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1990年8月25日，新中国最后一起驾机叛逃事件发生。
空军飞行员王宝玉，驾驶歼‑6战机叛逃苏联。
出逃之前，王宝玉心里抱有幻想。
他以为到了苏联，就会受到隆重接待，过上富足的新生活。
现实却和他的预想完全相反。
战机落地之后，将近三个小时，没有官方人员前来对接。
好不容易等到苏方人员到场，对方脸上看不到半点欢迎，只剩下满心恼火。
当天中午12点45分，战机降落在苏联克涅维契军用机场。
他原本打算降落在更近的乌格洛沃耶机场。
飞到上空才发现，跑道正在维修，根本无法着陆。
长时间超低空飞行，消耗了大量燃油，战机油量已经告急。
他只能临时更改航线，在这座轰炸机专用机场强行降落。
战机停稳，现场没有登机梯，王宝玉没法下飞机。
他只能掀开座舱盖，在机内等候。
十多分钟后，一名苏联巡逻士兵发现了这架陌生战机。
王宝玉主动挥手示意。
士兵看清座舱里的中国空军制服，转身立刻跑回营房上报。
普通士兵无权处理跨境叛逃这类重大事件。
消息从连队传到场站，再上报到远东军区。
层层上报，耗费了不少时间。
等到苏军军官带队赶到停机坪，距离落地已经过去近三小时。
苏军军官了解全部经过之后，十分恼火。
当时苏联对外宣传，远东防空体系十分严密。
一架外国战机突破边境，直接降落在军用机场，没有被提前拦截。
消息一旦外泄，大批执勤人员都要被追责。
1989年，中苏关系刚刚恢复正常，多项合作正在推进。
苏方不想因为一名叛逃飞行员，破坏来之不易的外交局面。
王宝玉对苏军军官提出诉求：“我希望你们协助我，送我去美国申请政治避难。”
苏军军官脸色沉下来：“你这是平白给我们制造巨大的外交麻烦。”
王宝玉走上叛逃这条路，是性格和现实处境共同造成的。
1962年，王宝玉出生在山东青岛。
1980年，他通过招飞入伍。
航校时期，他是同期学员中的尖子，技术和理论功底扎实。
进入部队，也被当作后备骨干重点培养。
但他为人自负孤僻，不爱和战友相处。
战友主动交流技术，组织集体活动，常会被他冷言嘲讽。
他忽视了飞行员必须依靠团队协作的客观要求。
入伍十年，飞行能力不断提高，他却始终没有得到提干。
他不从自身找问题，认定是领导刻意打压自己。
部队领导多次找他谈话劝导：“你的飞行技术没话说，但思想和集体意识短板明显，必须尽快改正。”
王宝玉听不进劝告。看着战友陆续晋升，他的心态慢慢失衡。
事业不顺，家庭关系也出现裂痕。
妻子随军，工作地点离驻地较远，两人只能周末相聚。
王宝玉去找老团长，申请岗位调动。
团长直接回绝：“部队调动有严格制度，不能搞特殊，你安心搞好训练就行。”
被拒绝后，王宝玉心生不满，回家无端猜忌妻子，夫妻争吵不断。
争执的时候妻子对他说：“你没本事改变现状，就只会回家欺负家人。”
这句话加重了他的心理负担。
他私下接触境外读物与广播，对国外生活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
1990年5月，妻子回青岛待产，部队批给他两个月疗养假，希望他调整状态。
脱离部队约束后，王宝玉下定了叛逃的决心。
归队之后，他刻意伪装自己。
训练表现积极，主动找领导做检讨：“我以前思想偏激，以后一定踏实训练、好好工作。”
所有人都以为他已经转变。
领导甚至计划优先给他申报提干名额。
没人知道这全是伪装。
他借着训练机会测算航线，搜集苏联机场与气象资料，把叛逃计划安排妥当。
他选择低空训练出逃，依靠超低空飞行躲避雷达侦察。
1990年8月26日，中苏两国外长紧急磋商，快速达成引渡协议。
苏方决定遣返王宝玉，向中方释放友好信号。
苏方人员欺骗王宝玉：“我们带你转移安置，为了保密，路上需要蒙上眼睛。”
王宝玉没有怀疑，乖乖戴上眼罩。
飞机落地，眼罩被摘下。
眼前站着的，是中国军人。王宝玉浑身瘫软，说不出一句话。
回国后，王宝玉被开除党籍、军籍。
空军军事法院以背叛祖国罪，判处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时的偏执自私，背弃家国，最终换来沉重的法律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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