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遐龄｜追思束景南先生并论宋明道学研究的启蒙意义

谢遐龄教授为束景南教授在复旦大学读书时的同窗。虽不在同一个院系，但二人常探讨学问，往来颇多。束教授先后在苏州大学、浙江大学教书，虽分隔两地，两位故交亦会在学术研讨会或学生答辩时交流思想，切磋学问。本文系谢遐龄教授在“从朱熹到王阳明：束景南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暨《阳明诗赋编年笺证》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谢教授既深情回忆了束教授读书时的往事，亦对束教授的著述进行了精当的点评和讲解。

发言中的谢遐龄教授

束景南，吾好友。《阳明大传》出第一版时，曾邀我赴杭州参加发布会，因议程变动未能成行，竟未有机会再见面矣。痛哉！束兄与我为改革开放之后首届研究生，1978年同自客居的南通考来。他读书刻苦勤奋，虽在中文系，硕士生在学三年间在《哲学研究》上发表论文两篇；我等哲学系研究生无一人在刊物上发文，故而得系主任胡曲园先生激赏，邀他到哲学系任教，却因当时政策（按配偶所在地分配工作）未果，老先生甚为惋惜。后来他到杭州任教，我在复旦大学中国哲学史博士点，因学生答辩，时有往来，君子之交也。

景南兄的学问我一向很钦佩。他硕士毕业离校十年出版的《朱子大传》轰动一时，后又出版阳明系列，与北京陈来双峰并峙，是当代宋明道学研究的权威。他们的成就，已经属于常识，在当今AI发达的条件下，上网一搜即知，无须赘述。我仅多说一句：两部大传（《朱子大传》《阳明大传》）、两部年谱长编（《朱熹年谱长编》《王阳明年谱长编》）恢宏巨制，当传世更为久远，泽被后学深厚。

从北宋张载、程氏兄弟、周敦颐开端的理学运动，是中国思想史的启蒙运动。汉代的儒学，以董仲舒为代表的观点是民者冥也，教化他们是训练向善。宋代则认定每个人的本性都已具备善根，教化是启发其觉醒。启蒙，意即启迪民众之蒙昧。朱子则是理学集大成者。理论核心有两个要点：一是天理，仁义礼知；二是人性，乃天理赋予人，人生而备有仁义礼知。这是打破孔子“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教条的理论依据。这个理论的核心表述是把《中庸》“天命之谓性”解读为上天把仁义礼知在人降生时禀赋给人，成为人的存在的组成部分。

汉儒论天道，沿孔子四时行百物生思路，仁义礼知内涵于五行；程朱把理从气中剥离出来独立存在，落实为人性。论天道还讲不大明白何以天有此道德性质（不过，用来讲宇宙大爆炸恰好合适）；论人性则相当便利。看大程子谈到发现天理一说时的自得语气，可以想见他们顿悟时必有深刻体验。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高光时刻。毫无疑问这是伟大的发现。然而，对我们这些现代人来说，很难认同人一出生就赋有完整的仁义礼知，那么，他们的学说伟大在何处？

这个称作天命之性的东西，又名天理、仁义礼知、被设想为每个人都同样具备的存在物。换句话说，既是个体性，又是普遍性，因而是社会整体的性质，或文明体之标志。天理意即至善，因而是文明体的核心价值。它既然是人的存在之组成部分，又并非自然存在、社会存在，因而揭示为又一重存在——可以称作文化存在。这就是说，宋儒天命之性学说，意义是对中华民族文化存在的发现。

何谓启蒙运动？当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存在达到自觉，并且把这样的觉醒推广向全体民众——既然每个人都生而具备仁义礼知，那么就都有觉醒的可能性，此其一；再者，所有的人具备同样的仁义礼知，完全自足，这就设定了人与人的平等。能与当代政治思想的预设接轨（这是理论体系中的结构成分——默认。至于实现情况，则有待开展），继承和发扬宋明儒者的启蒙遗产是我们研究宋明道学的使命。与此同时，也要突破其局限和纠正其谬误。

按现代知识，生而禀赋仁义礼知是不可能的。因此，程朱理学的基础，天命之性即仁义礼知的预设，不能成立。现代知识可以接受人之存在有仁义礼知之维，称之为人的文化存在，确认为程朱的伟大发现。要否定的仅仅是生而备有之义。

由此开始，宋明道学许多学说须作相应调整。如朱子未发之中的学说，作过多重解说，是困扰其一生的难题，最终未得圆满解释。王学兴起，确实有道学的内在动力。景南兄的《阳明大传》从多方面探讨了道学的内在脉络。在此仅以束景南八句教之说法为例，说明他的成就。此说颇遭质疑。以我浅见，景南兄之说于发明阳明学贡献甚大。四句教载于流传广泛的《传习录》版本，但却未传达王阳明对心体的新见解。早先阳明论心体，多认定为天理，盖心即理也。如此则心体为至善、纯善。而四句教称“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显然与前说不能协调。甚至有的学生改作“至善无恶是心之体”。怎样诠释“无善无恶”就成了重要论题。破解之入手处，或曰启发之端在知行合一。知行合一极难解释。如果把知解读为知识，包括对道德法则的知识，知行就不是合一的。但是如果按现象学解读，领会与操劳就是合一的。这就是说，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既开启了道学的现象学道路，也给我们提出一个新课题——王学于何时、又是怎样开辟出现象学思路的？总之，知行合一必须依现象学解读方顺，而《王阳明年谱长编》提供了极大便利。再看心体“无善无恶”说，则须追溯到孟子的良知良能学说。孟子的说法是：“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朱子注“良者，本然之善也”，且不论其正确抑或错误，至少是语义模糊。本然之善，指善体，抑或价值倾向？而赵岐注十分明确：“不学而能，性所自能。良，甚也。是人之所能甚也。知亦犹是能也。”戴震派的焦循赞同赵岐注“良，甚也”，展开曰：“良能犹言甚能，良知犹言甚知。甚能、甚知即最能、最知；最能、最知即知之最、能之最也。”（897、898页）赵注与焦氏正义悟及人的本能是分层次的，而良知良能是最底层的知与能。用现象学的话说，良知是最本己的能在（《存在与时间》第383页，“良知公开自身为操心的呼声……是向其最本己的能在被唤起的此在。”良知又是呼声，又是此在，也是“最本己的能在”。这个“最”义，赵岐已经领悟了，曰”甚”，而焦循把这层意思说透了。）。工夫论真正是现象学的。心体即此在。所谓“最本己的能在”，无非此在结构之最底层（如果说有这么个结构的话）；能在，意思是能这样，也能那样。能一切，但又未能出来，因而是空白，也即无（无善无恶）。这才是未发之中，孟子说的良知良能。龙溪用孔子的话称之为“空空”，甚有见地。可见，从心体即天理（心即理）到心体无善无恶，是个飞跃。阳明终究摆脱了朱子性即理的约束（心即理被性即理约束，仍然把看作现成物的天理预设为人生而备有的存在物），把道学提升到新的阶段。束景南论述八句教，强调龙溪的高明，深义在此。于是，性本善之义，并非心体生而具备仁义礼知之存在体，而是本性能善——既有知善恶的能力，也有行善的能力。虽然人们所行多为恶。

阳明论良知，先有“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又曰：“是非两字是个大规矩。巧处则存乎其人。”于孟子四端说独取是非之心，创意非凡（大程以仁为标志） 。又把是非归之于好恶。这是把情感确定为基础。孟子讲过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还讲过“理义悦我心犹刍豢悦我口”，深论好恶。董仲舒直截了当地宣称“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可养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揭示“善善恶恶”为人性层次之一。（孟子有含糊处，董子清晰明确。）阳明此说，直承前贤。只是语义尚有模糊，未把是非区分为“成败的”与“道德的”两种（做事失败，懊丧；做事不道德，愧疚。懊丧不是道德情感，愧疚才是道德情感）。而四句教解读得就明确：知善知恶的是良知，四句教又把愉悦情感作了区分——

【一六六】来书云：昔周茂叔每令伯淳寻仲尼、颜子乐处。敢问是乐也，与七情之乐同乎？否乎？……阳明答曰：乐是心之本体，虽不同于七情之乐，而亦不外于七情之乐﹔虽则圣贤别有真乐，而亦常人之所同有，但常人有之而不自知……

【二九二】问：“乐是心之本体，不知遇大故，于哀哭时，此乐还在否？”先生曰：“须是大哭一番了方乐，不哭便不乐矣；虽哭，此心安处即是乐也。本体未尝有动。”

从愉悦中区分出“心安”情感为道德的。详细说，乐（愉悦情感）是基底，心安是乐之一种，乃是道德情感。今人有说情本体的。阳明此说才真正是情本体。换成现象学语句，此在之在此也。

综上所述，一、程朱性即理标志了中国思想史的启蒙时代，天理二字辉耀中华民族精神世界至今。二、阳明心体无善无恶说开启儒学新发展阶段。这是束景南著作给我们的教示。以此追思景南兄。呜呼哀哉！

谢遐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