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沛流离中的读书声：陈平原上海书展分享《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

2026年8月16日上午，上海书展期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上海图书馆共同主办的“颠沛流离中的读书声——《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增订版）》新书分享会”在上海图书馆东馆举行。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河南大学近现代中国研究院院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陈平原以新书《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增订版）》为切入点，回望抗战时期中国大学艰苦卓绝的内迁历程，并由大学迁徙谈到读书人的精神世界、师生之间的情谊以及一所大学对于一代人的塑造。

活动现场

《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初版出版至今已有十余年。此次增订版篇幅增加约一半，并更新了约三分之二的图片，同时新增“会思想的芦苇竟如此坚强”“烽烟不绝读书声”等内容以及七篇短文。陈平原表示，过去十年间，他到各地大学演讲，常常选择“抗战时期的中国大学”这一题目，并非因为其中有“特别大的突破”，而是因为这个故事中“隐含着激动人心的时代，还有那个时代的精神”。在他看来，重新谈论那些“融入历史深处的破破烂烂但精神抖擞的西南联大以及其他西迁大学”，始终具有特殊的意义。

从大学的迁徙，看战火中的中国教育

抗战时期，大批中国大学由东南沿海和北平、天津等地向西南、西北迁移。陈平原在书中选取十所大学，分别梳理其迁徙路线、办学经历及相关文献，希望由一个个具体的大学故事，呈现抗战时期中国大学的整体面貌。

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从长沙临时大学到昆明，师生分三路西行，其中一支由师生组成的步行团徒步穿越千山万水，成为西南联大历史上最富戏剧性的篇章之一。

陈平原同时特别提醒读者关注那些长期处于西南联大光环之外的大学。例如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等校组成，迁至西安后又转移至陕西城固，但仅仅三个月后便解散。陈平原曾专门前往相关遗址考察。他认为，研究西北联大既不能因为今天越来越受到关注，就将其不断“说得比西南联大还伟大”，也不能忽略其真实而复杂的历史处境。

中央大学的西迁则展现出另一种面貌。由于地处长江沿岸，加之校长罗家伦较早判断南京难以守住，中央大学提前开始筹划迁往重庆，不仅运送大量教学仪器和图书资料，甚至将医学院的解剖尸体、航空系的飞机等一并迁移。陈平原指出，在抗战时期迁徙的大学中，中央大学的教学资料保存得最为完整。

浙江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同济大学、河南大学、厦门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也都经历了各具特色的迁徙。有的不断转移，有的辗转多地，有的在相对安稳的环境中坚持教学。陈平原通过这些不同大学的路线与命运，呈现出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所经历的巨大动荡。

为了尽可能接近历史现场，他在书中大量采用当时留下的文献，而不是主要依靠几十年后的回忆。这些材料包括日记、书信、演讲等。因为在他看来，后来的回忆不可避免地知道了战争的结局，而1938年的昆明学生、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大学教师，并不知道未来究竟会怎样。只有回到当时的文字，才能真正体会他们面对未知未来时的苦闷、坚持与选择。

陈平原演讲

“不是逃难，而是一路弦歌不辍”

在陈平原看来，中国大学的大规模西迁，是世界教育史上值得高度重视的现象。全面抗战开始时，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有108所；战争结束时，学校数量反而增加到141所。在战争环境下，大学不仅没有整体消失，反而坚持办学、培养人才，并最终走过漫长的战争岁月。陈平原将这一过程概括为三个特点：组织上是集体搬迁，而非个人逃难；精神上不是单纯的逃亡，而是一路弦歌不辍；学术上也不是仓促应付，而是在艰苦条件下继续生产有思想的学问，培养学者乃至大学者，尤其是人文方面。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战时大学并没有把教育简单地变成临时性的战时训练。陈平原提到，当时一些大学校长坚持认为，年轻人固然可以走上前线，但大学仍应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最终形成的“战时如平时”理念，意味着大学不能因为战争而放弃长远的教育目标，而应尽可能保持原有的教学方向，为战后重建准备人才。

这种坚持也带来了令人惊叹的教育成果。陈平原谈到，杨振宁后来赴美国深造时曾认为，西南联大的水平与美国一流大学相比并不逊色。抗战期间教学设备大量损失，但教授们反而将更多精力投入本科生培养，由此形成了相当扎实的本科教育传统。大学没有因为战火而彻底转向短期、功利的目标，而是为未来保留了学术和教育的根基。

而大学西迁留下的影响，也并没有随着战争结束而消失。西南联大结束后，北大、清华、南开返回北平、天津，但联大师范学院留在昆明独立办学，成为今天云南师范大学的源头；西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则与北京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形成了历史联系。大学西迁因此不仅是一次空间意义上的迁徙，也将教育和知识的“种子”带到了原本高等教育相对薄弱的西南、西北地区。

从“大学史”进入“师生之间的人情”

此次分享中，陈平原并没有停留在大学校史和迁徙路线层面，而是进一步讲述了自己与西南联大的关系。

陈平原的几位老师——吴宏聪、王瑶、季镇淮——都与西南联大有着直接的联系。他由自己的老师谈到老师的老师，从一代代学者之间的师承关系，重新进入西南联大的日常生活。在他看来，理解西南联大，不能只看那些后来声名赫赫的教授，也不能只看宏大的历史叙事，更应该关注师生之间具体而细微的情谊。

他特别讲到闻一多、朱自清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清华研究所当年的空间很小，导师和学生每天坐在一张长桌两端读书、讨论。朱自清做事认真、严谨，闻一多则具有鲜明而热烈的个性；两人的性格虽然不同，却都非常关心学生。季镇淮家境贫寒，闻一多曾不断帮助他争取助教职位，使他能够继续完成学业；王瑶的学术论文，也曾得到闻一多、朱自清的认真指导。

这些故事让“西南联大”不再只是一个抽象的精神符号，而成为由具体的人、具体的课堂、具体的师生关系构成的大学生活。陈平原说，自己之所以要讲老师和老师的老师，正是希望通过这些人与人的关系来理解一所大学，也通过师生之间的学术传递与情感传递，理解大学精神何以能够延续。

在艰苦生活中获得另一种“学问”

在陈平原看来，抗战时期大学生所获得的，不只是课堂上的知识，还有一种来自生活本身的“学问”。

许多原本生活在北平、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青年，因为战争来到西南、西北，第一次真正面对中国广阔的土地，也第一次直接认识到中国社会的贫困与苦难。读书人的忧患意识与知识追求，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深刻联系。

同时，战争压缩了师生之间的生活距离。陈平原引用相关回忆说，西南联大的老师和学生生活范围很小，彼此之间步行不超过二十分钟便可以到达。师生共同生活、共同面对物质匮乏，也因此形成了更密切的交流。这种关系后来成为许多联大人一生难忘的大学记忆。

更值得回味的是，物质匮乏并没有必然导致精神匮乏。陈平原提到，何兆武曾回忆，自己一生最幸福的时光恰恰是西南联大时期。那时生活很穷，却因为对未来充满想象而拥有一种特殊的幸福感。这种“幸福”并不是对艰苦生活的美化，而是说明，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读书、求知、交友以及对未来的想象，依然能够构成青年人的精神生活。

重新聆听战火中的“读书声”

在分享会最后，陈平原再次回到“颠沛流离中的读书声”这一主题。在他看来，今天回望抗战时期的中国大学，不能只看到战争胜利后的结果，更应该努力进入当年人的处境。那些在战火中读书、教书、研究的人，并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够回到原来的城市，也不知道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他们所能做的，是在不确定的未来面前继续读书、继续教学、继续做学问。也正因为如此，大学西迁的意义并不只是“保存了多少图书、培养了多少人才”，更在于它显示了一种在危难中仍然坚持文化与教育的能力。中国大学在战火中迁徙，却没有停止思想；校园不断移动，读书声却没有中断。

十余年前，陈平原写作《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试图从大学史的角度保存这一段历史。十余年之后，增订版重版，他又意识到仍有一些问题需要继续追问：抗战时期共产党领导的教育体系如何纳入中国大学史的整体叙述？沦陷区大学及其青年学生应当如何理解？1931年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中国大学中已经出现的抗战思潮又该如何进入这一历史框架？这些问题，也构成他未来继续研究和写作的方向。

因此，这次新书分享并非一次简单的“西南联大故事重述”，而更像是一次从历史出发的再思考：当我们今天重新聆听那些穿越炮火、一路西迁的读书声，真正需要记住的，不只是某一所大学、某一位大师或某一段传奇，更是战争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大学、学问与未来的坚持。正如陈平原所说，抗战时期中国大学的大规模内迁，是人类教育史上少有的壮丽故事。它们在颠沛流离中保存了教育的火种，也为西南、西北留下了延续至今的读书种子。

《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增订版）》，陈平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6年4月出版。

澎湃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