展时，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让晚期患者实现长期生存已从理想照进现实。需要强调的是，CROWN研究入组的均为晚期患者，在传统认知中，这类群体通常被视为不可治愈。然而，临床上常以“5年生存率”作为判定“临床治愈”的简易标尺。在既往放化疗及手术时代，晚期肺癌患者达到5年生存期极为困难。但CROWN研究不仅在今年ASCO，更在此前的多次数据公布中，均已稳健跨越了5年生存的界值，这标志着大量晚期患者真正迈入了长生存行列——疾病性质正从预后恶劣、生存期短暂的恶性肿瘤，逐步转变为可控可管的慢病。

此次7年数据最震撼与振奋之处，正是其前所未有的长生存获益。当前，我们对于晚期肿瘤的治疗追求，核心在于两点：生存期的延长与生活质量的保障。CROWN研究的成果与这两大核心临床诉求高度契合。首先，其长达7年、中位PFS尚未达到的生存曲线，以及7年PFS率达55%，是现有任何靶向药物均无法企及的高度；其次，洛拉替尼作为口服药物，其不良反应谱清晰、管理经验成熟，确保了患者在长期带药生存中的良好生活质量。因此，它实至名归地达成了“高质量、长生存”的现代抗肿瘤治疗目标。本次数据公布，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ALK阳性晚期NSCLC有望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实现全程化、慢病化的管理蓝图。

医学界：在CROWN研究7年数据公布之前，临床常有“2+3”与“3+X”模式的争论，很多医生倾向于“把好药留到最后”。请您结合序贯治疗中可能出现的毒性叠加和耐药后治疗困境，为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好药先用”的“3+X”模式，反而让患者承受了更少的总体副作用？

朱亚杰教授：

“2+3”与“3+X”的序贯策略之争，是ALK领域经久不衰的热点议题。在EGFR突变领域，这一争议已尘埃落定——临床研究证实“3+X”模式的PFS与总生存期（OS）均优于传统序贯治疗。但在ALK领域，由于药物研发的蓬勃进展与患者长生存带来的OS数据成熟度尚欠，争议犹存。

在真实临床决策中，每位医生均会基于患者具体情况权衡。CROWN研究已证实，一线洛拉替尼能为患者争取到极长的PFS，这是实现高质量长生存的基石。因此，当前主流趋势已明显倾向于“好药先用”，以期最大化患者的首次PFS获益，故“3+X”模式在临床实践中的应用日益广泛。

我更倾向于“3+X”这种治疗模式，从循证依据分析，若先行二代ALK-TKI，而后续三代药物在耐药后所能提供的PFS通常仅有半年左右，整体序贯PFS获益并不理想。反观“3+X”模式，一线洛拉替尼的PFS已突破7年且仍在持续。尽管未来四代ALK-TKI值得期待，但若将三代药物置于后线，其所能发挥的临床效用将大打折扣，可能错失为患者争取最长时间疾病控制的最佳窗口期，从而影响OS。当然，未来若出现更强有力的循证医学证据证实“2+3”策略在OS上的优效性，临床观念自当更新。但基于靶向药物“好药先用”的迭代逻辑，以及EGFR领域的成功经验，“3+X”无疑是当前更具优势的策略。为患者争取最长的首次PFS，不仅意味着当下的高质量生存，更意味着为其赢得等待下一代创新药物问世的机会，从而构筑起一道可持续的生存防线。

医学界：CROWN研究7年数据中，洛拉替尼组客观缓解率达81%，中位缓解持续时间超过84个月仍未达到。这种“深度缓解”是否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特殊的“副作用管理”？您如何理解“强效控制”本身就是一种“减负”？

朱亚杰教授：

CROWN研究7年随访数据清晰表明[1]，洛拉替尼组客观缓解率（ORR）达81%，中位缓解持续时间（DoR）超过84个月且仍未达到；其5年随访分析显示[2]，80%的患者靶病灶缩小超过50%，其中34%缩小超过75%。因此，答案毋庸置疑：如果我们有一种抗肿瘤治疗方案，可以迅速缩小患者的病灶、缓解症状，那确实就是一种优越的“副作用管理”手段。这契合了“病因治疗”的核心逻辑——无论靶向、免疫还是放化疗，其共同追求均为迅速、强力地控制肿瘤负荷。

肿瘤患者的主要症状，如中央型肺癌引发的咳嗽、咯血、气促，或转移灶导致的疼痛、神经功能障碍等，其根源均在于肿瘤本身及其对正常组织的侵袭。若抗肿瘤治疗能使肿瘤迅速退缩，则相关症状将随之显著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自然得以提升——这本身就是疗效对生活质量最直接的正面贡献。

关于“副作用”，我们需从两个维度理解：一是药物本身的不良反应，二是肿瘤缓解所带来的生活质量提高。固然每种抗肿瘤药物均有其固有的不良反应，但权衡之下，肿瘤的快速深度缓解对患者整体生存体验的改善作用，其权重远大于可控的药物不良反应。洛拉替尼的不良反应，如高脂血症和中枢神经系统（CNS）反应，虽然具有其独特性，但通过规范监测与对症处理均可有效管控；反之，若肿瘤未能得到有效控制，任何生活质量的改善都无从谈起。因此，“强效控制肿瘤，即为最佳减负手段”这一结论，在临床实践中是确凿无疑的。

医学界：CROWN研究7年安全性数据显示，洛拉替尼治疗相关永久停药率仅5%，且所有停药事件均发生在用药前26个月内。同时，34%的患者进行了剂量调整，但调整后疗效与未调整者相似。结合您的临床经验，在管理洛拉替尼不良反应（如高脂血症、CNS反应）时，有哪些关键的实战经验和沟通技巧？

朱亚杰教授：

这就涉及到一个核心命题：患者的全程管理。“是药三分毒”的观念在国人心中根深蒂固，因此，清晰、充分的医患沟通是良好依从性的基石。洛拉替尼作为口服靶向药物，其便捷性为患者所接受，但它确实伴随着区别于二代药物的特定不良反应谱，最典型者为高脂血症与中枢神经系统（CNS）反应。

洛拉替尼在国内已积累超过4年的真实世界应用经验，其安全性特征与CROWN研究数据高度吻合。尽管高脂血症发生率较高，但因此永久停药的病例在临床上极为罕见，我个人尚无此类案例。多数患者仅需间断联用降脂药物即可有效控制。CROWN研究的长期随访亦揭示，因不良反应导致停药或剂量调整的事件多集中于治疗初期的两年内，提示随着用药时间延长及管理经验累积，患者耐受性良好。

高脂血症的管理对内科医生而言驾轻就熟。在沟通层面，关键在于前置性、清晰地告知患者预期疗效与潜在不良反应，并明确监测计划（如治疗初期每半月复查血脂及肝功能），患者的依从性普遍很好。另一需要关注的重点是神经系统反应，可分为中枢性与外周性。在我接诊的无基线脑转移患者中，CNS反应并不常见；但高危人群，如正在接受或近期完成头颅放疗者，其发生率相对较高。中枢反应可表现为急性期的烦躁、失眠或慢性期的记忆力减退。从长期观察看，慢性认知影响不甚显著，临床管理的重点在于急性期反应，其处理相对直接：对于住院患者可及时干预，门诊患者则常备用奥氮平（可从半片起始）以应对。外周神经病变（如手足麻木）发生率不高，但鉴于ALK阳性患者发病年龄较轻、生存期长，对生活质量及社会功能回归要求高，我们会积极给予营养神经等对症支持治疗。

总而言之，洛拉替尼作为口服ALK-TKI，其不良反应谱明确，管理路径清晰，总体可控。最关键的一环是与患者的沟通——特别是初诊初治门诊患者的早期患教，确保其对可能出现的反应有充分认知与心理准备，并配备应急处理预案，从而有效避免因未知而产生的恐惧与不必要的治疗中断。

小结

CROWN研究7年随访数据，以其前所未有的长生存获益，再次确认了洛拉替尼在ALK阳性晚期NSCLC一线治疗中的划时代地位。中位PFS超越84个月且仍未达到，超半数患者7年无进展，这一数据不仅刷新了晚期实体瘤靶向治疗的生存纪录，更让“癌症慢病化”从理念走向了可及的临床现实。

在序贯策略选择上，“好药先用”的“3+X”模式获得了更充分的循证逻辑支持；在深度缓解价值上，快速、强效的肿瘤控制本身就是对患者整体生存体验的最佳“减负”；在不良反应管理上，高脂血症与CNS反应虽具特殊性，但通过规范的监测体系、积极的预防性干预和充分的患者教育，可以实现全程可管、可控。

正如朱亚杰教授所强调，CROWN研究的重要启示在于，它让我们看到了实现“高质量、长生存”抗肿瘤治疗目标的希望。对于ALK阳性晚期NSCLC患者而言，一个以个体化、全程化、慢病化管理为特征的崭新时代，正加速到来。

专家简介

朱亚杰 副主任医师 硕士生导师

• 第十四届四川省卫健委学术带头人后备人才

•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肿瘤康复分会 委员

• 中德医学协会循证医学专业委员会 委员

• 中国老年保健协会肿瘤支持治疗专委会 委员

• 四川省医促会肿瘤分子靶向专委会 常务委员

• 四川省医促会肿瘤免疫治疗专委会 常务委员

• 成都市抗癌协会第二届肺癌诊疗一体化专业委员会 常务委员

• 四川省抗癌协会肿瘤疼痛学青年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 四川省抗癌协会肿瘤免疫治疗专委会委员外科学组 副组长

• 四川省抗癌协会肿瘤免疫治疗专委会 常务委员

• 四川省免疫学会专业委员会 委员

• 四川省女医师协会 委员

• 四川省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会肿瘤学专委会 委员

参考文献

[1] Shaw AT, et al. Lorlatinib versus crizotinib as first-line treatment for advanced ALK-positive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7-year update from the phase III CROWN study. Ann Oncol. 2026 May 29: S0923-7534(26)00876-8.

[2] Campelo RG, et al. Depth of response and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ALK-positive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treated with lorlatinib.J Clin Oncol. 2025;43, 8589-8589.

*此文仅用于向医疗卫生专业人士提供科学信息，不代表平台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