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被叛徒出卖牺牲，44年后，真正的叛徒身份才被曝光

1935年夏，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灵魂人物之一瞿秋白，遭到叛徒出卖后牺牲。

他牺牲后，关于谁出卖了他的猜测有种种说法，但真正的叛徒，直到44年后才揭晓。

到底是谁出卖了瞿秋白？此人的身份又是如何揭晓的？

书香才子

1899年初冬，瞿秋白出生于江苏常州的一个书香门第。

瞿秋白的父亲瞿世玮，虽不擅营家业，却风雅脱俗，精通琴棋书画，医道剑术亦略有涉猎。

母亲金璇出身宦门之家，自小吟诗作赋，耳濡目染之下，秋白尚在襁褓之中，便浸润在诗书礼仪的氛围里。

但父亲生性疏懒，对营生毫无兴趣，一家六口人竟需常年仰赖在浙江为官的伯父瞿世琥接济度日。

生活的拮据，在那个寒酸又礼教森严的年代，悄悄剥夺着这个书香家庭的体面与尊严。

秋白五岁那年，便被送入私塾读书，他写得一手好字，先生常以他的作业示范同窗。

一篇《山中访友》，既有童趣亦带几分灵气，被老师拿去校长室展示，连一向苛刻的校长也破例给了加分。

1911年，辛亥革命的浪潮席卷而来，风雨欲来的时代，给这位少年种下了理想的种子。

彼时的常州府中学堂校长屠元博，是一位坚定的革命派，他在课堂上不再拘泥于八股诗书，而是讲述时局、民族危亡与未来的希望。

瞿秋白听得如痴如醉，他的眼界被大大打开，脑海中第一次涌现出“国家”、“民族”、“责任”这样的字眼。

但伯父弃官归隐杭州，家中唯一的经济来源戛然而止，瞿家顿时陷入彻底的困顿。

全家人被迫搬进祖祠一角，靠典当衣物和亲友接济维持生活，连基本的学费也成了奢望。

1915年，为了不拖累家中，秋白含泪辍学，他没有抱怨，也没有沉沦，而是选择自食其力，到乡间小学教书。

1916年春，他离开常州，前往汉口投奔亲戚，在表兄的支持下，他考入武昌外国语学校学习英文。

课余之时，他一边翻译文章补贴生活，一边深入研读西方哲学和社会理论。

他的枕边书从《莎士比亚全集》到《共产党宣言》，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感悟和批注。

转年，他只身北上，原想报考北京大学，却因缴不起学膳费而作罢。

无奈之下，他转而投考外交部的俄文专修馆，因“不要学费又有出身”，他终于获得了继续求学的机会。

他在北京的日子清贫至极，时常以馒头就凉水度日，但即使如此，他依旧坚持翻译俄国文学，旁听讲座，积极参与五四运动。

1919年6月，他因参加学生抗议活动被捕，短短几日的牢狱经历并未让他退缩，反而愈发坚定了他“以笔为刃”的信念。

出狱后，他加入了李大钊、张嵩年等人创办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从此走上了一条注定荆棘丛生的革命道路。

革命火种

1920年夏，瞿秋白接受《晨报》和《时事新报》的委托，作为特约通讯员赴苏俄采访。

在那个尚未从战火中恢复的陌生国度，他第一次真实地接触到了“革命”的全貌。

更令他激动的是，1921年，他在安德莱厅亲眼见到了列宁，短短几分钟，却让他感受到一种理想主义者才有的磁场。

他被列宁清晰有力的理论深深吸引，像找到了精神上的灯塔。

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期间，他担任中国班的翻译与助教，教授俄文与政治经济学。

他教过的学生中，有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等后来的中共骨干。

课堂之外，他积极翻译俄共文献、整理政治教材，已然成为苏俄与中国之间的桥梁。

1922年，瞿秋白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彼时的中国共产党尚处于萌芽状态，成员不过百人。

可他笃信：理想不在于人数多寡，而在于方向是否正确。

同年冬，面对莫斯科方面抛出的优厚工作邀请，他拒绝了，转身踏上归国的列车。

回国后的瞿秋白迅速投入革命宣传与理论研究工作，他主持《新青年》《前锋》《向导》等共产党机关刊物，用文字传播信仰，用思想击打麻木。

他翻译了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在刊物上连载，引发思想界震动。

与此同时，他也担任了上海大学的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将教学与革命结合起来，努力培养具有现代意识的青年才俊。

瞿秋白从不居高临下，他会亲自带学生去工厂、去贫民窟调查，用现实撞击他们的想象。他希望青年不仅读书，更懂社会——这是他教育理念的核心。

1924年，他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在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下，成为国共合作的关键推动者之一。

他常年奔走于广州与上海之间，既是理论家，也是谈判代表，是用思想构建现实的实践者。

他在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担任编辑，用笔杆子为工农发声，为民众争权益。

1925年，瞿秋白当选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他已从那个书香家庭走出的青年，成长为中国共产党早期不可或缺的灵魂人物。

“五卅惨案”后，他与陈独秀、刘少奇等人组织反帝大罢工，亲自写稿、演讲、筹资，正是这些火种，在往后漫长的岁月中，燃起了中国革命滚滚不息的燎原之势。

风雨突围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的瑞金城里，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转移正悄然进行。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主力部队，在国民党第五次“围剿”下，忍痛放弃经营多年的根据地，开始举世闻名的长征。

而在这场浩荡迁徙的行列之外，瞿秋白却因为重病被留在了即将风雨飘摇的瑞金。

他曾三次向组织提出随队长征的请求，但组织基于对其身体状况的考虑，再三权衡后，最终还是决定让他留守，负责协助游击部队牵制敌军，掩护中央红军突围。

不久，他带着病体，被安排在福建长汀一带，与何叔衡、邓子恢、张亮等人组成一个小队，化整为零，准备分散突围。

他化名“林琪祥”，自称为医生，以民间游医的身份行走于山林之间，试图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

同行者张亮则伪装成商人妻子，周月林假扮护士，三人一路谨小慎微、昼伏夜行，力求避开敌人耳目。

转移之初一切顺利，他们日夜兼程，穿越敌占区，在恶劣的雨季中翻山越岭。

直到1935年2月24日清晨，一场骤雨如期而至，将原本疲惫不堪的队伍逼得暂避水口村一户农家。

为了避雨、进食、稍作休整，他们不得不在此地停留数小时，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短短的驻足，埋下了命运的祸根。

村外的山林中，地方武装的保安团早已埋伏，当晚，敌人突袭而至，整个小队四散突围。

邓子恢侥幸脱险，何叔衡英勇牺牲，瞿秋白则因身体孱弱，未能逃脱，被当场俘获。

被捕后，瞿秋白被押往长汀监狱，因其气质儒雅、言语沉稳，又随身携带金银财物和港币，敌人起初并未认出其真实身份。

他沿用“林琪祥”的身份，坚称自己是被红军强征的民间医生，曾在瑞金负责医疗和文书工作。

敌人疑心渐重，却苦无证据，监狱方面开始着手核查其身份，要求他写信给“上海的朋友”，验证来历。

于是他寄信给鲁迅等人，请他们以“林琪祥朋友”的身份提供铺保营救。

在这期间，他拒不交代任何党组织信息，未供出一个同志名字，表现出一个革命者应有的沉着与果敢。

一时间，监狱方面举棋不定，甚至一度考虑“放人”，就在此时，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成的妻子徐氏被捕。

她曾在瞿秋白抵达汤屋时亲自接待，熟知其身份与行踪。

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她最终顶不住压力，供出“林琪祥”即是“瞿秋白”的秘密。

随后，国民党方面又安排了另一名叛徒郑大鹏在监狱暗中指认。

身份暴露，敌人再次施加酷刑，企图从他口中掏出更有价值的信息，可他仍旧咬定“林琪祥”的身份，哪怕事实已然揭晓，也未曾改口。

刑房之中，皮鞭、老虎凳、灌辣椒水轮番上阵，他始终不吭一声。

1935年6月18日清晨，福建罗汉岭，瞿秋白走上刑场，从容就义，年仅36岁。

真相揭开

瞿秋白牺牲后，关于他被捕的那段经过，始终未被外人知晓。

谁是那个关键时刻供出他身份的人？是有意背叛，还是无奈屈服？

多年间，关于“叛徒”的猜测与揣度不断，张亮与周月林，这两个曾陪伴瞿秋白突围的女性，在历史的重压之下，被质疑、被拷问。

那时，人们只知道三人一同被捕，瞿秋白牺牲，另外两人却生还。

特别是周月林，作为瞿秋白身边的红军干部，又长期活跃在组织工作一线，她的“平安归来”被有些人视作莫大的“反常”。

周月林一次次被问询，一次次交代，一次次撰写自述，她说自己从未出卖过同志，更不知瞿秋白的真实身份是如何暴露的。

可在那个讲究“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年代，这样的辩白在许多人眼中，不过是“狡辩”。

1950年代，她被判入狱，但由于没有关键证据，她只是被关押，一次次提审，并没有最终判决。

直到1979年，一位档案管理人员在翻阅历史资料时，偶然发现了一张旧报纸。

那是1935年由国民党第八师军部刊发的一则审讯笔录，标题赫然写着：“赤共闽省书记之妻投诚，供出匪魁瞿秋白之身份。”署名：徐氏。

报纸详细记载，徐氏在1935年春随丈夫行军途中被捕，因受不了敌人的酷刑审讯，最终供出了瞿秋白的真实身份。

她曾在长汀汤屋接待瞿秋白，对其面貌、身份一清二楚，供词明确指出：“林琪祥，即共产党高级头目瞿秋白。”

消息震动了正在重新调查此案的工作人员，调查组立即展开比对、核实，最终确认：正是徐氏的供词，引来了瞿秋白的身份暴露，也导致后续的审讯、指认与枪决。

至此，所有证据链条得以闭合，周月林的冤屈，也终于真相大白。

随后，法院立即启动复审程序，宣布周月林无罪，当庭撤销原判。

她的党员身份与干部待遇得以恢复，组织上为她办理了离休手续，并在多个场合公开为她平反昭雪。

这场迟到的正义，等了整整四十四年，此后，周月林选择归隐乡里，在丈夫的故乡安度晚年。

而那张泛黄的旧报纸，也被收进了国家档案馆，作为一个时代的见证，它不仅还原了历史的真相，更洗净了一个无辜灵魂的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