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创业史》创作的前前后后

1952年仲秋的一个黄昏，渭河岸边的王曲区灯光星点，刚到任的长安县委副书记柳青挽起裤腿，踩着泥水走进皇甫村。同行的区委书记孟维刚低声打趣：“柳书记，夜里可别被蚊子叮跑了。”柳青拍拍肩上的行囊，“不碍事，我打算在这儿多待几年。”没人料到，这一句看似随口的回应，会把中国当代农村题材创作推向新的高度。

柳青1916年7月生于陕北高原，当年“红高粱”尚未成为文学符号，他已在寒窑土炕上偷偷抄写鲁迅。1935年西安街头，他挥着胳膊高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从此把青春同革命系在一起；1938年又背着干粮，钻进太行山写下第一篇战地通讯。枪火与饥饿给他留下肺病，却也把他锻造成一位记事不忘、落笔如刀的汉子。

解放初期，长安的地名还叫“长安县”。柳青主动申请回到这片黄土地，目标很明确：写出“开天辟地的新农村”。可写作与生活，他更信后者，“不在土地里泡透，写不出泥土味。”他干脆辞去县委副书记，把家安在皇甫村常宁宫——当年是废旧庙，如今是书桌、炕头、稿纸与锄头的混合体。

就在常宁宫，互助组的雏形在他面前展开。春耕时节，梁生宝原型王家斌领着乡亲们抱团犁地，镐河岸边的稻浪一层压着一层。柳青蹲在田埂上，边抽旱烟边记笔记，偶尔插话：“这头耕牛入股怎么折价？”农民一句顶一万句，他越听越过瘾，干脆把白天的谈话全记下来，夜里摊开纸墨一点点揉进小说。

1953年冬，粮食统购统销运动紧锣密鼓。柳青写不下去，索性跟随工作组奔走高家湾、王莽，日行几十里，晚上打着煤油灯给老乡讲“社会发展史”。那年除夕他在日记里写下十六字：“风大，路硬，心热，笔愈硬；写作，与天斗。”这股子倔劲儿，后来熬出二十余万字的《稻地风波》初稿。

1954年初，皇甫村第一家初级社筹备。柳青白天帮着分猪仔、量地亩，晚上改稿。3月10日，胜利农业生产合作社揭牌，鞭炮声里他站在人群后，眼圈居然红了。回屋提笔，题下一行字：“新事物从泥土里冒芽。”这一年，他决定把书名改作《创业史》，意在写活从借犁到抱团、从互助到合作的全部艰辛。

从1955年到1959年，稿子改了四遍。那是一场与自己较劲的拉锯：上午采石灰修猪圈，下午揣几块煎饼坐在窑洞门口改稿。有人问他为何不用钢笔，他摇头：“毛笔写得慢，字一慢，心就沉。”慢，换来厚实。1959年10月3日，第一部终于定稿，他却把1.6万元稿费全投回王曲公社修砖瓦窑，“书写的是他们的日子，钱也该留给他们”。

小说面世，引来满城风雷。有人夸它“把关中方言写成了交响乐”，也有人嫌弃“太啰嗦”。柳青不争辩，只说：“写出一部书，就像把一棵树移进院子，让人见它开花结果。”他更在意第二部——写社员对土地关系变化的心理波动。他写到第二十五章，忽然赶上风云突变，“万马奔腾，笔墨不及”，草稿被迫搁下。

1967年初，“牛棚”里，柳青被戴上纸帽，胸前挂“黑作家”牌子。有人讥笑他：“你那本《创业史》还能写完？”他抬头，沙哑地说：“总有一天，还得写。”那年一场抄家，把厚厚手稿卷走，所幸王家斌悄悄托人捡回了几包碎稿，后又藏进炕洞，躲过噩运。老乡说：“柳书记，你的字咱替你守着。”

1972年，周总理对病榻上的作家捎来嘱托：“保重身体，写完《创业史》。”这一句话成了柳青活下去的药。他在氧气管下修改第一部，重写第二部第14章，自嘲“带着呼吸机也要种麦”。可是疾病终究夺走了时间。1978年6月13日，柳青在北京离世，留下二部未竟稿与厚厚札记。噩耗传到皇甫，王家斌站在麦田里，只说了一句：“柳书记的心一直跟咱一块儿。”

回想整整26万字的第一部，它写出了1953年至1955年间关中农民在互助组、初级社间的喜怒哀乐，也刻下了一个时代的底色：旧秩序瓦解，新秩序诞生。梁生宝、郭世富、余家大奶奶、金龙飞，一个个面孔迄今鲜活。文学评论家们谈技法、谈叙事视角，乡亲们却更简单：“书里有咱。”这种“有血有肉”的真实感，靠的不是想象，而是作家端着铁锹下地、同席分食、同炕取暖换来的。

值得一提的是，《创业史》还影响了一大批后来者。路遥在清涧挑灯夜读，合上书说“还可以再往下写”；陈忠实在白鹿原上放羊，手里攥着的也是这本书；贾平凹更干脆，把柳青称作“给我们扬起尘土的那个人”。他们后来各自写出了《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秦腔》，骨子里却都留着柳青的“泥土笔法”。

遗憾的是，四部本的全貌只留在作家脑海深处。2007年整理出版的《创业史》第二部残稿，虽仅十八章，也让读者窥见后续的风云：市场风浪、干部考验、农民心路，都已铺陈。但再往后该怎样发展，只有翻阅柳青遗稿的人可以想象。

有人问，《创业史》的生命力究竟在哪？或许正因它扎根在土地最深处，写透了“人怎么活”。今天走进皇甫村，中宫寺只剩一堵残墙，但当地老人还会指着那片旧墙说：“那年柳青把笔洗在这口井里。”历史就这样被记住了，既在书里，也在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