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在寒冬之后的……文学大逃亡

《文学大逃亡》，[德]乌维·维特施托克著，强朝晖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丨上海贝贝特，2026年2月出版，480页，79.00元

德国作家乌维·维特施托克（Uwe Wittstock）的《文学大逃亡》（Marseille 1940：Die Große Flucht der Literatur，2024；强朝晖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文学纪念碑丛书，2026年2月）是一部具有强烈的历史感、正义伦理和勇敢精神的纪实文学作品，在同类作品中具有纪念碑性质的意义。很少有这样的书，只要一读起来，就透不过气，但是仍然要追着读下去——完全是被八十多年前那股大逃亡的激流裹挟而去的感觉。全书几乎没有一句废话，所有出场的人物、情景、事件、对话都是与危机中的生命、人性和文学紧紧捆绑在一起。1940年夏天，德军大举入侵法国，巴黎沦陷，成千上万的艺术家、思想家和反抗者——他们大多是在纳粹上台后从德国、奥地利等国家涌向法国南部港口城市马赛。“文学大逃亡”的主角是这些被迫第二次逃亡的人群，同时也是英勇无畏地实施救援行动的一位勇敢的美国记者和他的同事。

谈到第二次逃亡，很自然就会想起维特施托克的《文学之冬：1933年，希特勒统治下的艺术家》（Februar 33: Der Winter der Literatur，2021，陈早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24年1月），原书名是“33年2月：文学之冬”。在这个时间分界线之前，魏玛共和制度之下的德国文艺界、知识界的空气还是相对比较自由的，文明的精神与法制是文艺创作的保障。纳粹上台之后，一切急转直下，文化专制主义的政策与极端民族主义思想急速地管控了德国的所有文艺舞台与言论媒体。维特施托克通过对一群作家、艺术家以及仇视他们的纳粹分子的观察，细致记录了发生在那个历史时刻的巨变。“诗的意志溃败于政治的狂热”，最早敏感于恐惧和深陷于绝望的是一群作家、诗人、艺术家。“这是德国文学的冬天，也是全世界寒夜的序幕”，这是本书的两句推荐语，或许更应该说这是文学史上至今仍然在世界的某个地方存在和冰封的寒冬。从1933年1月28日到3月15日，作者以几乎是日记体的文本刻写了发生在这个寒冬中的不应被忘却的一切。文人的忧虑、争议、恐惧，纳粹分子的迫害、逮捕，文学家和艺术家的逃亡和死亡，其中有托马斯·曼、埃尔泽·拉斯克-许勒、布莱希特、阿尔弗雷德·德布林、胡赫、乔治·格罗兹、亨利希·曼等魏玛时代众多著名文化人的遭遇与心灵创伤。作者以贴近人群、切入现场的观察与讲述不但使读者如同亲临其境，更重要的是使所有热爱文学的读者无法不想象自己在暴政降临之际，如何坚持对文学的热爱和作出自己的选择。

无论从时间、人物、事件和性质来看，《文学大逃亡》都是《文学之冬》的续编。维特施托克在《文学大逃亡》的“前言”中首先讲述了这个故事的缘起。1940年5月和6月间，德国国防军对法国发动进攻，七百万至一千万人被迫逃亡。逃难者中有数百名来自德国和奥地利的流亡者，他们是在1933年之后为逃离希特勒的统治远走他乡，并在法国得到庇护。但是现在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再一次抛下一切，要赶在步步逼近的德军之前，投奔到安全之地。《文学大逃亡》讲述的正是这场“二度”逃亡的故事。维特施托克说愿将此书献给所有当年在法国为生存而战的无名流亡者，他们当中有太多人以失败告终；同时也献给一群了不起的人，他们冒着莫大的风险，竭其所能帮助尽可能多的流亡者逃出法国，“这些人1940年在马赛为救助难民而彼此携手，在最无人道可言的岁月里，创造了一出最真实的人道主义范例。”（前言，i-ii）维特施托克在“后记”中也谈到写作这段历史的困难。一场八百万到一千万人大逃亡的历史，是极其宏大的历史场面。即便只是聚焦于从德国和奥地利逃亡到法国几年之后重新加入流亡者大军的那些人的故事，就足够复杂，没有一个条理清晰的叙述框架可以容纳。因此只能从一个个具体的人物和事例说起，但是这样做又担心会失去了历史的全貌（440页）。该书的叙事结构是在这段历史的全貌与个体的命运之间，有选择地讲述其中某些文化名人的逃亡故事。把这些故事合理地串起来的基本框架，是以事件和形势的变化为中心的时间。在地理空间上以法国马赛为中心，同时把欧洲、美国也穿插进来。从写作方法来说，作者强调“书中讲述的所有内容都有证据支撑，没有任何虚构。部分证据来自一些作家、剧作家、学者和艺术家的书信和日记、回忆录、自传以及访谈”（前言，i）。我注意到书中引用资料截止于2023年，可以说是尽力搜罗了最新的史料与相关研究成果。同时作者也坦率地指出，虽然严格忠实于书中人物对其逃亡经历的叙述，然而在法国的这段历史中的当事人为了保密和避免危险，往往没有对发生的事情详细记录下来。因此，许多内容都是战后补写的，有些甚至是在很久之后，肯定会有偏差和谬误。作者的处理方法是“在这种记忆出现矛盾的情况下，我通常会将那些在事件发生后不久记录下来的资料作为依据，而不是几十年后才写下的回忆”（后记，441页）。

1935年是本书讲述故事的“序幕”。大逃亡发生在1940年5月至1941年8月的法国，但是故事却要从1935年7月的柏林讲起。二十七岁的美国记者瓦里安·弗莱（Varian Mackey Fry）在7月15日晚上的柏林选帝侯大街亲眼目睹了一场反犹暴力事件，当天晚上他就写了特别报道发给《纽约时报》。他在哈佛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和朋友办了一份名为《猎犬与号角》的杂志，他表现出思想独立、有敏锐洞察力和叛逆的性格。这时他是纽约新闻界中最有前途的新人之一，即将担任《生活时代》周刊的主编。这次来德国柏林采访了很多人，他很清楚地看到希特勒的政治战略最终必将导致战争。尽管当时美国各大报纸都在报道纳粹的阅兵、军备扩张、逮捕浪潮和集中营，但是读者对此几乎没有什么反应。他希望回美国后要把《生活时代》变成一只警钟，让那些最麻木、最懒惰的美国人也能被唤醒（序幕，第3-4页）。7月16日，他在纳粹负责外国媒体的新闻办公室与其负责人面谈，令他震惊的是，对方竟然告诉他，暴力事件的起因是身穿便衣的冲锋队成员假扮犹太人引起事端，以此为蓄谋已久的迫害行动制造借口。他甚至提到了希特勒阵营中的激进派想通过大屠杀来解决犹太人问题。一位新闻发言人竟然敢向外国记者透露党内秘密，这是弗莱既始料不到，也无法知道其原因，只是想到必须要让美国读者知道这些信息（14页）。

1935年这一年值得关注的事件还有在巴黎召开的作家大会，来自世界各地的二百五十多位作家齐聚巴黎，包括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安德烈·纪德、利翁·福伊希特万格、安娜·西格斯、奥尔德斯·赫胥黎、安德烈·布勒东以及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等重要作家。会议目标是建立一个反抗纳粹的文化统一阵线，将众多政见不同的作家和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强大的反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抵抗联盟。会议是由亲莫斯科的作家提出来的，以至于有人怀疑背后目的是为苏联在知识分子中赢得良好声誉和更大影响力。这次大会中的许多作家后来也是在文学大逃亡中的重要人物。

1940年5月10日德军向法国发动进攻，14日法国广播电台的晚间新闻说所有在巴黎及周边的、十七至五十五岁的德国人、奥地利人和无国籍人士必须到指定的集合点报到，然后被送往拘留营。这就是“文学大逃亡”行动的真正起点，以后的故事就是那个因其在人类文化事业中做出各种贡献而备受关注的群体如何逃出拘留营、如何拿到外国签证、如何拿到离开法国的出境证明、如何不在旅途中被德国军队拦截，最后就是如何在危急关头转危为安或如何果敢地自己了断。在这一环扣一环的逃亡链条中，任何一点判断的失误或行动不当，都会导致灾难性的失败。从时间和空间来看，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从法国延伸到欧洲各国乃至跨过大西洋，发生在具体某个时空中的一段故事就是这链条上不可缺少的一环；从人类理性的角度来看，这逃亡链条中充满了荒谬的规定、野蛮的行为、官僚主义的傲慢与僵化、政治考量的视差和非理性的偏见；从人类天性来说，则充满了勇敢与懦弱、慷慨与自私、崇高与卑鄙的搏斗；最后回到文学的角度来看，无论是那些在逃亡路上写下来的篇章还是在日后的回忆，在这链条上写满了生与死、爱与恨、人性与兽性、幻想与现实、希望与绝望……都是镌刻在文学纪念碑上的关键词。

巴黎，1940年5月。汉娜-阿伦特和海因里希·布吕赫结婚四个月之后，5月14日布吕赫被召去巴黎郊区的布法罗体育场集中，准备送往拘留营；15日就轮到她了，无子女的德国和奥地利女人必须去埃菲尔铁塔附近的自行车比赛馆集中。指令很具体，每个拘留者自带两天的食物、餐具和一条毯子，行李不超过三十公斤。1933年阿伦特因为犹太人身份被迫出逃，纳粹上台后她的一些最好的朋友都突然表态支持纳粹上台和反犹政策，并且躲避她。她知道这些人不过是不想让自己的前途受到影响；而那些学历较低的朋友则没有出现这种情况（46页）。在巴黎，阿伦特找到一个帮助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社会工作者职位，同时她还保持对理论研究的兴趣，经常参加政治小组的讨论，和其他德国流亡者会面。在这里她遇到了海因里希·布吕赫，他曾经是德国共产党的支持者，如今更喜欢研究康德而不是马克思。另外她在这里还认识了文学评论家和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并成为好友。回到1940年的5月15日的冬赛馆，阿伦特在夜里听到德国飞机的轰鸣声和爆炸声。大约一周后，她们全部被送往位于比利牛斯山中的居尔斯拘留营。这一天，当大巴车拉着流亡者沿着塞纳河驶向里昂火车站的时候，很多人流下了眼泪，汉娜·阿伦特预感到这一走将是永别。“她热爱这座城市，但它最后留给她的只有痛苦。她在这里寻得的庇护，就这样被无情地肆意夺走。”（48页）阿伦特的逃亡故事就这样开始了，而且很有典型性：受纳粹反犹主义的迫害而逃亡到法国，在法国又经历了完全意料不到的遭遇：从受欢迎、庇护到突然被集中拘留、等待未知厄运的反转。

紧接着就是5月16日的纽约，瓦里安·弗莱接到德国左翼流亡记者、抵抗纳粹的勇敢分子保罗·哈根的一个紧急电话，随即见面并开始商量营救在法国的流亡者。从阿伦特到弗莱的镜头转换恰似好莱坞导演的惯用手法，但却是发生在历史时空中的真实事情。应该说这是整个救援法国逃亡者行动的正式开始，这位保罗·哈根是最早的发起者。三天以来哈根不断收到来自法国的消息，他非常了解纳粹攻占邻国后的所作所为：带着事先准备的名单展开大规模搜捕，送往集中营或当场处决。他也在法国生活过一段时间．知道在法国有数千名流亡者主要居住在巴黎和法国南部，几乎都是公开的纳粹敌人。他提到了很多弗莱也熟悉和喜爱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他们都意识到这批欧洲文化人正处在生命安危的紧急时刻，于是马上起草救援计划，并且立即把擅长筹款活动的哈罗德·奥拉姆也请来一起商量，马上要开始的是通过争取名人支持来向公众筹集救援费用（48-52页）。哈根所讲的正是在法国拘留营中很多人的真实危机。对于作家福伊希特万格来说，每一条有关法国战败的消息，都让他变得更加紧张。他是公开反对希特勒的最著名作家中的一个，在所有纳粹通缉名单上都排在前面。他不能在拘留营一直待下去，直到落入不断逼进的德军手中。那将成为盖世太保的节日，他要么被立即枪决，要么被送到集中营，绝不可能再活着出来（74-75页）。但是，哈根他们面对的美国公众并不关注发生在法国的事情。到了6月，德国军队占领巴黎之后，美国媒体开始以惊恐的心情关注那些流亡法国的反希特勒人士的命运。人道主义组织希望为这些人逃往美国提供施压。但是多数美国人并不愿与这场战争发生任何瓜葛，国务院也反对接收难民。6月22日，身在美国普林斯顿的托马斯·曼与弗莱一样对法国的局势感到极为惊恐。他听说德国人已经向法国提交了要引渡的流亡者名单，他最恐怖的希望是宁愿这些人被军方枪决，也不要遭受盖世太保的酷刑。前一天他在日记中写了一段话，认为法国已经没有未来，被纳粹占领之后，这个国家就彻底完了：“禁止思想，禁止说话，禁止写作，眼睛被挖出，舌头被割掉，[法国的]未来便是如此。”（110页）应该说，1940年的法国政府在历史上充满了不堪的记录。全法国有一百二十个拘留营，大约六万名被关押的平民在非人的环境下备受煎熬，卫生状况极其恶劣，医疗条件极差，死亡率居高不下，而拘留营管理人员却未采取任何措施对此加以改善。在居尔斯拘留营，每月大约有三百人死亡，随着寒冬来临，死亡人数还将进一步增加。法国的拘留营的关押条件已与纳粹集中营不相上下（318-319页）。法国媒体大肆煽动的反德情绪针对所有德国人，从希特勒的士兵到德国流亡者，后者一转眼变成了纳粹的暗中支持者，是为德军入侵铺平道路的人。虽然这些指控毫无根据，但不乏影响（96页）。拘押在拘留营的人群也非常复杂，甚至有不少是坚定的纳粹分子，他们在听到德军逼近的消息就自我感觉是胜利者，声称要自行抓捕那些在政治上有问题的人，一些人甚至敢于公然举起右臂行纳粹礼（93页）。

大多数流亡者都已涌向德占区以外的最大城市马赛。有传言说那里有轮船开往北非或者美国，没有证件也可以上船。人们都知道这不过是传言，然而眼下也没有什么比传言更值得相信。因此，1940年8月初的马赛市中心人满为患，几十万人中什么人都有：来自比利时和荷兰的难民，从敦刻尔克侥幸逃生的英国士兵，来自阿尔及利亚或印度支那的法国殖民地军队，系着丝绸绶带的摩洛哥人，戴着红色高帽的塞内加尔人以及戴着白帽子的外国雇佣兵，来自德国、奥地利、捷克、波兰、匈牙利的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犹太人、知识分子，以及逃离佛朗哥、墨索里尼、斯大林政府的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和苏联人。所有人都挤在这里，都在想方设法离开这个国家。在市中心，尤其是老港口和主要街道，警察昼夜不停地巡逻和突袭，对咖啡馆和旅馆随意搜查，没有护照或居留证者一律逮捕，关进监狱或送往集中营（167-168 页）。

以历史的后见之明来说，在德奥合并、希特勒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欧洲的战争危险已经很明显；在德法开战前一两年就坚决离开法国、甚至离开欧洲是最明智的，就如也有不少人在后来另一时空的战争结局来到之前就坚决选择离开一样。但是，历史的最大悲剧在于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有那种敏感的预计，即便是有所预计的人也不是都能下决心坚决离开，关键就是所预计到的将要来临的危险程度还是各有不同。而且各人的境遇、条件、能力、关系网络都不相同，在不到真正危险降临的关头往往难以下决心离开。

对于有些从德国逃亡到法国的文艺人士来说，要离开法国还有情感上的障碍。法国曾经热情欢迎这些逃离希特勒德国的文艺人士，很多人在这里找到了新的生活，并且身心愉快。福伊希特万格就是典型，他全身心地爱上了法国南部，尽情享受着这里神奇的风景、气候和阳光，尤其是海边别墅的生活。但是战争的到来在转瞬之间就改变了、摧毁了这一切。拘留营的恶劣环境、获得他国签证和离开法国的出境通行证的艰难使他们一夜之间陷入了生存困境（42页）。对亨利希·曼来说，一想到要离开欧洲这块代表着文化、理性和启蒙的大陆，内心便会痛苦不已。他写信给生活在普林斯顿的弟弟托马斯·曼，请他帮忙拿美国签证。但他只想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去美国，在他眼里，美国是一个赤裸裸、无节制的物质主义国度（97页）。

说到“文学大逃亡”，逃亡的究竟是什么文学？ 逃亡作家亨利希·曼1935年初夏完成了《亨利四世》第一部，他在小说中给这位睿智国王的对手赋予了一些显而易见的希特勒和戈培尔的特征，从而将这本书变成对纳粹的一次清算（16页）。作家韦尔弗的最新长篇小说《摩西山的四十天》讲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民族主义浪潮，正是这股浪潮最终导致了针对国内少数族群亚美尼亚人的种族灭绝。该书是历史叙事题材的一部杰作，笔触生动，情节跌宕，每个细节都事先经过认真调研。 1933年出版后，这本书迅速成为全球畅销书。评论家和读者将它视作对希特勒、墨索里尼以及舒施尼格之流法西斯统治者暴力行径的预见性警示（35-36页）。在大逃亡前两年，福伊希特万格正在潜心创作最新作品《流亡》，一部政治悬疑小说，内容是关于纳粹特务针对巴黎流亡者精心策划的一次间谍行动。他无论如何都不肯中断他的创作（42页）。福伊希特万格在面临最后关头的时候，还在想着他的还有十四部小说的写作计划；在已出版的作品中，他自己满意的有九部，从文学价值看大抵可以流传下去，于是自问：这能否称得上是一份令人无憾的人生成就呢？（103页）

1940年8月，安娜·西格斯在巴黎匆忙的逃亡中没有带走小说手稿《第七个十字架》，她的朋友因担心这份手稿落入纳粹手中而把它焚毁了。这是一部关于逃亡的小说，写的是七名囚犯逃离沃尔姆斯附近一座集中营的故事。七人逃出集中营后立马分头各自寻找安全之所。几天后，他们当中有六人被抓回处决。只有第七个人，一个名叫海斯勒的逃到国外。海斯勒的逃亡之路穿越了整个德国，路上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做出冷酷的道德选择。安娜·西格斯意识到，她通过这个故事成功揭示了某些特别的东西，歌颂了在血腥时代依然未泯的人性。前一年西格斯把七份手稿中的一份寄给莫斯科一家文学杂志社，已经启动了预印本的印刷。然而在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之后，印刷就此中断，手稿也不知去向。就这样，这七份手稿，一份被烧毁，六份散落在从莫斯科到纽约之间的不同地方。“她多么希望能有一份手稿获救，就像小说中七位逃亡者中的那一个一样。”（166页）很显然，逃亡中的作家与他（她）们的文学都具有逃亡与反抗的性质，都同样是值得镌刻在世界文学的纪念碑上。

1940年8月底，瓦里安·弗莱在马赛认识奥托-阿尔伯特·赫希曼，这是一位传奇人物。犹太人、在柏林长大，曾经加入社会主义工人青年团，希特勒上台后被迫立刻逃离德国，当时他才十八岁。他在巴黎进入一所法国著名的大学，两年后就拿到学位，然后转学到伦敦经济学院。在那里，他被认为很快就会成为一名出色的经济学家。但是，当国际纵队招募士兵反抗佛朗哥法西斯政权时，他毅然放弃学业去了西班牙。后来又在意大利加入了反墨索里尼抵抗小组，在此期间，他还在的里雅斯特大学拿了博士学位。希特勒向法国宣战后，他又加入了法国军队．在被德军很快打败后逃到了马赛。维特施托克说：“赫希曼是天才知识分子、抵抗战士和享乐主义者的惊人结合体。正是这一点让他成为弗莱的理想搭档。他那坚定的乐观主义精神是治疗弗莱抑郁情绪的良药，而且赫希曼还从他的意大利表兄那里学到很多地下工作的基本原则，对这些弗莱则一无所知。此外，赫希曼还可以阻止他采取草率行动，不然的话，他也许很快就会被警察发现。”（200页）几天之后，弗莱的工作已经无法离开赫希曼，他把赫希曼叫作“Beamish”（阳光男孩），将所有涉嫌违法的任务都交给他去办——赫希曼与城里的黑社会搭上了线，通过他们购买伪造护照，在黑市兑换美元，并为身临险境的逃亡者寻找藏身之处。而弗莱本人作为美国紧急救援委员会的代表，最好与这些事情没有关系（同上）。后来赫希曼1941年在美国参战后应征入伍，曾被派往北非和意大利作战。二战结束后，他成为负责为美国政府制定马歇尔计划的办公室的西欧处负责人。1952年，他调到世界银行，在哥伦比亚波哥大参与发展援助项目，为期四年。返回美国后先后在多所著名大学担任社会科学系教授，1970年发表的学术著作《退出、呼吁与忠诚》至今仍被视为宏观经济学领域的经典著作（431页）。作为读者，在这部《文学大逃亡》中与赫希曼相遇也是很让人感到兴奋的事情。杰里米·阿德尔曼在他的赫希曼传记中说：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他经常作为抵抗组织的秘密信使往返于巴黎和意大利之间，“在深夜疾驰的火车上，一个年轻人，携带着一只手提箱，里面装着孟德斯鸠的著作和换洗的袜子，暗格中则藏着非法的报纸和刊物；对于赫希曼来说，这个画面里隐含着许多东西”（杰里米·阿德尔曼《入世哲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奥德赛之旅》，贾拥民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188页）。弗莱和赫希曼有共同的思想倾向和勇敢精神，同样以知识分子的姿态积极参与危险的政治活动，同样没有屈从于某种党派政治及其意识形态。

瓦里安·弗莱无疑是《文学大逃亡》这部大片中的第一主角，他为一群德国文化名人的逃亡做出的贡献是充满人道主义精神与英雄气概的崇高行为。但是很令作者感到意外的是，尽管德国文化史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得益于弗莱及其团队的贡献，但他们在德国所得到的认可少得可怜。直到现在，如果想要通过德语出版物了解弗莱及其在马赛的“美国救助中心”的情况，都只能依靠瓦里安·弗莱《按需引渡》一书的德译本。出于某些从历史角度可以理解的原因，这本书的记述并不完整（441页）。更让人感到不解的是，即使在那些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弗莱的帮助而获救的德国作家的大量传记中，提及弗莱和他的“中心”的内容也很少超过一页的篇幅，而且在寥寥数语中也往往有很多谬误。在亨利希·曼等作家的自传中甚至对弗莱只字未提，仿佛弗莱等人为他们的逃亡提供帮助是一种分内的服务，这些人员的名字根本不值一提。直到今天，仍然没有一本瓦里安·弗莱的德文版传记（442页）。关于这段文学大逃亡的历史，美国迄今出版过两本关于弗莱的传记，一本是安迪·马里诺的《一个安静的美国人》（1999），另一本是希拉·伊森伯格的《我们自己的英雄》（2001）。关于弗莱工作背后的政治背景，政治学者安妮·克莱因（Anne Klein）在她的博士论文《1940-1942年的难民政策和难民援助》中做出了详细阐述（443页）。

在上面这段论述中，可以感受到作为德国作家和评论家的维特施托克对于弗莱在战后受到的冷遇有一种内疚之情。他在这里提到“德国文化史”，是因为这次救援行动使不少德国著名作家、艺术家和学者脱离险境，对于德语文化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继续取得的杰出成就有直接影响。同时他看到了在弗莱不仅有英勇的冒险精神，还有一种谦逊的品格，他说“弗莱的自传中有一个让我格外共情的地方，这就是，他从不让人觉得他是在讲述一位孤胆英雄的故事。他一再强调，一个人作为个体，在当时所能做到的事情是多么微不足道，受迫害者得以逃生的关键，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许多人默默无声的合作。这些人义无反顾，很多时候冒着生命危险，拒绝接受纳粹和其他法西斯分子所制定的那些令人作呕的法令和规定”（443页）。维特施托克对弗莱的敬佩与共情在他的写作中强烈地流露出来，同时他也一再表示，“本书提到的每个人的背后，都有成百上千个其他的个体，他们同样有权利被铭记。还有，书中提到的一些人物的命运，往往与其他未能在书中出现的人物的命运紧密相连，若将后者一并纳入叙事，这本书将永远无法收尾。”（440-441页）这是实情，也是任何一次写作都无法消除的遗憾。最后，维特施托克凭此书于2025年获得法国“抵抗运动行动委员会-法兰西记忆协会-解放勋章”的“抵抗运动文学奖”，这是该奖项1953年设立以来首次授予德国作家。联系到书中对于法国在1940年的不堪表现和书中的抵抗运动组织者在战后几乎被德国人遗忘的遭遇，这一奖项也可以看作是对当年英勇无畏的救援事业的迟来的致敬。

最后想说的是，在今天读这部《文学大逃亡》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那就是它带来一种令人恐惧的现实感和危机感。德国《时代》周报的评论是：“几乎没有哪个历史话题能像‘1940年的马赛’那样与我们当下如此贴切……在那里你可以详细了解沉默、机会主义与被错误理解的克制是如何促成粗蛮暴力的，以及面对专断统治保持尊严有多难。”英国《文学评论》同样认为“这部著作之所以既具现实意义又令人沮丧，在于世事竟未曾改变多少。时至今日，那些因受到迫害、种族歧视、死亡威胁而被迫逃亡的难民，所遭遇的国际社会之冷漠态度，与弗莱所处的时代别无二致”。这两段评论说得太真实也太沉痛了，“与我们当下如此贴切”“与弗莱所处的时代别无二致”，可惜的是恐怕有很多人对此并无感觉。应该从1940年的那段历史中回到当下的现实局势，不仅因为是国际社会对难民的冷漠态度，更严重和更复杂的是因难民问题而撕裂的现代文明观念与阵营，许多人虽然把人道主义挂在嘴边，但是在难民问题上却被“左”“右”意识形态与国家主义捆绑了头脑，轻易地抛弃了对生命与尊严承诺。欧洲近几十年来的难民问题的确使之不断陷入社会问题的困局，各种难民政策与管理措施的确应该重新检讨，但这绝不是可以抛弃人道主义原则、抛弃对生命与尊严的敬畏的理由。否则的话，文明、民主、自由的世界就与野蛮、专制、奴役的世界没有什么区别了。这正是1940年被困在法国的几十万难民和流亡者最感痛苦的问题，他们曾经是那样受到法国的欢迎与庇护，但是转眼之间就要重新走上流亡之路。这也是当年弗莱等美国政客和普通国民深感痛心的问题，因为目睹着民意中有一股对难民的恐惧与拒绝的思潮。如果弗莱在今天看到特朗普政府在难民问题上的所有作为，看到今天在美国出现的遣返者拘留营，不知会有什么感想。无论如何，从“文学之冬”到“文学大逃亡”，这段历史不应被遗忘；更重要的是，面对今天世界各地的动荡、苦难与人道主义危机，必须鼓起抗争的勇气，就像当年弗莱和他的同事那样。

李公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