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开始规划黎南未来：主张黎巴嫩南部应属以色列，宗教历史借口全用上

• 以色列曾将黎南部分地区纳入版图，后在华盛顿介入下撤回地图
• 乌里·察丰成立于2024年初，主张黎南至利塔尼河应属以色列
• 该组织以宗教、历史和安全叙事动员，并在社媒组织化活动
• 成员曾越界进入黎南，后在以军保护下活动，规模逐步扩大
• 分析人士称其或为更广泛定居项目一环，地图撤回不等于主张消失

以色列对黎巴嫩地图的调整虽未引起广泛注意，但其背后的意图却显而易见。

以色列外交部曾发布一份报告，将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纳入以色列版图，引发外界关注。这一举动被解读为支持“黄色地带”的概念。贝鲁特迅速通过外交途径进行交涉，最终在华盛顿的介入下，以色列撤回了该地图。

然而，这一事件也揭示了自2024年初以来的一场运动：乌里·察丰，意为“北方崛起”或“北方觉醒”。

乌里·察丰成立于2024年初，由一群活动人士组成，核心主张是：从边境到利塔尼河的黎巴嫩南部应属于以色列。

以色列事务专家阿巴斯·伊斯梅尔在《新阿拉伯人报》中指出，该组织将这一主张视为“历史纠偏”，旨在纠正英国和法国托管时期划分错误。

伊斯梅尔解释说，这种论点既基于意识形态，也基于地理邻近性。在迈尔贾永和梅图拉等地，利塔尼河距以色列边界仅4至5公里。该组织认为，这样的距离在战略上“难以防守”。

他们的解决方案是，通过吞并和建立犹太人定居点来获得“战略纵深”，参考的是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高地。

伊斯梅尔警告，不应轻视这一运动。他对《新阿拉伯人报》表示：“尽管目前成员和支持者不多，但不能低估其潜在影响。”

他说，以色列的定居者运动在早期阶段同样规模不大，但最终扩展为覆盖约旦河西岸的政治和定居项目。

此外，这一主张的历史可追溯到以色列建国时期，早期的武装派别和团体曾在领土边界讨论中提出将边界延伸至利塔尼河的设想。

因此，向黎巴嫩南部扩张的野心并非当下局势的产物，而是历史上多次出现的议题。这次，乌里·察丰再次以宗教、历史、地理和安全等框架激活这一主张。

安全、历史与宗教交织

另一位以色列事务专家哈桑·希贾齐指出，不应简单地将乌里·察丰纳入以色列与舍巴阿农场或库法尔舒巴丘陵的长期争议中，也不能将其与约旦河西岸或叙利亚领土的运动混为一谈。

他对《新阿拉伯人报》表示：“乌里·察丰的特别之处在于其明确的议程和组织化的政治及媒体活动，在社交媒体上有明显的存在，其成员进行的是系统化的实地和媒体行动，而非零散的主张。”

希贾齐强调，该组织的动员不仅限于安全议题，还包含宗教色彩：乌里·察丰引用拿弗他利、亚设和玛拿西等支派，声称这些支派曾居住在黎巴嫩海岸和杰贝勒阿迈勒部分地区。

该组织还引用黎波里和贝鲁特历史上存在的犹太人社群，作为其所谓这片土地与“被拣选的民族”相连的证据。

希贾齐说：“乌里·察丰不仅是一个政治运动，也不仅是一个意识形态口号。它是一个定居者运动，明确目标是在黎巴嫩土地上建立定居点。”

2024年12月，乌里·察丰运动的以色列定居者曾出现在黎巴嫩南部迈龙阿拉斯，举着写有“黎巴嫩是我们的”希伯来语标语。

从帐篷试探到军方保护

这一运动在地面上的存在逐步扩大。希贾齐回忆起2023年战争期间的首次越界行动。当时，少数成员进入黎巴嫩境内数公里并搭起帐篷，随后被以色列军队带离。

之后，人数增加到大约15人，他们在瓦扎尼和盖杰尔一带停留了约5个小时。希贾齐特别指出，这次他们不是被军方驱离，而是在军方保护下活动。

他认为，这几乎是在重演约旦河西岸的剧本：“这正是约旦河西岸定居者运动采用的模式——先以有限方式展开实地行动，随后逐步发展为前哨点，最终将这种现实固定在地面上。”

他还提到，“山顶青年”这样的团体实际上是定居行动的先遣力量，先让这种存在常态化，再由国家出面将其合法化。

伊斯梅尔认为，这一运动在高层也有政治掩护。他指出，包括持强硬保守立场的部长贝扎莱勒·斯莫特里赫和伊塔马尔·本-格维尔在内的一些部长，曾对与该组织诉求重叠的立场表示同情，一些以色列议会议员还出席过其会议。

希贾齐还提到制度层面的支撑。他说，以色列右翼“从被占领土内部以及美国的社会和资金网络中获得支持，这些网络与资助定居活动的协会和政党相连”，因此应将乌里·察丰视为更广泛右翼定居项目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孤立的边缘团体。

无论是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戈兰高地还是加沙，小规模、受意识形态驱动的定居者团体，往往总是早于国家正式定居政策数年甚至数十年出现。

从缓冲区到吞并

政治分析人士穆罕默德·哈米亚提到一个象征性的事件：2024年末，以色列考古学家泽耶夫·埃利希在戈兰尼旅参谋长约阿夫·亚罗姆上校陪同下，前往黎巴嫩南部沙马镇一处城堡。

以色列将该地点认定为“先知西门之墓”。在这次访问中，埃利希与两名以色列士兵在真主党发动的伏击中身亡。

哈米亚认为，这次访问并非简单的旅游，而是为日后可能用来论证定居项目的历史和思想铺路，与定居者和拉比进入黎巴嫩边境地区的行动相互呼应。

哈米亚将乌里·察丰置于10月7日之后更广泛的以色列战略框架中考察。他提到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2025年的一份文件，该文件主张阻止真主党恢复实力；在加沙问题上，则主张维持“全面安全控制”，以防哈马斯重建能力。

在他看来，过去仅以安全理由辩护的缓冲区，如今正被重新用作“重新塑造边界人口格局和地理格局”的工具。

哈米亚梳理出黎巴嫩方向上一条刻意推进的路径：先打击，再警告，再大规模驱逐，然后占领并摧毁生存条件，再通过蓄意杀戮和围困阻止居民返回，最后在合适的政治和军事条件出现后，将吞并体现在地图上。

他指出，吞并有时发生在定居之后，如被占领的戈兰高地；有时则先于定居，如约旦河西岸，目前那里已经流传着多种吞并方案。

他还提到一个以色列旧概念，即“青年战斗定居点”。这一模式仿照本-古里安时代的纳哈尔前哨点。纳哈尔前哨点于1948年设立，名义上是偏远地区的农业据点，但实际上把士兵、农民和边境定居者合而为一，使定居点本身成为防御体系的一部分，而不只是普通平民社区。

哈米亚认为，加沙边境地带和北部社区的失败——这些社区“老化”、逐渐脱离军事功能，并在战争爆发时被放弃——促使规划者重新转向武装边境定居点，在这种设想中，平民存在本身就是防御工具。

他还说，以色列战略学说在面对既有失败时，通常不会走向放弃，而是转向重新表述，寻找新的地理空间来继续实施。

这三位分析人士都没有把乌里·察丰视为无足轻重的边缘现象。他们描绘出同一条轨迹：从戈兰高地到加沙，再到约旦河西岸，那些规模不大、却受强烈意识形态驱动的团体，往往总是先于国家正式定居政策数年甚至数十年出现。

以色列外交部悄然删除的那张地图，已经从网站上消失。但地图背后的主张，并没有消失。

作者：阿里·阿瓦达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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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处：Uri Tzafon: The Israeli settlers mapping a future in south Leban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