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我人生中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抽水马桶的冲水声有着生理性的恐惧。只要听到那种巨大的、旋转着将一切吞噬的水流声，我就会不自觉地心跳加速，甚至会感到窒息。
这不是什么娇气的毛病，而是我的身体替我记住了我来到这个世界时的第一场劫难。
二十五年前的一个冬夜，城南汽车站的公共厕所里，一个十九岁的女人在那里生下了我。没有医生，没有襁褓，甚至没有一丝迟疑，她扯断了脐带，把我扔在冰冷的瓷砖上，然后按下了冲水阀。
她试图用水流将我这个不该到来的麻烦冲走，或者至少，冲进那个肮脏的排污口里，眼不见为净。
水流漫过了我刚刚离开母体、还带着血污的身体。那是十二月的寒冬，刺骨的冷水带走了我身上仅有的温度。也许是求生的本能让我发出了微弱的啼哭，也许是我的命真的很大，汽车站打扫卫生的王阿姨刚好进来换垃圾袋。
她循着声音推开隔间的门，看到了那个在血水和污水中冻得发紫、连哭声都快要断绝的婴儿。
王阿姨脱下自己的棉衣把我裹住，一路狂奔到了附近的卫生院。医生说，哪怕再晚送来十分钟，或者那个冲水阀的水压再大一点，我都不可能活下来。我的亲生母亲，在按下冲水键的那一刻，是真的想要了我的命。
我在卫生院的保温箱里住了半个月，因为找不到亲生父母，按理说应该被送去福利院。但在这个时候，我的养父和养母出现了。
他们是镇上砖窑厂的工人，结婚十年一直没有孩子。听说卫生院有个差点被冲进下水道的女婴，陈淑芬拉着林大明就赶了过来。后来我的养母告诉我，她隔着保温箱的玻璃看到我的时候，我正挥舞着瘦小的拳头，睁着眼睛到处看。她当时心就化了，贴着玻璃掉眼泪，说这孩子命硬，我要带她回家。
他们办理了合法的收养手续，给我取名叫林夏。他们说，冬天太冷了，希望我以后的人生都能像夏天一样温暖。
我的养父是个粗人，常年在砖窑厂搬砖，双手全是厚厚的老茧，但只要一抱我，他就会刻意把手背在身后，用手臂托着我，生怕粗糙的手心刮破我的脸。养母则把所有的柔情都给了我，家里条件不好，她就把自己的旧衣服拆了，给我做软和的小棉袄，每天晚上把我搂在怀里，用她的体温给我暖脚。
他们从来没有隐瞒过我的身世。在我上小学的时候，镇上有些嘴碎的人会在背后指指点点，说我是个“厕所里捡来的野种”。有一次我哭着跑回家问我的养母，这是不是真的。
养母没有像电视剧里那样惊慌失措地掩饰，她拉着我的手，让我坐在她的腿上，平静地把当年的事情告诉了我。最后，她摸着我的头说：“夏夏，别人是父母没得选，只能生下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你是爸爸妈妈自己挑中的，你对我们来说，是最珍贵的宝贝。”
养父知道有人在背后嚼舌根后，那个平时老实巴交的男人，拎着一把铁锹直接走到了那个说闲话的邻居家门口，一铁锹拍碎了人家门前的破水缸。他红着眼睛吼道：“林夏是我林大明堂堂正正领养的闺女，上了我家户口本的！以后谁再敢对着我闺女放半个屁，我让他跟这个水缸一样！”
从那以后，镇上再也没人敢当着我的面说半句闲话。而我也在心里暗暗发誓，这辈子绝不辜负这对拼尽全力护着我的夫妻。我拼命读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高考那年，我考上了省里的重点大学。
为了供我读书，养父在砖窑厂每天多干三个小时的活，养母则去镇上的饭店给人洗碗。我大学四年，除了第一年的学费是他们给的，剩下的全靠我自己拿奖学金和做兼职。
毕业后，我留在省城进了一家外企，凭借着那股不服输的韧劲，二十五岁那年，我做到了部门主管的位置，薪水足够让我的养父母过上安稳的晚年。我贷款在老家县城给他们买了一套带电梯的两居室，把他们从那个漏风的平房里接了出来。
我以为我的人生就会这样按部就班地幸福下去，直到那个陌生号码打进我的手机。
那天我在公司刚开完会，接起电话，那头是一个略显苍老的女声。她小心翼翼地叫出了我的名字：“是林夏吗？”
得到我肯定的答复后，她沉默了几秒，然后用一种带着哭腔、却又透着某种理所当然的语气说：“夏夏，我是你妈妈。你亲生母亲，赵美兰。”
我的大脑有一瞬间的空白，随之而来的是一阵轻微的耳鸣。二十五年来，这个身份只存在于我的噩梦和派出所当年的卷宗里。我没有感到惊喜，也没有愤怒，只有一种荒谬的不真实感，她怎么会找到我？
后来我才知道，县城电视台做了一期关于老旧小区改造的节目，采访到了刚搬进新居的养父和养母，顺便夸赞了他们有个出息孝顺的女儿。赵美兰刚好在电视上看到了，她认出了养父，又通过多方打听，证实了我就是当年那个婴儿，最终拿到了我的电话。
我本想直接挂断电话，但她的一句话让我停住了手。她说：“夏夏，我快活不下去了，见一面吧，就当是全了我当年十月怀胎的苦劳。”
我答应了见面。不是为了相认，而是为了给自己这二十五年的一个心结，彻底画上句号。
见面的地点约在公司楼下的咖啡馆。我走进去的时候，一眼就看到了坐在角落里的女人。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老很多，头发花白，穿着一件款式过时的旧大衣，眼神里透着一股被生活磋磨过的精明与算计。
我在她对面坐下，她立刻局促地搓了搓手，眼眶迅速红了，盯着我的脸看个不停。“你长得真像我年轻的时候，尤其是这双眼睛……”她试图用血缘的纽带迅速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
我没有接话，只是招手叫来服务员，给她点了一杯热牛奶，给自己点了一杯冰美式。
“找我有什么事，直说吧。”我靠在椅背上，声音平稳得连我自己都有些惊讶。
赵美兰的眼泪落了下来，她开始向我倾诉她这些年的不易。当年她才十九岁，被一个外地打工的男人骗了感情，怀孕后男人跑了，她不敢告诉家里，只能偷偷用布条勒着肚子。临产那天，她本来想去医院，但走在半路实在忍不住，就在车站的厕所里生下了我。
“那时候我太害怕了，我还是个小姑娘啊，我自己都养不活自己，怎么养你？我不是故意要丢下你的，我是没办法……”她哭诉着，试图为当年的行为寻找合理的借口。
后来，她嫁给了一个比她大十岁的男人，生了个儿子。几年后男人病死，她一个人把儿子拉扯大。原本指望儿子养老，谁知道那个儿子沾上了赌博，把家里的房子抵押了不说，还欠了一屁股高利贷跑路了。要债的每天上门泼红漆，她实在无处可去，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铺垫了半个小时，她终于切入了正题。她擦了擦眼泪，用一种近乎哀求又带着点期盼的眼神看着我：“夏夏，妈现在是真的走投无路了。你现在混得这么好，又给你养父母买了房子，你能不能……也管管我？我不要大房子，你在你那个城市给我租个单间，每个月给我点生活费就行。我老了，干不动了，你不能眼睁睁看着我饿死啊，我毕竟给了你一条命啊。”
