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回应艾滋病检测结果不得告知配偶：目前全国性法律及行政法规对此尚无明确规定

律师回应艾滋病检测结果不得告知配偶：目前全国性法律及行政法规对此尚无明确规定

隐私权还是健康权？艾滋病检测结果“不得告知配偶”引热议，律师：全国性法律尚无明确规定

“为保护艾滋病患者隐私，请本院医生严格遵守我国法律法规。不得将艾滋病检测结果告知其配偶以及家属。”

近日，一张网传截图让“艾滋病检测结果不得告知配偶”的话题冲上热搜。截图内容显示，某医疗机构要求医生严守患者隐私，不得将艾滋病检测结果告知配偶及家属。

这一规定迅速引发网友热议。有人支持保护患者隐私，也有人质疑：配偶的健康权难道不比患者的隐私权更重要吗？

律师解读：全国性法律确实未赋予医院告知配偶的权利

针对公众的疑问，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张建齐律师作出了专业解读。

张律师表示，根据现行《艾滋病防治条例》，医疗机构及相关知情方在未经患者本人同意的情况下，负有保密义务，不得向外界披露其感染状况。与此同时，条例第三十九条明确要求感染者本人应主动将感染情况告知其配偶，这是对感染者自身设定的法定义务。

那么，当医院发现患者感染艾滋病而患者本人拒不履行告知义务时，医院该怎么办？

张律师的回答干脆利落：目前全国性法律及行政法规对此尚无明确规定，并未赋予医院主动告知配偶的权利。相反，条例对医院的保密责任作出了严格约束——未经患者同意，医院须为之保守秘密，不得擅自告知他人。

这意味着，从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角度看，医院现阶段并不承担向患者配偶主动告知的法律义务。

更值得关注的是，即便因未及时告知而导致患者配偶最终被感染，该配偶也难以就此向医院主张赔偿。张律师解释，这是由于现行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或规章尚未明确赋予医院此项告知义务。

婚检医生的两难：告诉，可能被停职；不告诉，眼睁睁看着悲剧发生

法律上的模糊地带，让一线医生陷入了真实的困境。

北京海淀区妇幼保健院体检科主任王慧禹从业18年，多次遇到类似情况。他曾接诊一位在婚检复核中确诊HIV阳性的年轻人。得知结果后，这位年轻人瞬间崩溃，在诊室号啕大哭：

“我不想让她知道，我怕失去她，怕她瞧不起我，我还是希望能过正常人的婚姻生活……”

王慧禹心里充满担忧——他的未婚妻已经处在感染HIV的风险之中。但医生能做的非常有限。他和同事只能从人性良知、爱情责任的角度去引导，劝说对方主动告知。至于后续，医生不便追访，也无从得知。

“在这种情况下，医生能做的非常少。”

另一名北京三甲医院体检科医生李志明也坦言，“平均2～3年就会有一例重大疾病的患者”。不经过患者同意，出于隐私保护，他不能告知另一方，系统也有保密限制。“之前甚至有患者威胁他‘如果说出去就要自杀’。”

更令人无奈的是，医生无论选择告知还是不告知，都可能付出代价。

有妇产科主治医生在社交平台分享了一个真实案例：一名女性在婚检中查出HIV阳性，要求医生对未婚夫保密。医生尊重患者隐私，按规定仅上报了当地疾控中心。结果男方不幸被感染，愤怒之下将医生投诉至卫健委，医生被停职处理。

而另一个案例中，医生选择主动告知对方，结果双方未结婚，女方持续投诉，医生被停职三个月，之后辞职。

告知，被停职；不告知，也被停职。 医生无论怎么做，都可能面临职业风险。正如有评论所言，“当医生遵循法律保护患者隐私，却眼睁睁看着另一条生命坠入深渊，这场伦理与法律的撕裂正吞噬着婚检制度的公信力”。

法律冲突：隐私权与健康权的激烈碰撞

这种困境的根源，在于多部法律之间的内在冲突。

一方面，隐私权受到严格保护。《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二十六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对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保密。《医师法》也强调保护患者隐私，其第五十六条规定，泄露患者隐私或者个人信息的，情节严重的，可责令暂停执业甚至吊销医师执业证书。《艾滋病防治条例》第三十九条更是明确：未经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公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的相关信息。

另一方面，配偶的健康权同样不容忽视。艾滋病病毒可通过性接触传播，感染者很可能感染与其生活在一起的配偶。这就形成了艾滋病患者隐私权与他人健康权的直接冲突。

有学者指出，法律的实质是公平正义。当两种权利发生冲突时，不仅要找到有利于保护某项权利的条文，也要找出例外和有利于保护相对权利的法律条文。

《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三条明确把“法律另有规定或权利人同意”作为隐私权保护的例外。《母婴保健法》第九条规定，对患指定传染病在传染期内的，医师应当提出医学意见。而艾滋病恰恰属于“指定传染病”。

上海法治报的一篇评论指出：“如果医学意见仅仅交给一方，且假定该方不通知另一方，那法律规定的‘应当暂缓结婚’的法律强制性要求就会成为一纸空文”。

地方先行：云南、广西等地已率先突破

在国家层面法律尚未明确的情况下，部分地方已经迈出了步伐。

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新版《云南省艾滋病防治条例》明确规定：感染者和病人应当将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事实及时告知其配偶或者性伴侣。本人不告知的，医疗卫生机构有权告知。

广西也出台了类似规定。两地均将艾滋病检测纳入婚检必检项目，如果感染方在得知病情一个月后还未主动告知配偶，医疗机构有权直接告知。

云南的条例还规定，感染者不及时告知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这一规定被解读为更侧重保护伴侣的知情权。

此外，2023年3月1日起，凉山彝族自治州也实施了类似规定：感染者在得知阳性结果后应当一个月内告知配偶，不告知或委托告知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有权告知。

但地方立法并非没有争议。有观点认为，云南条例中“医疗机构有权告知”的规定，可能与上位法《艾滋病防治条例》中“未经本人同意不得公开”的规定存在冲突。不过，依据《立法法》第八十条，地方人大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

全国人大代表呼吁修法：建立科学的配偶告知制度

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疾控局副局长刘晓青提出了修订《艾滋病防治条例》的建议。

她建议明确感染者在确诊后1个月内负有告知配偶的法定义务，并建立相应责任追究机制。医疗卫生机构在确证阳性时，应进行书面签字告知，明确其告知义务。对于逾期未履行告知义务者，疾控或医疗机构有权将其感染情况告知配偶。对恶意隐瞒造成传播的，除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外，还应追究相应责任。

这一建议获得了广泛支持，但也有声音提出疑问：如何平衡隐私保护与告知义务？告知的具体程序和时限如何设定？

“告知与不告知都会面临心理和道德拷问”

回到热搜事件本身。有网友发帖称，“为保护艾滋病患者隐私，请本院医生严格遵守我国法律法规。不得将艾滋病检测结果告知其配偶以及家属”。但正如一位婚检医生所言：“告知与不告知都会面临心理和道德拷问”。

张建齐律师强调，当前在全国立法层面需进行配套完善。医院是否应将感染情况告知患者配偶，须以当地有效的法规或规章为依据。若地方无相关规定，医院仍须严守患者隐私，不得主动披露。反之，若地方性法规明确要求告知，则医院应按规定执行，否则将构成违规。

当感染者的隐私权与配偶的健康权发生冲突，法律的天平究竟该向哪一方倾斜？ 目前，这道题还没有全国统一的答案。但越来越多的声音呼吁：配偶的生命健康，不该成为隐私保护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